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克二三事

塞克，1906年出生于河北省霸县。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以年青诗人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新文学的早期文坛上。1938年，他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授，因出奇的高，出奇的怪，被人称为“天字号怪人”。

因怪让毛泽东一路撤岗

1942年，延安开展文艺整风前，为了对文艺界做出详尽的调查研究，毛泽东首先想到的人便是“天怪”塞克。塞克是无党派人士，又敢于直言，于是毛泽东便派管宣传的李卓然盛情邀请塞克，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塞克说：“毛泽东那里岗哨多，在岗哨的监视下赴邀，心里不舒服。”毛泽东于是下令：塞克来的时候，一路撤岗！

就这样，“毛泽东撤岗请塞克”———成为红都延安那段时期的毛泽东礼贤下士、诤友肝胆相照的佳话。

那日，塞克与毛泽东酣谈不止，足有4个来小时，其间彭真曾进屋劝主席适可而休，毛、塞都听而不闻。

后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名著中，有的情况就是塞克向毛泽东谏言的。

其歌曲曾让朱德曲不离口

“八·一三”后，上海的一些爱国文艺家，自愿组织了一些抗敌演剧队，分赴全国各地，进行抗日宣传、鼓动、慰劳工作。由马彦祥、塞克、宋之的、崔嵬等十几位著名文艺家组成的一个队，称作第一队。他们向北进发，一路创作，一路都是为难民、学生、工人和国民党部队演出，于1937年底，到达了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临汾地区，与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汇合。

演剧一队的艺术家们，在八路军中受到了热情的欢迎。面对八路军这支抗日中坚部队、民族精英力量，他们意识到在创作和演出的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做相应的改变。他们确定以直接鼓励抗日精英英勇杀敌，贯彻毛泽东抗日游击战思想，创作出一些战歌、军歌，作为工作中心。

一天，演剧一队的塞克、崔嵬、丁里、贺绿汀四位创作人员，聚集在老百姓的一间烧着柴的闲屋里，蹲在火堆旁，要创作一支写游击队的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句我一行，先出歌词。塞克是其中唯一的歌词专家，又有东北抗日游击队的生活，自然要出力气。很快，一首名为《游击队歌》的歌词就这样凑出来了。其中唯一的作曲家贺绿汀为此词连夜谱了曲。天亮后，大家就唱了起来。

这支《游击队歌》，像长了翅膀，受到了八路军将士的欢迎，也传到了朱德总司令那里。朱老总在他随身带的小日记本上，工工整整地抄下了这支歌。这位率领千军万马的八路军统帅，稍有空暇，便掏出这个小日记本，翻出《游击队歌》，然后，再戴上老花镜，极其投入地哼唱起这支轻快昂扬的军歌。

一言不发递拐杖让周恩来签名

当年的塞克并不老，却嗜手杖。

1937年，在万安镇的城墙上散步，有棵酸枣树扯住了塞克的衣服。这真是不打不相识，闹别扭闹出了缘分：爱杖人一眼就看出这是一条上好的杖料!于是，他请人斩之，自己刮之。一支酸枣树木杖，得心应手地出现在塞克的身旁，从此形影不离。

挎着这支木杖，塞克进了红都延安。

一听说塞克投奔延安来了，毛泽东马上到了招待所看望他。两个大个子握着手，几乎占据了整个小屋。毛泽东还亲自拍了拍木板床，说：“延安的条件很差呀，委屈了!”第一次欢迎仪式这样别出生面。

接着，就是抗大举行盛大的欢迎会。贵宾席上，坐着李公朴夫妇和单身汉塞克三人。欢迎大会开始了。主持人、抗大教务长罗瑞卿大声地宣布：“今天，我们延安各界在这里隆重集会，热烈欢迎李公朴先生和塞克夫妇!”惹得全场人捧腹大笑，而这位军校的武将主持人却稀里糊涂。

对塞克的迎举未尽。周恩来从大后方回延安后，对塞克又举行了三迎。

周公和塞公，神交已久：一个风流倜傥，一个怪异不俗；一个口上雅风，一个笔下惊涛；一个万众敬仰，一个人人称奇。这次三迎，是在中央机关合作食堂举办的。周恩来以他那特有富于号召力的姿势和口气向中央机关人员介绍道：“这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塞克先生!”话音未落，掌声四起。塞克，则心不在焉。掌声落后，塞克也不答辞，却把那支酸枣树木杖递给了周公。周恩来觉得奇怪：我腿脚灵便呀，要拐杖干什么?塞克见状，用手将手杖从上到下指了一遍。周恩来毕竟是个聪明人，他见满手杖都是延安名人的签名，便掏出笔，郑重地在此手杖上找个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此手杖可惜后来丢失了。否则，就是件文物了。

对冼星海怪怪的情感

“天怪”塞克和冼星海，音乐圈的人都知道，是一对词、曲的黄金搭档。《生产运动大合唱》、《救国军歌》等一大批曾经响遍中华大地、至今仍保留舞台的名歌，就出自他们的合作。两个人三度合作（冼星海出国赴法前、赴法归来后及在延安），几乎贯串了他们的终生。两位艺术家，心有灵犀，情如兄弟。

唯其如此，塞克对冼星海的了解，才是独到的。

人们把冼星海和母亲的母子情，一直传为美谈，并有《硬顶上》一歌作为例证。冼星海的母亲黄素英老人，为了这个遗腹子冼星海，一生吃苦受累，表现出了一位母亲的伟大情怀。但在塞克的眼里，冼星海对母亲有点不尽人情，因为没把母亲接到身边安度晚年。

还有一件事让“天怪”耿耿于怀。那就是冼星海要离开延安去苏联的事情。“天怪”认为，正当中国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刻，正当中国人民需要冼星海的时刻，正当冼星海从现实生活中创作出伟大作品的时刻，却要去留学深造了。从政治上讲，冼星海和当时热血青年的投笔从戎背道而驰；从艺术上说，是不走正路走歧路。事实证明，冼星海从此结束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再未出惊世之作。当塞克对冼星海的离去无力回天时，他痛惜极了。为此，他拒绝参加冼星海的欢送会，孤独地在延安山路上徘徊，以至这次两位艺术家的永别，没有机会说上一句祝福的话。1946年，在佳木斯，塞克从一张小报上看到冼星海（在苏改名为黄训）在苏去世的消息，他几乎要垮了。这位少小离家、三进牢房、半生流浪的铁汉，铺开一张大白纸写《冼星海挽歌》的时候，再也控制不住，流泪了!塞克一气呵成写了挽歌。他以“星海”之名立意，把冼星海的思想和业绩比作天上的星光，把战友的情怀和奋斗比作大海的波……这首《冼星海挽歌》，经陈紫等人谱曲后，传唱开来。

朋友离去了，他不说一句话；朋友不返了，他又诉不完的离情。天怪天怪，其怪常人何以能理解！

对自己的怪理

1988年11月18日，塞克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塞克一生，可谓著作等身。

塞克名作，可谓比比可拾。

然而，塞克对此，又表现出了“天怪”之怪：不出文集。人们催着出，他也不理。

怪人的怪理是：人的功过，应由后人评说，该出文集的，你自己不出后人也会给你出；不该出文集的，你出了后人也会当废纸卖掉。

正是如此。塞克逝世不久，名为《吼狮》的塞克文集就出版了。是的，塞克就是一头吼狮。他为民主而吼，他为自由而吼，为民族而吼，为祖国而吼，甚至连他本人，都是一副吼狮像!事实是最正确的结论，实践是最全面的评说。

“天怪”塞克的业绩事迹摆在那里。

他是一位大诗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紫色的歌》等新诗，就成了青年们争相传诵的时髦作品。至今，塞克早年的诗作，还在日本的图书馆里作为中国经典作品保存着。

塞克是歌词大家。当代词坛史上，他是元老。

塞克是剧作家。《流民三千万》，被圈里人推为抗日戏剧的开山之作。

塞克是表演艺术家。中国早期的话剧《北归》、早期的电影《铁板红泪录》等等名作中，塞克都是演主角的。塞克是南国社的中坚。

塞克是导演权威。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有体现派和体验派，塞克是半壁江山之主。在延安，他是导演群体的主角。

塞克是艺术活动家。从延安到北京，他都是中国歌剧界的领导。

塞克还是画家、歌唱家……

当今，一些文化界人士，可能已不知这位文化界的名人。不信，你去问一下歌星们：《救国军歌》是谁写的?《二月里来》是哪部大合唱中的一首?塞克是干什么的?他们会一问三摇头。

这不是塞克的悲哀。

这是当今一些没有文化的文化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