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核情结
提起中国的原子弹，读者都能想到钱学森、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等“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与原子弹有过亲密接触的热血青年。如今住在杭州的老人吴银强就是其中的一位。笔者最近采访了吴银强老人，他向笔者讲述了那段神秘的人生经历。
1959年，吴银强作为杭州市勇进中学（原省级重点中学）的高材生，考入哈军工。那时哈军工读书的学生，享受士兵待遇，不用交学费，吃、穿、用、住国家全包，每月还发几块零花钱，大家穿的一个样、吃的一个样，学习很用功。吴银强也不例外。1963年毕业，他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 九院在四川绵阳，是专门研究核武器的，是军队编制，但不穿军装。当时的院领导有邓稼先、王淦昌、陈能宽等人。
九院下属有十几个研究所，分散在绵阳所辖三个县的各个角落。所与所之间联系工作要持介绍信、通行证，单位用代号，通讯地址写信箱编号。可见它属于保密性很强的单位。进了九院，吴银强被安排在一个研究所搞核辐射研究，参与的研究工作是比较前沿的，要求很高。当时，超级大国早就在用计算机了，我国还在拉计算尺，工作特别繁重。
吴银强参加过3次核试验。其中一次是地爆，两次是塔爆，地点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每次核试验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要求做到万无一失。当时，核试验需要的器械、仪器大都是我国自行设计，由工人师傅加工制造出来的。为了保证所有仪器在核爆后自动、准确运行，百分之百精确地拍摄、记录有关图像与数据，不出一丝一毫差错，每次去核试验基地，仪器的装箱、搬动、装上车，吴银强都亲自动手，小心翼翼，生怕出什么意外。
要进行核试验了，科研人员坐军用专列从四川出发。专列途经宝鸡、兰州、天水、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七八天后到新疆吐鲁番。到吐鲁番后，再换坐军用卡车翻过天山去南疆。又花了一天时间，才到达了核试验基地司令部的所在地马兰村。
马兰村在罗布泊边缘，有树有水有人烟，是个小小的绿洲。
核试验场设在罗布泊深处。 罗布泊蒙古语为“罗布淖尔”，意思是“多水汇集的湖泊”，原是塔里木河的终点湖。那里严寒酷暑，一年刮到头的狂风将曾经碧波荡漾的罗布泊烤蚀得水断湖干，层层沙砾掩埋了繁荣的楼兰古都、热闹的通商要道，支离破碎的盐渍地上堆积着沙砾、雅丹。它是中国最干涸的不毛之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便成了“蘑菇云”升起的地方。
从马兰村到核试验场有好长一段路，汽车还要跑上一整天。长长的车队满载着人员、仪器、各种小动物、帐篷被褥等用具，以及大米、白面、豆油、猪肉、禽鱼、饮用水等食物，浩浩荡荡地往罗布泊深处开进，看上去是非常壮观的。然而，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沙石上面左歪右斜地颠簸，像打醉拳似的，颠得人头痛脑裂骨头散架，车轮扬起的松散沙尘久久弥漫，真是平沙莽莽黄入天。 所谓核试验场，是一片略有起伏的砂砾地，因为干涸，呈一片黄垩色。到了目的地，科研人员分头做临爆准备工作。吴银强所在的小组进行仪器的安装调试，测试、联试至少要在三次以上，确保万无一失。
罗布泊的冬天，气温低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寒风怒号，飞沙走石。吴银强说：“我们穿皮大衣戴皮帽子，在野外作业，单薄得像一片小树叶。有时暴风来了，刮得人站立不稳，连呼吸都困难。工作的难度、强度，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我们的伙食当时是最高标准。吃大锅饭、大锅菜，大米饭、馒头，大鱼大肉管够。不收钱不要粮票。这里饱含全国人民的期望和支援。住么，试验场有几处临时搭的简易房。住不下就住帐篷。领导和我们一样。邓稼先院长同我们一起，吃的是一个锅里饭，睡的是同样的铺。他白天带领我们忙碌，晚上，有时间便与我们聊聊天，下盘棋或甩把扑克牌，调节一下绷紧的神经。风小的时候，晚上放电影，大家背着风，头顶星星月亮，坐在旷野沙石上，翻来覆去地看《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
准备工作就绪。核爆的前一天，全体人员撤离现场，集中到距离试验区70公里以外的地方，每人发一个把光线强度减弱一万倍的黑墨镜戴上，观看核试验。如果不戴眼镜，眼睛就瞎了，叫闪光盲。
原子弹爆炸了。戴上墨镜，先看到一个大亮球，十几秒钟后，传来了轰隆隆的巨响，蘑菇云升了起来。紧接着，原子弹爆炸后的冲击波来了，气浪热乎乎，每个人都感到被强力推了一把。核爆炸产生的光辐射很强，有一位同志忍不住好奇心，把眼镜拿了下来，刹那间眼睛就坏了，并且永远治不好。
爆炸过后两三天，才允许工作人员穿上特制的防化服进入现场收取试验结果。吴银强回忆说：“那两天我们觉得特别漫长，让人等得焦心，睡不安稳吃不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准备工作虽然精益求精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可不知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仪器也会莫名其妙地出毛病。所以，每次爆炸一结束，我们就急不可耐地要去现场取测试结果，但进试验区越早，危险性越大。未经批准，谁也不准擅自行动，我们只好忍耐着，等待进场命令。”
试验完毕，科研大军就拔寨撤退了。长长的车队载着人员物资又原路颠回马兰村，再转辗回四川。
与原子弹亲密接触的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平常人。从哈军工毕业到九院工作，吴银强已是大龄青年。男大当婚，他也想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可是，单位很封闭，与外界没有来往，女青年又特别少，婚姻成了老大难问题。他父母希望他能找个南方对象。可是，那阵子，城市姑娘一听说他在山沟里的保密单位工作，又是臭老九，掉头就跑了。后来在同学介绍下找了一位哈尔滨姑娘。他利用探亲假与她见了面，交谈一下，双方没有意见，事情就定了，整个过程没有一丁点儿浪漫，婚后生活是两地分居。他的爱人在照相馆工作，父母双亡，单身一人，住在单位宿舍，有了儿子后，不方便。她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顾不过来，只好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身边。老两口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孙子。好在他们理解吴银强，知道他是在报效国家，忠孝不能两全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决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吴银强为了解决老婆、孩子分居三地的困窘，无奈之下打了报告，要求调到哈尔滨，报告送上去一年后才批下来了。老同事说他幸运，从门缝里钻出去了。因为，他走后，这扇门又关上了。回到哈尔滨，两口子总算团聚了。
吴银强热爱原子工程专业，离开九院前，他犹豫过、痛苦过，离开后又对那段日子不能忘怀，刻骨铭心。他知道，那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人民的安宁而从事的核试验，因而是神圣而光荣的，也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