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奇人黄宝奎
我第一次见到黄宝奎，是在1979年的夏季。那时他是莆田县人民银行基层营业所的退休人员，给人的印象也只是个慈祥的普通长者。我怎么也想不到，此后几年，我会不断听到有关黄宝奎叫人惊讶的消息：退休几年后被厦门大学聘为代课教师；一到厦大，论文一篇接一篇在全国各级核心刊物发表；接着又听到他以57岁高龄复职被厦大正式录用；又过一段，听说他没经过讲师阶段就直接被聘为副教授；几年后他早已超过评定教授职称的年龄，又被教育部特批晋升教授；金融理论界公认他是我国“比较金融学”理论的开拓者、研究台湾和西方金融学的知名权威，被誉为大器晚成的“金融奇人”。
是的，说黄宝奎是“奇人”名副其实，“奇”就奇在他一生过了两辈子，平常人到了退休一辈子的事业就基本结束了，而他却在退休后又创造出一辈子的人生辉煌，让人不可思议。退休不久，他就到莆田名牌中学应聘当英语代课老师，连家人都感到惊奇。他儿子说：“平时没见过父亲接触英语，怎么能当起英语老师？”更奇的是，他到厦大当老师，不久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资本论》中票据与银行券译文的探讨》论文，纠正了《资本论》英语翻译中的十几个错处。对此，就更不可理解了。这些年，我和黄宝奎深谈多次，我觉得他传奇人生的奥秘与奇特之处，其实还在于那种刻苦扎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1926年，黄宝奎出生于莆田市城厢区黄石镇清江村，父母亲是朴实地道的农民，家庭一贫如洗。父母生育了16个子女，却夭折的夭折，送人的送人，只剩下4个兄弟。哥哥又因逃避抽壮丁，途中不幸染上肺鼠疫，21岁就客死福州。莆田当地有句俗语：“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黄宝奎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中说：“我少时体弱多病，但颇聪颖，念小学时，语文课本整本都会背诵得滚瓜烂熟；算术要是考不上100分，便觉得没有面子。所以母亲特别疼爱我，说借债也要给我读书。”全家人省吃俭用、忍饥挨饿，把他送到莆田城关当时最好的一所小学——凤山小学（原名砺青小学）去插班念高小毕业班。当时该校训育课主任出了一道“鸡兔同笼”的算术难题考他，被他熟练解答出来，学校便破例把他收下了。后来因成绩优异作为免费生被保送至私立砺青中学（今莆田四中）。高中就读省立莆田中学（今莆田一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5年7月，他考进国立厦门大学商学院银行系，成为全村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在校享受公费生待遇，并获萨本栋奖学金。大学四年他打下扎实的金融理论功底，在文学和英语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成为全院有名的高才生，深受当时院长朱保训教授的器重。1949年6月毕业，获商学士学位，学校决定他留校任教。
人生道路往往艰难曲折。大学毕业时，正逢解放前夕，局势动荡。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国民党特务在厦门到处抓人，王亚南等人被迫暂离厦门，学校也让学生提前离校。校方叫黄宝奎先回家乡，等待回校任教通知。黄宝奎回到莆田老家，参加了地下党组织，迎接解放。新中国诞生后不久，他接到了王亚南签名的回校任助教的通知，但当时地方上百废待兴，急需各种人才，组织上动员他留在家乡工作，分配他到莆田县涵江人民银行任职。兼之父亲病逝，于是放弃了回厦门大学任教的机会。
黄宝奎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多次被评为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956年，他同时获得莆田县优秀共青团员、福建省金融系统一等先进工作者、全国信贷结算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并作为福建省代表赴京参加全国表彰大会，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1月4日，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邓小平、林伯渠、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合影，回来后受到地方领导和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然而，仅仅过了一年，人生便急转直下。“反右”运动开始时，黄宝奎还任工会主席，他写的“行动起来，声讨右派”的稿件还在全县广播站广播，但因其内兄在台湾等社会关系，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名“右派”，虽保留公职，却被下放到山区“监督劳动”，每月只给10元工资。当年，他已是4个子女的父亲，弟弟念中学的生活费也由他负担。夫人在小学任教，工资才40多元，还要抚养母亲和妹妹。全家9口就靠这50多元钱生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了克服困难，他不仅下田插稻秧，还上山烧木炭，天天干的尽是繁重的体力活。两年过去，到了1960年冬盼来了“脱帽”的日子，重新被银行接收做信贷工作。没几年，“文革”浩劫袭来，“脱帽”右派的身份决定他永远是“另册”人物，遭不完的批斗，吃不尽的苦头。为了不甘忍受极左路线的迫害，1976年刚满50周岁的他，便申请病退，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
谁也想不到，就在黄宝奎退休之际，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四人帮”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同全中国人民一样迎来了又一次的解放，组织上给他“右派”问题作了两次平反：1979年6月，中共莆田县委下文给予改正，但留了所谓“有讲过错话”的尾巴；1983年11月第二次下文，称“有讲过错话”一语不当，应予剔除，把尾巴割掉给予彻底平反。当时，黄宝奎写下一首七律，后4句是：“未老还乡肠欲断，当初许国志难伸。儒冠莫道从来误，万里东风病树春”，用以表达欣喜的心情和坚定的志愿。尽管他退休赋闲，但还是想把一生积攒下来的扎实知识尽可能贡献给社会。“文革”刚结束，学校普遍缺乏师资，他便应聘到中学当英语和语文教师，虽名曰代课，却一丝不苟，深得学生喜爱。
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春风劲吹，思想解放浪潮汹涌，多少过去人们不敢想也想不到的奇迹在中国大地上井喷而出，而这奇迹也戏剧性地降落到黄宝奎身上。31年前，他放弃了留厦门大学任教的机会，没想到厦门大学并没有忘记他，财金系领导连续给他3封信，“三顾茅庐”请他回校当老师。他们相信这个当年“王亚南和朱保训的高材生”，虽离开高校几十年，但凭他的知识功底是完全能够信任大学教学工作的。1981年5月，他以55岁逾天命之年，重新踏进厦大校园，先在经济系后在财金系实实在在当起了老师。虽是代课，每月只有25元报酬，但他青春焕发，满怀激情。对他的任教，自然有不少好奇的眼光和怀疑：这样一个来自乡下脱离大学几十年也没有任何职称的“老头”真能当好大学老师？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以实际本领说话。他先后讲授“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流通与信用”“各国银行制度”“比较金融制度”“货币银行学”等多门课程。系里还安排他指导几个研究生翻译外国银行资料，由他总审查。他对着英语原版书，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一篇一篇审查，耐心细致地对一个个研究生说，你哪里翻译错了，哪里应该这样翻译好，弄得这些研究生傻眼了，纷纷传出去：黄老师真是“奇才”，英语和金融理论都是那么高水平，全系师生逐渐对他刮目相看了。除教学外，黄宝奎埋头研写金融理论论文和专著；在他的斗室里，彻夜亮着灯光，师生们很快地在厦大学报和其他刊物上读到了他的论文，引来了周围多少既佩服羡慕又有点不可思议的眼光。1982年，厦大主办“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研讨会，向全国征集论文。黄宝奎赶写了题为《要坚持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呈送大会。不久，他收到了论文采用的通知，却遇到了尴尬，因他还是代课身份，无法参加会议。可是，他的论文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素昧平生的中国社科院朱绍文老教授写信给他大加赞扬，称“拜读大作，十分高兴，特冒昧驰书以表共同战斗的情谊”。系领导非常高兴，说厦大王亚南资本论研究基地后继有人。然而，他代课的实际处境也引起了这些“伯乐”们的思考，如何为黄宝奎施展本领创造更广阔的天地？他们决定破例给予上报为黄宝奎办理正式复职手续，校领导也很支持，上报了省人事厅，尽管也有意见说他年龄太大了，但还是一路绿灯。1983年1月，他成为厦门大学一名正式的教师，迟来了34年的“爱”终于开花结果了！
正式复职使黄宝奎的人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他以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言：“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自勉，觉得自己一条像被晾在岸上的大鱼又游回了深海，浑身充满了活力，一丝一毫也不敢懈怠地要把丧失几十年的时间抢回来。他认真分析了当时全国金融理论界的现状，意识到“比较金融学”还是一门空白的课题。当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急需对西方和港台的金融知识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厦门大学，面对着一水之隔的台湾，对台湾金融的研究更应走在全国的前头，他决定由此打开自己研究的方向。于是，千方百计搜集资料，凭着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的治学作风和不倦的刻苦精神，使研究成果几年内在金融理论界独树一帜，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95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34万字的专著《台湾金融纵横谈》就被列为中央领导人的阅读书目。时任厦门市计委主任的郑金沐赴京时获得了这个消息，回来后立即写信告诉他这个喜讯。继而，他分别在《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研究》《台湾研究》《厦门大学学报》等全国60多种刊物上发表了180多篇论文，其中《美国金融制度的特点及其改革》《英国的货币市场》《试论台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资本论>中票据和银行券译文的探讨》和《如何发挥农村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等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刊物全文刊载。他还撰写出版了《各国金融制度》《比较银行法》《西方银行业务与经营》《外汇投资概论》《出入口押汇大全》等18本论著（含合作）。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比较金融制度》，填补了我国金融理论学科的空白，被中国人民银行列为推荐选用的高等院校金融类教材，并获得中国金融学会及广州国际金融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大奖。他的《各国金融制度》为《比较金融制度》的姊妹篇，获得华东国际金融学会唯一论著优秀成果奖和厦门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还有《比较银行法》《西方银行业务与经营》等论著都被列为全国高校金融类创新教材，获得多项奖励。
黄宝奎不仅在金融理论上不断创新，而且在金融业改革开放、证券业的发展及厦门特区建设等实务上也积极建言献策。1992年3月，黄教授应邀参加了在福州西湖大酒店召开的 “海峡两岸证券经济研讨会”。这是一次被视为两岸首次经济界学者交流的盛会。会上发言热烈，但个别台湾代表的发言有失实之处。黄教授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台湾证券市场的发展确有许多经验和可借鉴之处，但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股市还存在的一些弊端。台方代表大为震惊，直夸厦大教授对台湾经济有如此深入的研究，其团长、代表会后纷纷走前来向黄教授握手致意。1983年6月上旬，“厦门自由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和中央各有关部委领导参加，会上还有不少代表对“自由港”的“自由”两字心存疑虑，并质疑厦门的经济腹地问题。黄宝奎在会上对“自由港”政策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从台湾如何积极筹设国际金融中心、厦门在两岸往来中所处的特殊战略地位及如何正确认识经济腹地等问题，作了极具说服力的发言，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会后，《厦门日报》多位记者来厦大专访他，该报经济版还为他特辟了“两岸金融系列讲座”专栏，于1993年8月到12月，连续刊登了他的讲座20篇，对厦门自由港政策的观念更新收到了很好的促进效果。
辉煌的学术成果铸就了黄宝奎的“传奇”履历。1983年，57岁的他被复职录用时还没有任何职称，仅过两年就被评定为财金系副教授，并且从1986年起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90年，已经64岁的他，按规定不能再晋升职称了，可是又被破例特批晋升为教授。1991年，他65岁光荣离休，但仍然活跃在教坛上，除接受厦大返聘教学和指导研究生外，还受聘为厦门市政协顾问、厦门华厦学院兼职教授和国际金融系主任、厦门鹭江大学经济系顾问等。他在全省银行系统及社会上兼任不少工作，现是厦门大学离退休联合会的第一副主席。闲暇时，他喜吟诗作词，继《涵清楼吟草》之后，第二部诗词集也将出版。2006年厦大金融系为他举办了一场气氛热烈的“八十祝寿会”。会上，他即席赋诗一首答谢：
悠悠往事不轻过，莳种勤耕苜蓿多。
伏枥犹怀孺子志，凌云愧乏鲁阳戈。
归心岂欲伴黄鹤，败絮那堪充绮罗。
兀兀休斋八旬度，盛情难却叹蹉跎。
如今，黄宝奎教授在美丽如画的厦门海滨安度晚年，尽享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