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磨难志不泯
——深切怀念张任生同志

张任生同志离开我们已十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不时闪现在我的眼前。他那豁然胸襟、乐观处世、临危不惧及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

张任生1931年生于宁德，与我同年。他初中毕业后考人福州三一中学（今福州九中），一学期后转学到省福中，从那以后我们就结下了深厚友谊。任生重感情讲义气，对有困难的人都乐意帮助。他心地善良，同情劳苦大众。在校我们同是寄宿生，一天晚饭后，同学们一起上街散步，看到农民挑的大白菜上市，被国民党伤兵一抢而光。张任生气愤地说：“黑暗透顶，无法无天，劳动人民怎么活下去！”他在课余时间常去省立图书馆，阅读《大众哲学》和《家》、《春》、《秋》等进步书籍。一年多时间进步很快，他积极参加了1947年省福中反迫害学生运动。

通过反迫害学生运动的锻炼，他进一步看清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凶狠、昏庸，加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贯同情劳动大众的张任生，对革命产生了迫切感。1948年上学期，我们都进人了高二下学习，同班同宿舍的中共地下党员薛谋略同学，经常带着张任生和我到校内僻静处、校外公园的小船里，谈论时局，交流思想，讲马列主义真理。一股向往进步，彻底打烂旧世界，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热情，奔放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胸间。1948年3月、4月间，我与张任生由薛谋略分别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并成立了党小组，薛谋略为组长，积极地投人学生运动。当年5月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学生运动由省福中开始，联络了高工等校进行了一次反美扶日大游行，唤醒民众爱国反蒋的觉悟。张任生及小组其他同志都积极参与并带领这次游行。

1948年下半年，学校复课，当局开除了进步同学林道宏、魏世恩等，校内一片闷寂。加上城工部冤案错杀了一批党的骨干，省福中支部处在失联状态。当时我们并不知情，只觉得听不到上级的声音，也看不到文件。在这期间，全国解放战场上捷报频传，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开封、济南及东北战场的胜利对我们鼓舞很大。而对蒋管区的福州第二战场的沉寂感到不可理解。我们党小组在薛谋略主持下，开会分析局势，研究对策，首先还是抓紧时间学习，大家分头摘抄一些重要文件在可靠的同学中传阅。

解放前的老战友相会,从左至右张任生、吴修平（民盟中央原副主席）、作者、 黄岑(福建省电视台原台长)

这时，张任生提出办地下进步刊物，得到小组同志的赞同。这样既可传播解放军胜利消息，介绍解放区情况，又可宣传党对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以揭露敌人谣言，稳定人心。张任生认识他的同乡、当时在狱中的上海《申报》驻闽记者、《星闽日报》记者黄垂庆（即黄岑，后为福建电视台台长），他是经党的授意来福州当记者的。1948年6月黄垂庆因“匪谍”嫌疑被捕，入狱后拒不承认，被列为“未决政治犯”。张任生认为黄在福州新闻界有许多熟人，找他也许有办法。黄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折磨，全身浮肿。张任生以同乡亲戚需要服药打针的名义前往探监。前后经过七次才找到机会，正值黄在监狱前一小庭院放风。张任生看其周围无人，趁机到窗口，扼要讲了党小组办报的意图，黄便急从张任生身上取下自来水笔，仓促写了一便条，告诉张任生，此条子可交给《星闽日报》社报务员郑福祥。他是该社总编辑郑书祥的堂弟，政治上要求进步，可与他联系。张立即向党小组汇报，并决定由他单线与郑福祥联系。

第二天，张任生化名张政，走进《星闽日报》社找郑福祥，给他看了黄写的便条，经简短交谈，郑答应一定完成任务。隔两天，张便在指定联络地点从郑福祥手上取回一批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口播记录稿和外电有关解放战场报道，以及香港《华商报》、《文汇报》的剪报资料。当我们看到这些宝贵资料时真是欣喜若狂，如获至宝。薛谋略提议以“大众社”名义出版《大众报》。当天晚上就在张任生的走读宿舍大营房58号，由薛谋略、张任生、游德馨，再加上一位高工同学、地下党员游申用简陋印刷工具，开夜车于天亮之前印出16开的地下报纸——《大众报》第一期。秘密分发给市区、农村的基本群众，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后来经过充实、扩版，先后搬迁了5个地点，共刊印12期，并印制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为何胜利》等一批小册子。《大众报》刊出的新华社红色电波，像一把火炬，点燃了黎明前的黑暗大地，接到报纸的人竞相传阅，暗中奔走相告，起了鼓舞斗志，安定人心，震慑敌人的作用。张任生呕心沥血，为创办《大众报》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众报》结束后，张任生仍在福州坚持斗争。1949年1月，蒋介石一度“下野”，李宗仁上台后宣布“释放未决政治犯”，他的好友黄垂庆得以“保释出狱”。张为帮助他前往解放区，不仅热心为他筹措旅费、准备相应材料，临行前还托其堂兄雇船直送黄到江心“湖北轮”舷梯上登船，借以避过马尾码头军警宪特的检查。黄终于安抵香港，经新华分社介绍转赴北平出席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黄离闽前，曾协助中国民主同盟福建地下组织沟通了与我党闽东北游击队的关系。

我军1949年4月“渡江战役”期间，民盟派往闽东的吴修平（后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朱柽（后为民盟福州市主委、福州市副市长）就秘密住在张任生在宁德的家中，张的父亲张 城也是民盟盟员，他们在这里与游击队负责人陈邦兴、黄垂明（两人后均为福安行署副专员）派来的联络员频密接触，共商支援武装斗争和策反工作。张任生凭其年轻干练，经常奔走于洋中、虎 、霍童、九都等山岭乡间，为游击队传递情报，转运武器，筹集药品、服装，一直到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福建全境也大部分解放，张任生才18岁。由于“城工部”组织问题未解决，他参加革命又心切，乃先报考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入校后学习勤勉，表现优异，不久便被吸收人团。结业后被分配到霞浦团县委工作。土改中任队长。他责任心强、作风细致、联系群众、局面打得开、经常有报道和文章在《福建日报》上发表。1951年还被推选为出席省首届团代会代表。

正当他风华正茂、力图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工作之际，不幸的遭遇接二连三向他奔袭而来。先是他的父亲在“镇反”中被错杀，一家人一下子沦为“反属”。接着，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他的头上。1956年，说他是“胡风分子”嫌疑，隔离审查了6个月。1957年，处理所谓“不纯分子”，他被清洗回家。1958年，他又被诬陷，送去闽北劳教4年。1961年，解除劳教回霞浦无业，又到西坑村插队劳动。他放牛、补鞋、种田、爆米花、砍柴、种白木耳等什么活都干过。他虽然一贫如洗，但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把仅有的一件御寒毛衣送给赤贫户。他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对党仍有深厚感情，总想有一天党会了解他，让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他积极参加农村文化站，辅导宣传工作，他编写的《张阿老》小品剧，演出时受到好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张任生的错案得到彻底平反，并推倒加在他头上的所有不实之词，1984年恢复党籍，安排任霞浦县对台办副主任。

恢复工作后的张任生仍秉承其一贯的对党忠诚负责的精神，努力拓展局面。他依托霞浦三沙对台口岸的优势，多方开辟对台小额贸易；做好境内台属工作，吸引台胞投资，成绩斐然。后来，因受“杜国祯案件”牵连，他与当地一些地、县的领导一起，又受到为期一年的追究审查。所幸不久就查明真相，他恢复了自由。张任生离休后，仍为闽东招商引资工作奉献自己一份力量。可惜几年后他患了胃癌，虽经多方救治终告无效，于1998年11月逝世，终年67岁。

张任生的屡遭挫折，给其家庭带来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但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总是为党的利益着想，教育家人要正确对待。他的姐姐、弟弟等在他的影响下，在学习和工作岗位上表现都很好，如今，有的成为心理学专家，有的成为大学教授。他老伴王健庄是高级护士，出身书香门第，非常贤惠善良，在20多年的苦难日子里，她单独操劳家计，抚养一双儿女成人。现在，张任生的女儿是宁德市人大常委、市进修学院副院长，儿子是生物学博士，在美国工作。他们业绩突出，事业有成，足可安慰在九泉之下的张任生同志。

任生仙逝时，我给他一副挽联：

    左一难右一难一生多磨难

    新一程旧一程全靠好精神

任生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