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眼中的鲁迅

鲁迅留学日本回国后，1909年6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这也是鲁迅的第一份工作，仅仅工作了半年，1909年12月，鲁迅就参与、领导了驱逐校长夏震武的活动；1910年1月5日，校长被成功赶走，鲁迅称这次运动为“木瓜之役”。8月，鲁迅也被迫离开杭州，回到家乡再就业。他先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几个月后，又接受老朋友王金发的邀请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后与当时绍兴县县长的王金发发生矛盾，无奈只得离开绍兴；经老乡蔡元培的推荐，到中华民国教育部再就业。并在北京多所学校兼职赚外快。其间，因为策划、支持女学生驱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行动，被教育部开除。为了谋生，鲁迅来到厦门大学，没多久，与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发生“冲突”，被“请”了出去，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呆了一段时间，因为冲撞了领导，最后远走上海，结束教师生涯，专心于文学创作。

鲁迅担任教师期间，在学生心目中到底怎样？评价又如何？

学生吴克刚的回忆与评价

吴克刚是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过的一名学生，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1957年从杭州四中退休，在《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时年90岁的吴克刚，也是鲁迅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教过的学生中当时唯一还健在的。

吴克刚清楚的记得，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教的是生理卫生课，还担任植物学课日本教员铃木硅寿的助教，也就是当铃木硅寿的课堂翻译。鲁迅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是生动，课堂上常出现三种声音：鲁迅讲课的声音、学生的笑声和掌声。鲁迅还亲自动手编写生理卫生讲义，讲义是用文言写的，很多地方是四个字一句，学生很容易记住。

在教学上，受学生欢迎的首推鲁迅。其他教师却不一定如此，因而常发生学生不认真听课或逃课现象。这时，教师就把责任推给学生，经常向学生发泄自己教学失败带来的怨恨。有一次，数学科一个学生在日本教员无聊乏味的课堂上打了个呵欠，这本来不算什么大事，但这位日本教员认为在课堂上打呵欠的学生是对他的不尊敬，要求给了记过处分。结果数学科的全体学生集体提出说：“要记，全班记。我们早就忍耐不下这位老师糟糕的教学了。”学校其他科的同学也表示支持。事情闹僵时，鲁迅先生做出了巧妙的调解。他说：“这件事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从教师方面看，学生打呵欠，是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从同学方面看，是教师教得不够好，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既然记一个人的过大家不同意，为使全班安心上课，全班都记过好了。”显然，全班都记过，等于不记。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鲁迅对学生持爱护态度。

学生吴耕民的回忆与评价

吴耕民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过的一名学生，后来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浙江大学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教书。1980年7月下旬，吴耕民回忆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学的一些情况。

清朝时，绍兴府就把原来考秀才的考场改建为绍兴府中学堂，后又改称浙江第五中学。1910年8月，鲁迅来到绍兴府中学堂任教，9月开始又担任监督（教务主任）一职。当时，在绍兴府中学堂正门墙上挂着虎头牌，上面写着“府正堂示，学堂重地，闲人莫入”，同时还挂着皮鞭，如果有人没经过许可进入，管门的老头就会拿鞭子猛打，以示威风。

有一个学生的父亲是个农民，来自于乡间，不知道探访儿子须向门房办理手续，就擅自走进校园，管理校门的老头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了他。这个学生知道后，非常气愤，其他同学也认为管门的老头太野蛮了，便一起去找校监鲁迅申诉。鲁迅听后，立即建议学校取消虎头牌上挂皮鞭，并告诉门房老头，不准随便打来客。

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时，许多教师与学生都蓄有长辫，拖到背后。而只有鲁迅一人剪了发，天天洗头，头上不生虱子，学生都羡慕他。那时，绍兴府中学堂的师生都穿长袍马褂，唯独鲁迅一人头戴礼帽，足登皮鞋，手拿洋杖，健步如飞。鲁迅是学校监督，时常在开学庆典或其他大会上讲话。讲话时，他博古通今，议论恰当，口齿流利，博得全校师生好评。至于讲课哪就更不用说了，学校的许多教员都用填鸭灌注式教学，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不求甚解。学生不感兴趣，老师讲课的声音成为催眠曲，他们的课也被称为“催眠课”。鲁迅先生讲课用启发式教学，深入浅出，易于明了，比喻恰当，入耳不忘。鲁迅还是一个极具幽默的人,讲课抑扬顿挫,幽默搞笑，有时说到精彩处，双眼炯炯有神。许多学生都说，能听到鲁迅上课，不枉此生了。

有一次，鲁迅上生理卫生课，讲到口腔构造时，先在黑板上写了“细嚼缓咽”和“狼吞虎咽”八个大字。接着，开口说，古人云：病从口入，意思就是吃东西要当心，要有讲究。口腔是吃东西的第一关，吃饭时要“细嚼缓咽”。“细嚼”，就是要善于利用牙齿。人齿共有32个，有门齿、犬齿、臼齿三种。门齿扁而宽，正如刀，利于切断；犬齿尖锐，正如叉，利于吃肉；至于臼齿，宽厚而上面凹陷，正如一具石磨或捣臼，利于把饭等食物捣成浆状。三者分工合作，对食物进行物理的加工。“缓咽”就是食物进口后，须有一定加工时间，不可急于咽下。“狼吞虎咽”极易引起消化不良，导致胃病。因为食物等进口后，除用齿嚼碎的物理作用外，还有口中的唾液，内含淀粉消化酶，和米麦的淀粉质拌和后，能使淀粉转化为糖，入胃易于消化吸收。吃饭时愈细嚼愈觉其味变甜，就是淀粉转化为糖的证明。经这样讲解后，学生个个心领神会，仿佛像印在脑中一样。而那个学期考试时，鲁迅还专门出了一个题目：“吃饭细嚼缓咽有何利益?”这样的教学， 让人无法忘记。

常惠、川岛、冯至、许钦文等人的回忆

常惠、川岛、冯至三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许钦文与鲁迅是同乡，1917年毕业于杭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后留在母校附小任教师，1920年赴北京工读，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先生开设的《中国小说史》课程。

据常惠回忆，他是经过刘半农的介绍与鲁迅认识的。1920年暑假过后，北大宣布由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主讲小说史课程，周作人是经在教育部任职的哥哥鲁迅的引荐，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同意，才来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周作人听说让他主讲小说史课程，感到为难，说这方面掌握的材料远不如哥哥鲁迅。于是，就向北京大学推荐由鲁迅主讲这门课程。但北京大学公开向学生宣布改讲这门课的老师是“周树人”，那时人们都知道鲁迅的大名，很少知道“周树人”就是“鲁迅”。但常惠知道，所以就赶快去报名，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周树人即鲁迅，所以报名的只10多人，后来增加到20多人。有时考试时，考卷是13人或者17人。后来传开了，知道“周树人”即鲁迅后，听课的人就多了，上课也不再登记姓名了，旁听的就更多。因为人太多，听课的都不发讲义。因为鲁迅讲得太好了，常惠选修了两年鲁迅的课，再后来又白听了两年。总之，鲁迅讲到哪里，常惠就跟到哪里。

据川岛回忆，听鲁迅讲课时，他在北京大学已经毕业了，留校当助教，在校长办公室工作。当时的校长是蔡元培，胡适是教务长，因为校长办公室在二楼，而鲁迅讲课是在二楼东头的一个教室，所以他经常有机会去听课。鲁迅讲课，有家乡绍兴口音，因为开始用周树人的名字，听的人未必知道就是鲁迅。后来听课的人愈来愈多，本来坐两个人的座位，往往挤上三四个人。当时孙伏园在《晨报》馆工作，也来听。还有住得更远的，也来听。因为听课的人太多，以致无法点名，每次只好划个“全到”了事。

鲁迅上课时，经常带一个布书包，黑底红格，因为鲁迅先生喜欢红、黑两种颜色，并把这两种颜色看作血和铁的象征。当时的北大，不少教师上课慢吞吞地，上课铃响了五分钟，人才走进教室，下课铃声响后，他们又要推迟几分钟。鲁迅与这些人不同，他总是准时上课，准时下课。有时正在吸烟，听到铃响，他就会立刻熄了烟去课堂。还有，当时北大规定：黑板是由工友擦的。但鲁迅上完课后，他一定会自己把黑板擦干净。

冯至，1921年至1927年在北大读书，听过鲁迅先生讲授《小说史》和《文艺论》两门课程。他平时十分喜爱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对鲁迅的教学特色十分清楚。冯至说，鲁迅先生讲课，不照本宣读，而是念一遍讲义后，再抽出几个问题讲一讲。而且讲得非常自然，不是滔滔不绝，也不是大声疾呼，全场听众鸦雀无声。不少人听了一年后，第二年又去听，但一点也不觉得重复。他的讲课，如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讲课还非常风趣，常常引得大家发笑，而他自己却不笑。冬天，鲁迅穿一件旧棉袍，长只到膝部。上课时夹着一个小布包，包着讲义和书。鲁迅不常理发，胡子也很少修剪，有一次，忽然理了发，一上讲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鲁迅讲课时，对学生有颇多的启发。他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谈到秦始皇，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价者都是本朝的人，他们对本朝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踏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 在讲《红楼梦》时，在场的年青学生都迷恋林黛玉，鲁迅说：“你们都赞成黛玉?我不赞成。”大家都很疑惑，问他：“为什么?”鲁迅回答说：“痨病鬼。”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许钦文回忆说，在北京的五年间，他断断续续地听鲁迅的课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听了多遍竟没有重复的感觉，说鲁迅讲课既不拘于课文，又不脱离课文，课讲得很活泼、生动、幽默、简练、深刻。

鲁迅是那个时代优秀的教师，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诽之。”它注定了鲁迅在所任教的学校里惨遭排挤的必然性。可是，他教过的学生都记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