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大狱”被捕者谌震的晚年笔耕
题记：谌震先生，抗战时期是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秘书。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为抗战做了很多好事。抗战胜利前夕，在“永安大狱”事件中曾被捕入狱。抗战胜利后为解放事业尽力，并参加起义。解放后，虽遭遇坎坷，在逆境中不夺其志，耄耋之年，笔耕不辍。今年是他90华诞，撰此以贺。
2009年3月24日，我收到了文化志士谌震的来信和他最近的一本著作《民国春秋》。谌震今年已90岁，是当今为数很少的参加过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主要人物之一。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是纯粹的无党派人士。他青年时期就为我国的抗战文化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斐然业绩和可贵奉献。解放后，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他被错划为“极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置之一笑。1985年他应邀参加永安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大会和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当时他题词说：“四十年前同战斗，两千里外会亲人；燕江惊换新天地，白首弥坚报国心。”那天，他参加永安盛会，喜听黄河大合唱后，又题词说：“响彻山城百尺楼，黄河一曲壮千秋。中华代有才人出，争上黄河最上游。”足见他对永安怀有深厚的感情。近年来，他不停地写作，不遗余力地为繁荣我国文化事业作贡献。
青 年 英 才
1941年到1945年间，谌震在福建临时省会永安这座小小的山城里工作了四年。他任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说是机要秘书），与刘建绪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的家就住在永安上吉山刘公馆附近。他除了帮助刘建绪处理日常政务之外，还教刘建绪的子女学习历史知识。 他是青年英才，刘建绪很赞赏他的文才。刘建绪的报告、文章，大都出自他的手笔。正如他的同事叶康参所言：“他的本事是能把官样文章写得没有官气，平易可读。”他为抗战写了不少很有分量的文章，在永安的报刊发表。刘建绪办《建设导报》，叫他当社长；一次他随刘建绪到重庆开会，就从美国新闻处买来《天下一家》、《东京归来》、《联合国概况》三本书的纸型，到永安办起了东南出版社。后来该社出版了30多种进步书籍，行销东南各省，宣传抗战，有较大社会影响。
谌震是湖南长沙人，1919年出生，早年肄业于南京五卅中学。他在永安工作时虽只20多岁，可是他早些年就已活跃在中国新闻界了。1937年至1940年他先后任南京《早报》、湖南长沙《观察日报》编辑，桂林国际新闻社记者、编辑，衡阳《开明日报》代总编辑，并兼长沙《晚晚报》主笔。
要说谌震在永安所作的贡献，以广集人才和兴办实业为最显著。为了抗日，他利用所任省政府主席随从秘书的职务之便，通过刘建绪，介绍了很多仁人志士乃至共产党员（未暴露身份者居多）到省直各部门和全省各地工作。如曾在衡阳任《大刚报》主笔的军事政治评论家羊枣（杨潮），被任命为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省政府参事。
1945年7月，在“羊枣事件”中，谌震与羊枣被国民党顽固派列为主要逮捕对象，并同时被捕。1946年3月获释后在福州曾主编过《世界语双月刊》。1948年回长沙，任《长沙晚报》“法报”版主笔。解放前夕在湖南醴陵等地参加起义活动，后任湖南湘东纵队政治部主任。
解放后，谌震任《湖南日报》编辑、《大众晚报》主笔、《大刚报》编委、《湖南报业志》主编等职。1983年离休。1993年被聘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晚年抱病笔耕 七年著书七部
谌震离休后，除出色完成了《湖南报业志》、《湖南省志》第20卷的编写任务外，从1995年起在广州的《同舟共济》、《东方文化》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杂文、散文。2001
年结集正式出版了《人杰地灵话湖南》、《呼唤英雄》等书。从2002年起陆续撰写《中国上古史》、《秦汉隋唐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妇女儿童史》、《新译新评古文观止》、《民国春秋》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自费出版，曾得到与他同在“永安大狱”中被捕的老友李品珍、王一帆的资助，印数十册至数百册赠送朋友。从他赠送给我的7本著作统计，就达212万字，如再加上我未见到的著作，估计在300万字以上。这些著作在这么短的几年之内写出，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特别是近年，从83岁到90岁之间，用7年时间写了7本书。他之所以能够完成如此巨大的著述工程，是集几十年读书、观察、实践的结晶，也是他晚年所焕发出来的光和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事实上，有些老人，因为经受了种种折磨和锻炼，晚年的志向甚至比少年、壮年更为远大。”
谌震所著的多部历史著述统称为《简明中国通史》。它的最大特色，一是简明，二是纠错。即敢于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历史著作的谬误进行大胆批判，或纠正前人的若干误解。对于前人的一些失误，力图在自己的著述中加以阐明。同时，能融汇百家之言，汇集新观点新史料；能把中国史与世界史沟通起来，进行中外比较和反思；能关注妇女与儿童的历史，以唤起人们对妇女儿童问题的相当重视；且兼之以对科技成果的叙述和注重历史人物的评述，因而显得活泼，不说空话，故事性强，给人耳目一新。尽管这套《简明中国通史》还有待完善，但已给史学界吹来一股新风。
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中，不但分期混乱，而且“作伪也很严重”。从20世纪中期起，中国大陆史学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强调“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二是用斯大林的“社会发展史”模式来硬套中国历史。他曾经几次撰写杂文在报上发表，批评我国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包括八教授所著的《中国革命史》中的错误。他曾指出了2001年高考史地试题竟有5题出题错误。
别出心裁的《新译新评古文观止》
2007年5月，我收到他寄赠的新版《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和一篇短文——《我怎样翻译古文》的手稿，很受感动。原来翻译古文是那样不易，他在短文中写道：
有位朋友在中学教书，他告诉我，现在中学生有三怕：怕作文，怕文言文，怕周树人。我听了很担心：如果中学生怕文言文，以后的古籍还有多少人读？中国的传统文化又由谁来继承和发扬？由此想到，如何把文言文译成优美的白话，使中学生能够由怕文言文变为不怕文言文，甚至还能感到兴趣，实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早在十年前，老友钟淑河兄介绍我为一家出版社翻译《古文观止》，后来因上级主管以“主题重复”为由加以否定，书已排好，却不能出版。直到2002年，我才自费印了几百本，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和指正。去年我又重加修订，出了新版。书名定为《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就译文来讲，我是下了功夫的，因此有点经验可以和学术界交流。
这十年来，我参考过好几种《古文观止》的白话译本，觉得有个通病，就是只注意译文的“信”和“达”，而忽略了译文的“雅”。因此多数译文只是转达了原文的意思，而失去了原文的美。古文的美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简洁，译成白话就往往显得冗长、拖沓。古文讲究气势、音韵、对仗，这些方面就更被译者忽略了。我的译文，则尽可能简洁，尽可能保持原文的风格甚至原文的语句。例如：“唇亡齿寒”已是大家熟悉的成语，何必译成“没有嘴唇，牙齿就会受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本是传诵千年的名句，也不难懂，何必译成“满天的落霞和孤寂的野鸭，仿佛齐起飞行；碧绿的秋水与蔚蓝的天空，好像融成一色”？
在我看来，《新译新评古文观止》不失为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我以为，这样好的书，应由中央级别的出版社出版，更有影响力。于是，2007年夏，我在北京曾为其联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语文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三联出版社、北京王府井商务印书馆、北京中华书局等6家出版社，但都没有成功，很是抱歉。但他并不以为然。他在2007年10月8日来信说：“古文观止的事，暂时就这样搁下罢。‘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或许哪一天突有机会降临，也未可知。只要我此书质量过硬，老兄努力终究不会白费的。”是的，我期盼着有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