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是最好的纪念
——《陈汝惠研究》序言
陈汝惠是我的小叔父，是我少儿时期父辈中最亲近的长者之一。那时因家境比较贫寒，父母为一家六口的生计在上海市区辛劳奔波，我被寄放在宝山罗店镇庙后街的老家由祖母抚养。父辈中年纪最轻的小叔父，经常在半工半读之余回老家来看望和陪伴我们祖孙俩。我至今还留存一张他抱着我去镇上杨王庙游玩的照片，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
宝山位于上海市的东北部，面临黄浦江出海口，是兵家必争之地。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我们不得不逃难到上海市区(1937年8月13日，日寇再次在上海发动战争，老家被炸成一片焦土)。全家迁居到市区之后，父母经常工作到深夜，往往是小叔父来给我讲故事，哄我入睡。
小叔父年轻时在大夏大学念的是教育心理学，同时热爱科学，常在儿童书局出版的《常识画报》等刊物上发表一些科普作品。我识字之后，喜爱阅读父亲陈伯吹主编的各种少儿期刊，有一篇小叔父写的瓦特是怎样发明蒸汽机的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和我父亲对科学的热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一颗爱科学的种子。
我考入位育中学后，由于学校离小叔父的家较近，就寄住在他那里，和堂弟佐洱同住一室。位育中学的理科师资力量特别强，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引导我进一步走近科学。高中时，我和王洪等四位同班同学组织了“创造社”，开展课余的无线电制作活动，因而就不时要在家里占用小叔父写作用的书桌。他不但从不嫌我麻烦，还让我从简单的矿石机、电子管单管收音机，一直做到先进的多管超外差收音机。每次他总是要我把电路焊完、调试好等，还鼓励我在技术上要精益求精。周末我父亲来接我回家时，他还表扬我有不怕失败的精神，说我有毅力。
1950年，我中学毕业后，在父亲指导下，报考了老解放区的大连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当时没有寄发录取通知书的做法，我只能在指定的日子里从报纸的发榜名单里自找名字。那天我硬是找不着自己的名字，只找到一个与我相似的“陈佳淳”，急得都哭了。小叔父一边安慰我，一边亲自到设在上海交大的华东区招生办公室了解情况，结果发现果真是报纸印错了一个字，“陈佳淳”本应是陈佳洱!我启程去大连上大学之前，小叔父专门带着小婶母和佐洱等三位堂弟到我们家来，和大叔父母、瑾瑜妹妹等一起照了一张半个多世纪来唯一的合家欢。
不久小叔父就南下厦门大学任教，和我长期保持南北信件往来，关心我在大学的学习情况，还曾托人买了一把计算尺邮寄给我，鼓励我好好学习。
小叔父是一位令人十分敬仰的热血抗日志士、爱国教育家、作家。上海被日寇占领之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年仅20出头的他就在担任中、小学教师的同时，冒着生命危险投身地下抗日斗争。记得在上世纪40年代初，我因就读于新闸路西区小学，不时就近到西摩路他的家小住，亲眼看到他虽新婚不久，却常因参加地下工作深夜不归，使得小婶母为他的安全而万分焦虑。我上高小时，父亲只身绕道前去内迁到重庆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工作并在复旦大学任教，我和母亲只能留沪住到外婆家。那时日本宪兵公开张榜通缉小叔父，严密搜捕，甚至把在华山路医院治病的我母亲关押到有禁闭设施的精神病房中，对她进行严密监视和审问。小叔父通过各种关系请爱国的医生、护士保护她，同时也扶老携幼、东躲西藏。由于叛徒出卖，情况十分危险，但他依然决定留在上海坚持抗日活动。出于对我的关心，只要环境稍有好转，小叔父就从外婆家把我接去小住几天。我还记得，入夜后，他数次带上我去附近的杜美大戏院看电影，并借电影放映时的黑暗与有关人员接头。他的大胆、机智令我非常钦佩。有一次，他戴上墨镜，用自行车带着我从日本宪兵司令部门口从容穿过，还轻声对我说：“他们不是要抓我吗?我偏要从他们的大门口过一过，看看他们有多大的本事!”
抗战胜利后不久，小叔父就和中共地下党恢复了联系，一方面在大夏大学教书，一方面兼任上海《正言报》教育版主笔。他在《小言》专栏发表大量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时事随笔、杂文，受到来自南京教育部和市政府的训斥，被迫离职。1947年，国民党和三青团搞“党团合并”，利诱他当合并后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他始终没加入过国民党，不但坚决拒绝了这一“好机会”，而且公开登报声明退出三青团，甘守清贫。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当年是要有巨大勇气的!
在上海地下党和民主进步人士马叙伦等的影响下，小叔父越来越认清国民党反动派专制腐败的丑恶面目。他着手创办上海市立江湾中学，把它作为实践先进教育思想的新型中学实验基地。在我父亲的推荐下，他聘用了一批有名望的思想进步的骨干教师。该校的训导主任、教导主任及学生会负责人都由地下党员担任。我寄住小叔父家时，不时见到孔另境、钱今昔、汪刃锋等上海有名的作家、木刻家和共产党员丁惠兰等到他家里来访问、商谈。他们都成了小叔父的知心好友。在小叔父等的共同努力下，远离市中心的江湾中学，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变成了充满生气、小有名气的中学。为此，小叔父上了国民党市府警察局长的格杀勿论的“黑名单”。
为了发展进步的文化教育，为了与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作斗争，小叔父笔耕不止。常常，我入睡时看见他在书桌旁伏案疾书，清晨起床时他还坐在那里孜孜不倦地写着。他的辛劳付出，换来一批如《长短集》、《三人行》、《中学国文教学的研究》等书籍的出版，对当时社会文化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父辈的这种敬业献身精神也是激励我毕生不断进取的重要精神力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上海处处充满生机，那一段时间小叔父的心情特别好。我放学回到家时，不时听到他哼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呀好地方……”等流行的革命歌曲。他和父亲都鼓励我在学校要靠近组织，争取进步。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在1949年年底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一年我才15岁。第二年秋，小叔父在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建议和推荐下，满腔热情地跟随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去厦门大学任教了。后来，虽然我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两地相隔数千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小叔父给予我的关爱和教育，也永远敬仰他热爱祖国、献身文教事业的精神。
“文革”时期，听说小叔父因历史问题蒙受不白之冤，遭到迫害。由于那时我和父亲也都在挨“批斗”，接受隔离审查，尽管我们心里为他叫屈，为他的遭遇愤愤不平，但也无力为他申辩。好在在粉碎“四人帮”、全国“拨乱反正”之后，他也终于重见了天日。
研究是最好的纪念。2008年10月，在小叔父逝世十周年之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育研究院和海外教育学院还联合举办了“陈汝惠教授创作与学术研究研讨会”。会议开得很好，老师们对陈汝惠教授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教育与文学领域的贡献做了深入研究和如实评价。这说明学术就是学术，历史就是历史，公道自在人心。我想，小叔父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研讨会后，承厦门大学校方美意，《陈汝惠研究》的征稿、编选、出版事宜被提上了日程。看着即将付印的文稿，感慨很多。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辛苦工作，以及厦大领导和众多师生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林其泉老教授等的仗义执言和严谨学术态度，让很多真相得以澄清，很多真实得以为人们知晓。还要感谢《中国新闻周刊》的蔡如鹏记者，他不辞劳苦，奔波于北京、厦门、杭州，调查采访，写出了公正客观的报道。
是为序。
2010年2月于北京(本序言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