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未改乡情浓——我所认识的张文裕先生

1956年秋天，我正就读于北京大学。一天，接到父亲从老家惠安寄来的信，说是“文裕回国多时，住在中关村科学院宿舍，你应该去看望他。”

为什么父亲要我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两家不仅是同姓的宗亲，而且关系密切，文裕的父亲碧泉（我称他“水来先生”），与我父亲都在涂寨街上开个小店，常有来往。听长辈说，文裕当年出国留学，一些乡亲给予资助，其中也有我父亲和二叔。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文裕每次写信回家，水来先生总是找我大哥健才（二叔的儿子）代笔回复。水来先生是位有文化的人，为什么不自己动笔呢？原来，信封上要用英文书写地址，当时农村几乎没人会，我大哥是上过高中的小学教员，多少懂一点，便派上了用场。他代水来先生写信时，我曾看过几次，还问过他，文裕在国外做什么？他说是科学家。我又问，研究什么？他摇了摇头。后来有人告诉我，文裕是研究墨水的，我深信不疑。现在想来，当时的我是多么的无知。

按照父亲的要求，我给文裕先生去了一封信，说明我是谁的儿子，现在北大读书，想去拜访他，不知是否方便。他很快回了信，表示欢迎。当时科学院中关村宿舍就在北大附近，出南校门，走一段路就找到了。那天文裕不在家，出来接待的是他的夫人王承书女士，也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原子弹的研究，她曾埋名隐姓在西北某基地多年），说话京腔京韵。聊了几句后，她突然指着我说，你的普通话还算可以，文裕不行，出来都几十年了，还是满口老家的腔调。我说，离乡不离腔嘛。她说，是的是的，我跟他长期生活在一起，平时听得多，也就习惯了。

我们交谈时，有个小孩从房间里出来，大约六七岁。王女士说，这是她与文裕的儿子——章哲。“章”与“张”同音，没等她解释，我一下子就认定这孩子的名字叫“章哲”，而不是姓“张”名“哲”。因为读小学时，班里有个同学“章×”，是张文裕的儿子。“章”应该是辈分。至今我还记得他的模样。不过，当年并不知道文裕因不满父母的包办曾逃过婚，也不知道那个儿子并非他所生。很久以后才听说，那个儿子是文裕的父母为他（实际上是为那位当时仍生活在张家的童养媳）抱养的。文裕并没有承认。我想，这是旧时代所造成，它给所有的当事人都带来不幸，即使是著名的科学家，也难以避免。

张文裕（左二）和爱因斯坦（左一）等在一起

过些天，我又上文裕先生的住处。这次他在家，一见面，我就觉得似曾相识，不用介绍便知道他是文裕。其实，1934年文裕先生第一次出国时我尚未出生，之所以觉得面熟，是因为他与他的弟弟、尤其是五弟文珍长得很像，而文珍是我所熟悉的。交谈时我们没有用闽南话，而是讲普通话。文裕一开口，浓浓的惠安乡音，土得掉渣的腔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觉得他犹如一个乡下的私塾先生，根本不像是留洋几十年的大科学家。于是我把几天前他夫人对其普通话的“评价”告诉他，他听后哈哈大笑，说是乡音难改，只能抱歉了。

文裕先生对故乡的感情很深，对老家也相当关心，许多事情问得很仔细，尤其是多次问到两个弟弟的表现。我都往好的方面说。但看得出，对我的介绍，他似乎并不怎么认可。为什么？我猜想，那时候政治运动多，尤其是土改，划成分，文裕先生的家庭可能是中农一类，不属于“依靠对象”，弟弟旧时或许还担任过乡村最底层的一个小职务。这些，对于回国后政治上不断追求进步的文裕先生来说，无疑是个遗憾，因此不太满意。现在回过头看，我斗胆地说，在对待老家的问题上，文裕先生似乎也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

此后，我很少上文裕先生家，偶尔在北大校园见到，也只是打打招呼。1958年秋后，北大新闻专业与人大新闻系合幷，我从西郊燕园搬到城内铁狮子胡同一号（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就再也没有去过他家。但是，我从报纸杂志和中科院的老乡那里，陆续了解到他的更多情况，知道他研究的对象是高能物理（不是什么墨水），曾在西南联大教过杨振宁、李政道等人，也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爱恩斯坦共过事，物理学上曾有重大的发现，1956年回国，是经过艰难斗争才取得的，因此对这位老乡的人格和精神更加钦佩了。

1959年夏天，我给文裕先生去过一封信，说经济困难，四年都没有回过老家，现在就要毕业了，很想回去一趟，希望能借点钱，以作路费。这是一个极其冒昧而又无奈的举动，没想到他很快就回信，寄来30元，并说不要客气。回到老家后，我与父亲一起，前往文裕先生的故里宫后村，把钱还给了水来先生。那时他已经七八十岁了，看到我们非常高兴，不断地问及文裕的情况。老人家关心儿子的殷殷之情表露无遗。

大约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文裕先生的一位侄儿考上大学，他家人找到我，请我给文裕写封信反映情况。信我是写了，但究竟有没有起到作用，我就不知道了。此后，我没有再与文裕先生有过联系，但他毕竟是著名的科学家，又多次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的一些活动和科学上的贡献，尤其是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老师，他所起到的重要桥梁作用，都深深地吸引着我。

1983年，我出差厦门，在泉州吃午饭，听说文裕先生参加母校培元中学校庆，到了泉州，住在交际处（现泉州宾馆）。闻讯后，我立即前往他所住的房间探望。多年不见，文裕先生明显老了，但他一看到我就说，“我还记得，你是读北大新闻专业的。”“是的，您的记忆力太好了！”他问我这些年在哪里工作。我说，除了下放农村几年，都在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接着，先生也谈了自己，虽然我对他从事的科学研究根本不懂，但他对事业充满信心，对故乡的感情溢于言表，听了还是令人深受感动。由于下午还要赶路，交谈一二十分钟后，我便起身告辞。他握着我的手说，有机会去北京，我们可以继续聊。然而自此一别，我没有再见到先生。

张文裕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高能物理学家，他矢志科学，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许多贡献，但同时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着普通人的感情和想法。我与他的认识，缘于上辈，时间很短，所接触的也是家长里短的个人琐事，因此我的叙述，可能过于平淡，有点俗。但我以为，回忆的真实性，才是对被回忆者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