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长期没有国籍的爱国者

——沙安之的传奇人生

在我国的俄文翻译界和俄语教育界，沙安之是个叫得响的人物。她翻译、著述、审订的俄文书稿多达1500多万字，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俄语翻译、播音员和教师，还曾为《人民画报》、《中国建设》俄文版义务审阅达30年之久。但这位中国知名教授在1978年前却没有中国国籍。

燕燕于飞：从小饱受磨炼

1929年6月29日，苏联莫斯科的一家妇产医院里，一个黄皮肤的小女孩呱呱落地。9个月以后，小女孩的父母要离开莫斯科回国了，鉴于中国当时的恶劣形势，这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无法带上自己的孩子，只得把她留在第三国际办的孤儿院里。临行之前，父亲给女儿取名：于飞，这个名字来源于《诗经》中的“燕燕南飞”，这个典故虽然是比喻两个女子分别，但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长大成人，将来像小燕子一样飞回祖国。

3年过去了。一天，一个名叫鲍斯特列姆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大街上无意中看到了一个东方血统的女孩。当时，她正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一身疥疮，又脏又瘦。心地善良的鲍斯特列姆站住了，怜爱地看着这个女孩，当这个女孩也抬起头看着他的时候，那一双大大的、特别有神的黑眼睛使他的心猛然一沉。他跟随着这个小孩走进了孤儿院，当得知她是一对不知姓名的中国共产党员留下的孤儿时，一瞬间做出一个使他自己都吃惊的决定，他要领养这个中国女孩。于是，在鲍斯特列姆举行婚礼的这一天，4岁的中国女孩于飞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不久，卫国战争开始。面对法西斯的飞机和炸弹，面对死亡、伤残、饥饿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刚满12岁的于飞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起来了。当时于飞家住在莫斯科政府第二大楼对面的布尔什维克大楼里，和她家同住一楼的还有著名作家肖洛霍夫。这个地段正是法西斯飞机攻击的目标。于是，她像所有成年人一样，每周去楼顶值防空班。她还曾参加过狙击手培训班，但因年龄太小被“赶”了出来。

　　1941年的冬天，是卫国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法西斯对莫斯科的空袭也越来越频繁，这一年的冬天又特别冷，但于飞却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次，一颗喷着蓝色火苗的燃烧弹恰巧落在了凉台上，而她身边既没有沙箱可以把燃烧弹的火压灭，也没有火钳可以夹起燃烧弹来扔掉，她手上仅仅戴着一副手套。眼看着整座大楼会被炸成一片火海，她什么也来不及思索，猛地扑上去用双手抱住燃烧弹的尾部羽翼，12岁的小女孩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量，竟一下子把燃烧弹扔下了楼。“轰”的一声，炸弹在雪地里炸响了，而于飞的手套也被烧没了。事隔多年后，于飞回想起来，仍感到一阵阵害怕，但她说，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能让法西斯的炸弹在她凉台上爆炸。

　　战争时期，莫斯科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天只有200克黑面包，而且要排三天三夜的长队才能领到。当时她的养父病了，于飞为了一家三口，和楼里其他体弱的老布尔什维克，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下去排队。暖气没有了，自来水停了，拾柴火取暖，弄水弄吃的，都成了这个12岁小姑娘的日常家务。她还收养了好几只军犬，其中一只后来在前线，身捆炸药包炸掉了德国鬼子的一辆坦克，成了“战斗英雄”。为此，小于飞还得到了一张功勋证书。

　　那时，学校早已经停课了，但于飞却没有因战争辍学而荒废学业。她借来了中学的全部课本，每天晚上10点钟以后，便开始在没有玻璃罩的柴油灯下苦读，且坚持整整3年。当卫国战争结束时，15岁窈窕少女的她，同时考取了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和外国语学院。而她选择了自己最喜爱的戏剧学院，成为这所学院里年龄最小的大学生。

才华横溢：斯大林三次看她的演出

　　家庭的熏陶使于飞对艺术分外痴迷。小时候，她就常常给客人朗诵，绘声绘色的表演经常把客人们感动得掉下泪来。后来，有人推荐于飞参加朗诵比赛，她竟得了第一名。久而久之，她小有名气了，常常被邀请参加一些大型演出。就在她18岁那年，第一次登上了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

　　那天，她朗诵的是3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的故事。对亲生母亲的怀念，对从未享受过母爱的向往，使她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表演之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个故事里的孩子，所有的情节仿佛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写照。直到朗诵完后，她才意识到自己是站在莫斯科最大、最庄严的舞台上。她发现在舞台正面的包厢里，一个身材魁梧，留着浓密小胡子的人站了起来，向她高高地举起了双手，有节奏地鼓着掌。

　　小于飞的心里蓦地一亮，她的面颊因兴奋而泛红，因为她立刻认出了这个向她祝贺的人就是斯大林。

　　此后很多天里，于飞一直为这幸福一刻所陶醉。后来，她又曾两次为斯大林朗诵，斯大林也曾在电台中点播过她的节目，甚至还托人带话给她，说他非常喜欢她的表演和朗诵。

　　然而，一桩偶然事件破碎了她献身艺术的梦想。当时在戏剧学院任教的老师，有许多是舞台或影坛的明星，其中难免有些人作风放荡，对女学生心怀不轨。一天，一位有名气的教师趁周围没人时对于飞动手动脚。她推开他，可这位教师依然不肯罢休，于飞急了，重重地给了他一记耳光。可是，恶人先告状，说她打的是一位人民功勋演员，最终她被学校开除了。

　　这一次打击对于飞是够沉重的，她却并不后悔。因为她让许多人知道了自己是一位自强自尊的姑娘。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转学到东方大学，那里有许多中国领导人的子女，像毛岸青、刘允斌等。于飞还是无从知道她的父母是谁。

　　春去冬来，几年过去了。于飞从东方大学提前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攻读副博士学位，毕业后便留所工作了。她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这些工作加深了她对祖国的了解，也萌发了回祖国的心思。许多中国同学都陆续回国了，可于飞却没有办法，因为她的养父说，她的父母可能都牺牲了。

赤子回归：“既来之，则安之”

　　1955年，于飞26岁了。一天，她突然被邀请到中国大使馆，受到张闻天同志的接见。张说，他是受党中央和于飞父母的委托来找于飞的，而且遵照于飞父母的要求，她从此改名为沙安之。张闻天还告诉她父母的姓名：父亲沙文汉，浙江鄞县人，1925年入党，时任新中国浙江省的省长；母亲陈修良，1925年入党，时任浙江省委的宣传部长。他们的家就住在杭州西子湖畔。这消息来得实在太突然了，于飞一时被惊呆了。当她镇定下来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回到自己的祖国，要回到亲生父母的身边。

这时，养父已经去世了，养母不同意她回国。是啊，养母年纪大了，她理所应当照顾她的晚年。她虽然拥有苏联国籍，然而毕竟是一个中国人，在所有的苏联发的证件上，“民族”一栏中，她全填的是“中国族”。

她准备启程了。这时的她生活水平已经很优越了，有了买车买房的条件，还可以继承一大笔遗产。但她要带回祖国的仅仅是一箱书，因为她知道自己回国后最需要的将是什么。于是，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跨越了万里长城，从没有回过家的“共产国际”的女儿于飞，像她父母给她取名时所希望的那样，带着一腔热望、满腹才学，飞回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到浙江后，她病倒了，父亲望着病榻上的女儿，无限深情地说：“孩子，这是你自己的家，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既来之，则安之’，这是我给你起名字沙安之的缘由。”在父母身边的一年半，是沙安之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病愈之后，她被安排到浙江大学为教授们开俄语进修课。在这所大学里，她认识了后来成为她的丈夫的张淦荣。

　　沙安之是以援华苏联专家的名义回国的。1956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开始撤走大批专家，由于沙安之的国籍仍在苏联，她自然属于应撤走的专家之列，但她却不顾苏联方面的阻挠，毅然留在了中国，后来被分到北京中央广播事业局对苏部工作。

　　然而，正当沙安之满怀希望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噩运却降临了。一场她根本弄不懂的“反右”政治风暴，把她的父母打进了十八层地狱。父亲受潘汉年、杨帆冤案株连，与母亲一道被划为“右派”。这时，有人逼她揭发父母的“问题”，还逼她和父母脱离关系，她愤怒了，拒绝了。沙安之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为了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连亲生女儿都能抛下的人会是反党分子。她以沉默相对抗，拒不写书面材料，只埋头工作。可是，尽管她工作依然努力，尽管在业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尽管她带出了新中国最优秀的俄语播音员，甚至第一个把《毛主席诗词》翻译成俄语，但这一切都不能让她的境况好转。她成了“大右派”的女儿，又有“苏联特嫌”，北京已没有栖身之地了，她像一片随风扫落的叶子，被刮到了举目无亲的湖南。

　　在此之前，她已主动退掉了苏联国籍，失去了专家的身份。来到湖南后，她连教授的职称也被剥夺了。幸好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收留了她，让她重上讲台，她的丈夫张淦荣也被安排在外语系任教。然而，没过多久，铺天盖地的“文化大革命”巨浪又把她彻底淹没了。

噩梦醒来：邓小平帮她授国籍

　　从1963年起，沙安之怀着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上百次地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信，申请中国国籍，但每次都石沉大海。整整15年，她都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失落、痛苦叠加在一起，她的人生又一次受到打击。

　　她休笔了，整整12年。这期间，她常想起在苏联卫国战争时的那段岁月，即使是头顶烽火硝烟，即使是面对时刻要炸响的炮弹，抑或冰天雪地中三天三夜的熬煎，还是饥饿与生活的重负，比现在似乎都要轻松。因为那时候，她是一个革命者，她为理想和信念奋斗。可现在，又有谁承认她的存在价值呢？在那个黑白不分的年代，一个人越是钟情于事业，越是执著于理想，就越容易受到伤害。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78年，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了党中央的工作。怀着对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的信赖，沙安之郑重提笔用法文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并表达了自己多年来唯一的愿望。信发出去了，她有些忐忑不安，全国百废待兴，小平同志工作那么忙，他有时间过问自己这种和国家大事比起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吗？然而仅仅过了40天，她便收到了有关部门的通知，她终于拥有了自己祖国的国籍，她拥有了自己的尊严，就像当年扑进亲生母亲怀里忘情大哭一样，她又一次百感交集地痛哭失声。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是沙安之一生收获的黄金季节，尽管来得晚了些，但毕竟给她带来了累累硕果。她编纂了四大部近千万字的词典，写了40多篇科研论文，还有近年来她倾全力著述的大型俄汉词典《实用公关俄语》问世。粗略统计下来，她的书面著作已达近两千万字之多。但用她自己的话讲：所有这一切，还抵不上我没有出版的另外一部“巨著”，那就是培育出来的一大批人才。事实正如她所言，如今，作为俄文翻译泰斗、教育界叫得响的人物，沙安之已是桃李满天下了。每到周末，沙安之的家里就热闹非凡，各大学的老师们都带着他们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来向沙安之请教。心安理得的沙安之戏称自己的家是“周末大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