五四春雷 闽燕惊飞
——五四运动中起飞的闽籍作家
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震惊世界，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五四运动即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是对民主与科学的向往与追求，其深远的影响至今尚存，其奋斗的目标至今也没有完成。作为这样一场伟大的历史运动，改变千千万万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当时在北京求学的闽籍青年学子为数不少，五四运动将其中的四位——谢婉莹、郑振铎、许地山和黄庐隐，推到了写作的道路上，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家。
弃医从文的冰心
对于五四当天的情景，冰心是这样回忆的：
在“五四”的头几天，我已经告假住在东交民巷德国医院，陪着我的二弟为杰——他得了猩红热后，耳部动了手术。“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送换洗的衣服，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白旗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个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集起游行的队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他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冰心：《回忆“五四”》，《人民日报》１９５９年５月８日
那时还没有作家冰心，只有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理化预科一年级学生谢婉莹。因为母亲多病，不能完全靠中医，但西医多为男性，就诊多有不便，所以，婉莹在贝满女子中学毕业后，为了将来给母亲看病，立志学医。
女工与亲戚对“五四”当天的描述，使谢婉莹一个晚上都处于激动之中，第二天便离开了医院，回到学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位于北京的灯市口佟府夹道，为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所办，谢婉莹一到学校，便感受到学生运动的热情。大家都不上课了，站在院子里面红耳赤地大声谈论、还有高年级的学生宣讲。协和女子大学很快成立了学生会，并且成为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成员，谢婉莹参加了联合会的宣传股，且选为文书。他们走上街头，贴标语，做宣传，或对市民演讲，鼓动罢课罢市。为了抵制日货，她们还制造些日用品，如文具、手绢之类，自用或上街叫卖。协和女大这个教会学校，被五四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的力量，冲破了往日修道院似的平静，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同学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见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劝说他们不要贩卖日货，讲着人民必须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地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的长安街，在破敝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人力车，请求大家捐些铜子，帮助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同学。”（冰心：《回忆“五四”》，《文艺论丛》1979年9月第8期）
对被捕学生的审判，安排在8月21日，谢婉莹作为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股一员，被派去旁听并作记录。那天是大律师刘崇佑替学生作辩护，法庭上座无虚席。刘律师讲得慷慨激昂，谢婉莹的前后左右，掌声四起。从法庭回来，宣传股长让参加旁听的同学，把听审的感想写下来，自己找个报纸发表，以扩大宣传。《21日听审的感想》很快写好，她鼓起了勇气寄给在北京《晨报》当编辑的表兄刘放园。4天之后，这篇文章以“女学生谢婉莹”的名字，发表在《晨报》的自由论坛栏上，成为她日后走向文坛的处女作。
这时，西方的各种思潮大量地涌进中国，北京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除了上街游行、宣传、在校上课，谢婉莹便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传递新思想新观念的杂志，从《新青年》到《新潮》，从《中国青年》到《语丝》，谢婉莹都看得入迷，并且在新思想与新观念的启发下，将自己平日所见所思的社会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两个家庭》表现的就是新旧家庭的矛盾与问题，谢婉莹这回用了一个叫“冰心”的笔名，寄给了表兄刘放园。几天之后，小说竟然在《晨报》上连载，父亲好奇地向女儿询问“冰心女士是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仅1919年便在《晨报》副刊上连续了小说《斯人独憔悴》《秋雨秋风愁煞人》《去国》《庄鸿的姊姊》等小说与散文，并且立即引起了评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从此，“冰心”这个作家诞生了，所以，冰心后来说，是五四运动的惊雷将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写作者“冰心”的出现，也就改变了谢婉莹最初的志向，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因为“手写滑”了，滑到了不可停止的状态，同时也因为学理科有许多实验要做，比如说生物解剖，因为常常上街搞宣传、开会，实验的课就缺了许多，这一类课程，缺了就很难自己补上。在这种情况下，冰心经得父母的同意，放弃了学医改为学文，在理化预科毕业后，报升了燕京大学文本科。由于冰心写作上的成绩，还跳了一级，成为国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冰心在这里发展得更快，大学毕业时的1923年，她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名作家誉满京华了。
自砸“铁饭碗”的郑振铎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郑振铎在北京就学，时为铁路管理学校的二年级学生。铁路管理在当时属新兴产业，更是国家的实业，选择这个学业自然具有实用与远见备兼。根据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衍回忆，五月三日晚召开的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参加的预备会上，有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代表，郑振铎当时是学校的活跃分子，五四之后一直是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代表，但郑振铎说，他没有出席五月三日晚的预备会，因而也就不知道也未能参加五月四日天安门前的集会与游行。由于铁路管理学校与赵家楼不远，他倒是看到了曹宅燃起的大火，在明了事情的真相后，马上回学校串联学生，成立了学生会组织，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场伟大的学生运动。
作为铁路管理学校学生代表的郑振铎，与他的几个好朋友，即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瞿秋白、耿济之，汇文大学学生代表瞿世英等，经常出席“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会议，商量和协调北京大专学校学生的罢课、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向全国各大城市呼吁声援等活动，他自己不仅参加会议，也组织活动，包括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等等，成为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五六月份，北京的学生运动越演越烈，上海等地的学生也进行声援，铁路管理学校为防学生进一步卷入学潮，提前至六月四日放假。郑振铎回到了温州的家乡，没有想到温州的各中等学校也成立了“学生联合救国会”，从北京回来的郑振铎，带回了五四运动的一线消息，很快便被邀请入盟，加入了家乡的爱国学生运动之中。
郑振铎于八月中旬回到北京，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日本军队在福州行凶打游行学生，随后还出动军舰以武力威胁的严重事件。在京的福建籍学生听到这个消息，无不义愤填膺，他们除了参加全市性的集会抗议外，还专门成立了“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郑振铎是这个联合会的积极分子，游行、演讲总是站在明显的地方，冰心也参加了集会、游行，她就是在集合中第一次认识郑振铎的，并成为好友。
五四时期的郑振铎，除了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之外，做得更多的是新文化运动中扎实的工作，即是编刊物、写作与组织文学社团，培养与锻炼了他的文学写作才能与编辑组织才能。从编《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正式出版），到编《人道》月刊（1920年8月创刊），再编《批评》半月刊（1920年10月创刊），与他的几个血气方刚、志同道合的同学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在课余之时起早贪黑地干，从组稿、约稿、编稿、校对、跑工厂等等，都亲手经过，还时不时地去找找李大钊、陈独秀、周启明等大教授，接受他们的教诲和指点。由于《新社会》主张创造一个“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信奉马克思的国家主义”，言论过激、迎合社会浮动之心，在办至19期后被北洋军阀以“主张反对政府”的罪名给查封了，出资方的经理被抓被关。保持《新社会》姿态的《人道》出到第二期也便难产。办刊、查处，对郑振铎来说，虽然并不顺利，似火的激情总被冷水浇灭，但也让他感受到刊物的力量与享受到编刊物的乐趣，并终生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
郑振铎不仅是刊物的编辑者，也是刊物的作者，他最早的一首很漂亮的诗歌，便是发表在《新社会》的第一期上：“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捐。／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这首诗歌后来有人谱曲，成为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爱唱的一支歌。郑振铎一手办刊物，一手则不停地写文章，政论、社会调查、随笔、小说等，样样都上，那个栏目需要稿子，他便写那一类的文章，起先在自己编的刊物上发表，继尔在别的刊物诸如《新中国》《晨报》《小说月报》上发表，其如《惊悸》《平凡地毁了一生》和《一个不幸的车夫》等，取材均来自现实的生活，成为他用小说表达对人生对社会看法的最初尝识。据统计，郑振铎仅在19期的《新社会》上，共发表了30多篇各类文章。
刊物的编辑者有时也是文学活动的组织者，郑振铎既编又写，且时常与一些活跃的作家、学者联络，由此，萌生了成立一个文学社团的想法。于是，他四出活动，首先联络了12位发起人，成立了五四时期第一个全国性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这12个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时仍为在校学生的郑振铎是个核心人物，北京的周作人自不必说，远在江苏的叶绍钧、上海的沈雁冰都由他出面联络，甚至还写了信，邀请鲁迅、郭沫若和田汉等人参加，鲁迅因为当时在教育部任职，不得在社会团体担任职务。福建的冰心与庐隐，也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提倡“为人生的文艺”与“血与泪的文学”，反对游戏与消遣的文学观。由于文学研究会接过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旗帜，影响很大，继北京之后，各地也纷纷成立了分会，而在北京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发展也很快，到了1924年已有131名。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１月４日上午，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茶室宣告成立，两个月后，也就是这年的春季，郑振铎结束了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生活，被分配至上海，成为南火车站见习站长。如果以常人常情而论，那时在铁路部门端上“铁饭碗”，是令人羡慕的事情，但郑振铎从北京来，五四运动与编刊物、写文章、组织社团，已经使他胸怀高远，岂是小小一份安稳的差事能拴住得他的心？抵沪不久，郑振铎便与《时事新报》的主编张东荪，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沈雁冰等取得了联系，于是，他自己砸了“铁饭碗”，跳入文化出版界，也于是，他的生命大放光彩！
“命命鸟”许地山
无论是谢婉莹还是郑振铎，虽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但都没有在五四那一天现身街头，只有许地山，这位从漳州考入燕京大学的归侨，却是走在了五四那一天大街的阴霾下。后来成了他的夫人、那天还是小姑娘的周俟松恰好站在北京的街头看热闹，在游行示威的洪流里，有位脸膛紫红、须长盈寸的“怪人”，举着旗子、呼着口号，从她的面前走过，这个镜头在她记忆中保留了整整一生。
许地山1915年离开缅甸后，曾在漳州一所中学任教，在经济情况有了好转之后，考入燕京大学。初入燕京大学的许地山被许多同学视为“怪人”，看作“傻子”，其怪有三：一是天天练习写钟鼎文（其实是梵文），二是天天总是穿着下缘毛边的灰布大褂，头发与胡须总是留得老长，三是吃窝头不吃菜而要蘸着糖。长相也怪，紫膛面孔，嘴巴总是张得老大，永远像是在笑。开始许多同学都看不惯，他便只好独往独来，有同学干脆赐他“许真人”。许地山与一般的同学不一样，经历丰富，知识渊博，1918年，是他将印度诗圣泰戈尔的《新月集》推荐给了郑振铎，嘱其认真翻译，并且要打破陈旧的文风。冰心读到最早的泰戈尔的译本，便是郑振铎翻译的。人与人之间有时就是这样交叉来交叉去的，很有一些意思。当时，许地山基本沉迷在佛教的哲学思想里，但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观念猛烈地冲击着他，使他从神界走入现实，由佛学思考人生。
有两件事情都将他与郑振铎联系在一起，一是办《新社会》旬刊，二是发起与成立文学研究会。所不同的是，郑振铎在刊物上发表自己写的文章，许地山发表翻译的作品，将西方的一些新思想与新观念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为社会的变革提供思想营养。当时他在《新社会》等刊物上发表的译作便有：《美的实感》《女子的服饰》《强奸》《柏拉图的共和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法》《十九世纪两大社会学家的女子观》《劳动的究竟》《劳动的威仪》《优生学与社会进步》等等，这些新思想与新观念，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先声。这里翻译介绍的一些精辟思想观点，比如妇女观与劳动观，到现在还有意义。
许地山1920年秋季，在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曾代周作人授课，冰心于这年进入由协和女子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后的燕大国文系，多次听许地山的课。同时，他们还是《燕大季刊》的编辑，有时为了一个字还时常争论。就在许地山毕业之后，生活中出现重大的变故，他在接妻子林月森来北京的途中，妻子急患重病，客死上海。许地山在晴天霹雳过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伤痛，一种命运无常的人生思考，时不时涌到了他的心底。这时，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都以对社会问题的关心而写作，许地山则是从人性层面进入创造的境地。许地山的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就是在这个时候创作的，发表的刊物是文学研究会同人沈雁冰接手主编、并进行彻底改版之的第一期《小说月报》上。此后，《商人妇》与《缀网劳蛛》紧紧跟上。这时许地山的作品，顽强地在体现出他的一种生命价值观念，体现着人生的悲剧性与生命终极意义不可知性，只是，他并不否认为生命本身，主张重视眼前的现实性。这些人生的思考，可能都与他的经历有着关联，也与接受五四新思潮有着关系，人生虽不可知，但生命本身是可为的，这种矛盾，有着哲理的思考，同时直指人性的深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另类。
有人做过统计，许地山自从发表《命命鸟》之后的三年半时间，仅在《小说月报》上就发表了小说11篇、散文44篇、诗歌6首，还有译著多篇。许地山用自己的天才创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悲苦花开黄庐隐
1959年5月，在五四运动40周年的时候，苏雪林在台湾《中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第一句话便说：
五四运动初起之际，人们都知道谢冰心是当时文坛一颗乍升起的光芒四射的明星，却不知还有个庐隐女士，与冰心同时崭露头角。庐隐享名之盛，虽不如冰心，不过我们要谈五四时代最早的女作家，冰心之外，不得不推庐隐了。
苏雪林是著名的学者，且与庐隐同学，她的话大概是信得过的。但是，庐隐与冰心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与感情经历，虽然都为官宦人家之女，但冰心的家庭开明、温暖，庐隐的家庭封建、冷酷，这就造成了不同的性格与命运。
五四作为新文化运动，虽然有时间的表示，但作为运动绝不可能突然到没有前奏。五四运动之前，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便在中国许多的地方传开，庐隐当时在安庆的一所小学任教，以后又在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当了半年的教员，五四之前的新思想已悄然在这个生活与感情都受到束缚的女性身上产生影响，她不想走那条千百年来女性所走过的旧路，立志要进步，要再学习，她打算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但母亲不同意，更不给她的学费与保证金，只得又回安庆再教半年书，当她回到北京时，女高师的考期已过，在老师的通融下，于1919年秋天考进了该校的国文部，先做旁听生。
与庐隐同时做旁听生的还有一位就是苏雪林，但她们却是班里成绩最拔尖的两位，所以很快就升为正班生。“在这个时期，我读书虽然很顺利，可是我的心境却是很可悲。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母亲不赞成我进大学，所以不但学费不帮忙，还要时时的责备我。每当星期六回家去，总要流眼泪的。这样一来，竟弄得我‘等是有家归不得’。”（《庐隐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年6月版）在这个自传中，庐隐描述了她的悲苦的情景，同学们一个一个走了，热闹的教室、校园变得墟墓般的寂静与冷清，她一个人独自坐在走廊的木栏上出神，看着云天过雁默默落泪。“我开始体验那较深刻的人生，我常感觉得做人无趣。我喜欢老庄的书，满心充塞了出尘之想。”庐隐说最大的原因，还有一个也不算小的原因，就是母亲已为她定好亲事，对方催着成亲，而庐隐却是不喜欢这个由家庭定下的夫婿，更不想过早结婚。
是五四运动冲淡了庐隐内心的悲苦与悲哀，那个大变化的时代，勃然兴起的新学说，庐隐极是兴趣，每每买些新书来看，看过精神开始焕发，时常还处兴奋状态，当她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时，便积极地投入各种社会活动之中，有时甚至是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跑。“今日这一个团体开会发宣言，明日那一个团体请愿，游行大示威。当然这是学生会的事，我整天为奔走国事忙乱着——天安门开民众大会呀，总统府请愿呀，十字路口演讲呀，这些事我是头一遭经历，所以更觉得有兴趣，竟热心到饭都不吃，觉也不睡的干着。” （《庐隐自传》，第一出版社，1934年6月版）
五四运动之后成立的“福建同乡会”，庐隐被选为女师大的代表，经常在北大、师大开会。“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庐隐和几位国
文部福建籍同学，坐了黄包车到福建会馆。大会上，第一个讲话的是郑振铎，激昂慷慨，点起大家的爱国热情，第二个讲话的便是北京大学哲学部学生郭弼藩（字梦良），大会还决定创办一个叫《闽潮》的刊物，编辑小组人员中有刘庆平、郑振铎、郭梦良与黄庐隐等，从此，将庐隐带到了另一片的天地。《闽潮》只出过几期便停刊了，但它却作了庐隐与郭梦良悲欢离合的红娘。
在五四的新学说与新思潮的影响下，庐隐开始了她的创作，《海滨故人》是代表作，之后有《曼丽》《玫瑰的剌》《女人的心》等，她的小说与她的生活一样，自叙性很浓厚，自然也都少不了带有悲苦的情绪，只是颓唐中有振作，悲苦中闪烁着些许的光焰。
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
这是茅盾在《庐隐论》中说过的话。
2009年2月23日于根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