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拔的六块去思碑

陈启西

何谓“去思碑”？凡为官者清正廉洁，造福一方，离任之际，百姓挽留不舍，为贴心的父母官立碑，在碑石上刻上纪念性的文字作为永久的纪念，即称为“去思碑”。

李拔（1713—1776），字靖峤，号峨峰，四川犍为县人，清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李拔从基层起步，历知县、同知、知府，累官至湖北荆宜施道道员，宦迹湖北、福建、湖南等地。他每到一地，深入察访，勤于思考，勇于任事，推行良政，造福百姓，堪称循吏，其任职过的六个地方的民众曾为其树“去思碑”。

    一、长阳县去思碑

清乾隆十七年（1752），35岁的李拔出任湖北长阳知县。

长阳县地处湖北西南清江中下游，土瘠民贫，少数民族与汉族大杂处，尤其以土家族占多数。这里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民风凋敝，讼狱繁多，是个难治县。

李拔上任伊始，从大处入手，有条不紊地推进工作。他白天到田间地头访贫问苦，晚上则秉烛处理往来文书，事情一件一件地理清。他按各项事务轻重缓急，逐一具体落实。首先，解决长年积压的案件，经他公正细致审理，全部积压案件如期了结，百姓无不倾服。第二，修城墙、县衙栅栏等，确保日常政务运转。第三，组织重修县学，以激励地方人才培养。接下来，依次整修道路、桥梁、衙署、祠宇等，整修过程自己带头捐俸，没有增加百姓负担。

                                        四川省犍为县李拔馆前广场的李拔雕塑

李拔注重民间访察，他发现长阳虽然地处楚北僻地，所经道路都是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难以攀登，十分不便。为了便于百姓往来，他亲临一线，仔细查看这些路段后，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果断捐出自己的部分养廉银，组织属员在四个陡坡顶各修建一座亭子设茶，并在坡上多种竹子、树木，作为过往客商暂时休息的落脚点。

长阳每年自然灾害多，李拔在辖区各乡都建义仓，倡议士绅把家中多余的粮食捐出来，积社谷以备灾荒。李拔还发动士民开塘堰灌溉农田，设膏火以育人才，修城墙以作捍卫，清界址以息讼争，勤谳鞫以免守候，禁暴客以安善良，建路亭以惠行旅。只要有利于百姓的事，李拔都付诸实施，对地方发展不利的陈规，一概废除。

       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长阳县已经得到初步治理，政简刑清，百业兴隆。

“长阳百姓五谷丰登，万民安居乐业；县衙公案牍清，百姓讼狱具结；各家老者高兴而小孩安然。”李拔认为自己心中的乐事是这样的：“城墙修缮则保障，祀宇葺则神灵安，道路治则行旅安，教化兴则风俗美。”

清乾隆十九年（1754）六月，李拔调任江夏县令，得以重用。长阳县民舍不得李拔离开，但上命不可违。同年八月，民众公推王廷鸿作《长阳县去思碑记》并刻石，以志纪念。

乾隆版李拔家谱

王廷鸿（生卒年不详），湖北孝感人，雍正五年（1727）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他在去思碑记中这样评价李拔的政绩：

或曰某也尪，公实苏之，或曰某纷然丝，公实理之；或曰某黠而蠹，公扫除之；或曰我讼我狱，非公莫决；或曰若馆会垣隍，关梁营廨，非公不备。

    二、江夏县去思碑

江夏为湖北首县，督抚同城，水陆要冲，每天官员往来、车水马龙。县署历年积案，盈千累百，甚至有申诉者，投递诉状十数年，均石沉大海。

李拔到任后，政务繁巨，又要顾及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他深知处理案件与迎来送往不能兼顾，只好审时度势，自定课程，每日以午前期会，以午后审办，以五案为率，不使案头有留牍。他平常迎来送往的事情，就让身边的书办去应付。

李拔曾感叹道：宁得罪于上官，毋得罪于下民。

对于李拔的这些做法，百姓无比欢欣鼓舞，而他上司颇有微词，同级的官员也嘲笑李拔不懂官场之道。

李拔任江夏知县一年多时间里，以个人能力、审案独到见解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共审结历年积案一千七百多件，境内百姓争讼案件逐渐减少，其堪称能臣、干吏。

清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这三年间，江夏县内再也没发生过争斗、砍杀等重大恶性案件。由于李拔的励精图治，当地社会治安明显改善，县里的监狱都空了。

随着在江夏任职时间长了，李拔为官循良之声渐显，善断案之能深得上司赏识。从此，湖北境内但凡有疑难案件，不论是本府还是外地的，上级都指定李拔来审理。许多疑难繁杂案件，经其审理，起死回生的人不少，百姓称其“李青天”。

李拔除了审讼狱、劝农桑、课书院等，雷厉风行，下至地主佃户，上至县署吏员，无不谨慎从事，惩治了一批常年欺压百姓的恶霸、豪强，社会风气为之一振。李拔每天早出晚归，四处察访民情，不分白天黑夜，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案头各种文件堆成小山，批阅往来公文都要忙到下半夜。

清乾隆二十年（1755）七月，江苏、浙江两省大风骤雨，海潮借势汹涌，水流湍急，江苏泰州及浙江海盐、山阴、会稽、萧山、上虞等县大涝。虽然朝廷接连下旨豁免这些地方的税赋，但眼前最急的事是，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都是急需赈济的灾民，朝廷赈灾的粮米杯水车薪，当地米价暴涨，如果不采取有效应急措施，保不准会引起民变。李拔主动作为，谋划在前，急朝廷之所急，在朝廷赈灾命令还未下达前，没日没夜地忙筹粮，发动并倡议江夏全县士绅、地主家有余粮的都拿出来，短时间内共筹得米一万多担，减价卖给当地灾民，避免了一方百姓忍饥挨饿，维护了一方安定稳定，得到了各级上司的普遍称赞。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李拔因在江夏任内政声卓著，以“明干勤练”拟升汉阳府同知。李拔离任之际，百姓夹道不舍，公推江夏举人汪知本为文，立《江夏县去思碑记》，刻石以纪其德政。

知本（生卒年不详），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乾隆初举人。他在去思碑记中这样评价李拔的政绩：

公以民为邦本，政在养民。故急民事如拯焚溺、焦毛发、濡手足，亦所不惜。至于奔走往来，亦尝随行逐队。然宁为疏阔，雅不欲以此废政务。此悃无华一语，公所为榜之坐隅也。

    三、汉阳府同知去思碑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二月，接到吏部咨文，李拔奔赴湖北汉阳上任。

汉阳府位于湖北要冲，同知开缺，许多人都想争取。在这些地方任职，各种利益倾轧，请托是常有的事。在李拔赴任途中，就有人想花钱谋差事，通过熟人联系上李拔，并带五百两银子在半路专候，想以重金收买李拔。

等了好几天，这人终于等来匆匆赴任的李拔。李拔问明来意后，当众烧毁了请托人的书信，并严厉斥责，喝令来人速速拿好银两离去，否则将拿他问罪。此人见李拔正气凛然，只好带着银两悻悻离去。

汉阳府地处湖北省城，五方杂处，人情复杂，纲纪败坏。李拔多年前曾在汉阳待过一段时光，对当地社会状况了然于心。因此，他一到任，便深入民间访查，整饬纲纪，一切陋规革除尽净。经过短时间的整治，民风为之一振。在汉阳府，李拔作为佐官，积极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协管好分内的事就可以了，比起之前担子轻了不少。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朝廷指派了一份苦差，要李拔押解军饷西去。押解军饷是一件非常艰苦又危险的事，武职官员尚无把握，何况李拔文官出身。李拔领汉阳同知衔，奉委解西征军饷，往返万余里。李拔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夙夜不懈，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顺利完成押送任务。这次任务完成后，李拔受朝廷嘉奖记录一次。

同年十月，李拔因赈灾得力有功，可擢升知府。时浙江、福建两省知府员额空缺，李拔得补授福建福宁知府。

百姓对李拔升迁感到无比高兴，但又为这样爱民的好官即将离去而感到无比忧虑。当地士民舍不得李拔离去，蜂拥载道，攀辕卧辙，遂公推汉阳贡生彭湘怀作《汉阳府同知去思碑记》，刻石纪念。

彭湘怀（生卒年不详），字念堂，号栋塘。乾隆时著名诗人、画家，个性耿直，博闻多识，好四处游历。其山水学龚贤，颇有逸气。彭湘怀在去思碑记中这样评价李拔的政绩：

公莅斯土，甫期月耳，如治棼然，触手而理；如呼高然，随口而应。慈祥恺悌之隐，不独万众共见，既妇人孺子亦所共知。盖其精诚团结，有威于声色之外者。则其去也，如失慈父母，留恋而讴颂之，又何怪焉。

还有一些地方名士，赋诗表达离别之情。如武昌贡生陈宗铭作《循良歌》。时翰林编修蒋雍植评价李拔在汉阳任上：“安抚宽恕别人如慈母，处理督责属下如严师。能清其源者，必先自治焉。忠以立体，恕以致用，法行而不挠，政成而不敝，奸顽之徒无处藏身，良善无所附髀。”蒋雍植为文讴歌李拔德政，以示不忘其造福一方之政绩。

《宜昌府志》还将李拔列为“名宦”，载其政绩：“性明敏，善诉讼，立书院，教士引诱不倦，偿重修县志，补筑城墙，振废起举，士民德之，以能擢江夏令。”

    四、福宁调福州府去思碑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二月，李拔到任福宁知府。到任后，他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研究，对闽东大地的山川、水源、土壤、民情等进行系统考察，提出了“兴教化莫先足衣食，足衣食莫大于重农桑，重农桑莫要于兴水利”的措施并制订方案，造福一方，功绩显赫。

福宁地处福建东北沿海，百姓向来以捕鱼为生，收入微薄，生活贫苦。李拔教会地方百姓耕耘种植，并将蜀地的栽桑养蚕及种棉技术传到闽地，改变了当地的向无栽桑养蚕与种棉的习惯。李拔认为闽地天气温暖，土脉疏润，最宜种植。乡人说土地不宜种棉后，李拔坚持实事求是、科学调研。堂堂知府，为验证闽地是否适宜种棉，居然于署内隙地试种，以岁入甚富来回应乡人的怀疑。

李拔见本地条件很好，但遍览山野，树林凋零。李拔倡导种树，他深知种树如培养人才，没有十年之功是不能见效的，须立足于长远。

针对福宁之地人丁浩繁，而地方少食的境况，李拔发出《请种包谷议》，通过广种副食、推广包谷以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稳一方民心。

李拔还倡导全民兴修水利，他说：“拔生长田间，起家县令，于农田水利，素所讲求。况宁郡滨海，陂塘渠港，在在皆是。奉命典郡，鞠人谋，与有责焉。倘听其流溢，既速官谤，亦负初心。爰督所属令长，凡有水利堪资灌溉者，悉予兴修。”李拔兴修水利之心，果决可见一斑。在他的《修理福宁郡西山三坝记》中，李拔写道：“宁郡城南有长溪河一道，上汇山溪，下通海口，河身狭隘。涓涓细流类于濠堑，及雨多汜溢，淹浸田庐，颇足为害。修理长溪，不如修理三坝；而修理三坝，不必另筹别项，止须于岁修长溪租内酌分其半，修筑堤岸，则沙石鲜少，不致淤积，可省挑运岁修之半。”李拔对兴修水利的好处也作了分析，从他的字里行间也可见证李拔关于水利建设的赤诚之心。

     李拔撰“修理福宁郡西山三坝记”碑刻 

对于修福宁府城，李拔也有自己的想法。从他的重修侧重点，可以看出李拔的务实作风。李拔明确提出，先修城垣以资捍卫，次修门楼以壮观瞻，有先后之分，有轻重主次之分，把仅有的修缮之资用在刀刃上。重修后，李拔担心平时修缮没跟上，复致坍塌，又上《保固城垣议》。之后李拔还令辖下五县重修城垣，《福宁府志》中明确有载的是福鼎县城、福安县城、宁德县城，李拔还作了重修记。

李拔下车之初，遍访郡城书院、府学等传播儒家思想的教化阵地。在福宁兴教化始于宁德西湖。据史料载，宁德西湖在宁德县邑义门外，乾隆二十四年（1759），郡守李拔因公至邑，周览其地，惊曰：“此水星文风也，若设为书院，人文必盛。”因刻“石湖”二大字于石，并令知县楚文暻重葺祠宇，多栽竹木，以为修书院地。在福宁州学记中，李拔还写道：“夫宋儒讲学，东南为盛，而福宁亦代不乏人。名贤往哲，先后接踵。比年以来，书院熏陶，有司从而振德；士风丕振，科第蟾联，凌古铄今，诸生诚渐摩仁义，希从圣贤，以仰副圣天子作人之雅意。”另有一处，李拔自己写的兴教化之举，如他写道：“乾隆己卯予莅临甫三月，捧檄按之，反复化导，悔而自新者数百人。既竣事，奠于学宫，观者如堵。”其作《宁郡五县书院延师课士议》：“窃惟帝王之治，教化为先；教化之兴，学校为本。”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福州知府出缺。福建总督以“善最”奏准朝廷，调李拔补授福州知府。同年四月，李拔到任福州知府（注：一些资料误记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八月，李拔调任福州知府”，具体可参阅《福宁府志》等）。次年五月，士民公推林从直撰《福宁调福州府去思碑记》，以感其德政。

林从直（生卒年不详），字白云、天区，号古鱼。福建侯官人，清初著名诗人林衡之子，乾隆九年（1744）举人，授苏州候补盐政。善治印。林从直在碑记中这样评价李拔：

公尝建议，以为兴教化，莫先于足衣食；足衣食，莫大于重农桑；重农桑，莫要于兴水利。每春日巡行，察山川险易，水泉沃衍，土宜燥湿。民情勤惰，权其缓急，而敷布之，条分缕析，上之大吏，下诸属县。日督诸令长开河渠，治陂塘，劝播谷，广种树，儆游惰，尚节俭。禁停棺之恶习，惩好赌之颓风。课诸生则以躬行为先，而文词为后；肃吏治则以正己为本，而文诰为末。此皆其荦荦大者，固非俗吏之所能为，而公犹歉然不自足也。

而福州百姓早就耳闻李拔清名，正翘首以待。听闻李拔被福宁百姓挽留，士绅们纷纷涌向总督衙门请愿，福州、福宁“两郡争守”，一时传为乾隆朝佳话。作为去思碑记的主笔，福州人林从直发出“宁人以失公为忧，福人则以得公为喜”这样的感叹！

    五、福州府闻讣去思碑

由福宁府调任福州府，这在官场上被看成是擢升。因为福州为八闽首府，向来有“福郡地大而事繁，古常选用重人”的说法。自宋以降，福州历任知府（知州）中，彪炳史册者如蔡襄、程师孟等人，皆为当时朝廷重望。清乾隆时期的福州知府李拔也是出类拔萃的一位。

福州濒海，许多百姓以捕鱼为生，收入微薄，生活困苦。一到严寒的冬季，百姓仅着单衣，甚至有的家庭丁口较多，衣不蔽体。往北边购棉、丝，富人尚且力不从心，更何况寻常百姓家。李拔想到老家四川桑蚕业十分发达，养桑蚕是一条致富之路，而福建的气候也适合桑树生长。但怎样让老百姓接受他的建议呢？于是，他在府衙的后园中移种桑树，并亲自养蚕。知府的亲身示范，引发了周边民众的兴趣，许多人特地到府衙后园看李拔着草履短褐如同一位老农般在园里弯腰劳作，于是都跟着种桑养蚕缫丝。仅仅过了几个月，“良丝厚茧，俱有成效”，一时远近商贩纷纷前来收购。养蚕成功后，李拔还写了《蚕桑说》，教授人们养蚕技巧。方志载：“闽知养蚕，实自李拔始，功尤伟矣。”

除《蚕桑说》外，李拔还著有《种树说》《种棉说》等呈报上方，希望将四川、湖北的养殖经验在闽地推广实行。此后担任福州知府的三年间，他更将在福宁府种桑养蚕的经验进一步推广，他的府衙桑园一时成为福州坊间津津乐道的话题。由于知府的大力倡导，福州的丝绸制作工坊盛极一时，成为远近驰名的丝绸之城。

李拔素有登山雅兴，他登山不仅仅是为了登高览胜，追寻先哲的足迹，还在于能从高处俯瞰全城，体察市情。何处道路需要拓宽，何处水网需要疏浚，何处桥梁需要整修，皆了然于胸。

福州府西门外的西湖，由于年久失修，河道淤塞，水质变黑，急需疏浚。李拔募集资金，发动民工，一番整治后，西湖重新恢复生机，水清柳绿，鸥鹭嬉游。湖心岛上有一座开化寺，是西湖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文人雅士聚会之所，李拔拨款修葺，还在寺内增建了云中堂。

福州东郊名胜鼓山上更留下了多处李拔的题刻，从山脚下的“云程发轫”到半山的“毋息半途”，再到接近涌泉寺的“欲罢不能”，一直到绝顶的“登峰造极”，我们能感受到一位学者、廉吏的心路历程和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李拔在鼓山顶峰上还留下“欲从末由”四个大字，并曾建有一座“仰止亭”。“欲从末由”语出《论语·子罕》，是望尘莫及的意思，表达李拔对朱熹的仰慕之情。在福州，这些屐齿迹至今仍以诗文和摩崖题刻的形式留于后世，足见他的文章风采。

     福州鼓山脚下李拔题刻“声满天地”

李拔将治民之法概括为“养”“教”二字。他曾这样写道：“治世何术？曰养，曰教。教养何道，曰农桑水利，曰诗书礼乐。”李拔自曾祖父起，属教育世家。所以他每到一地为官，特别重视振兴书院。上任伊始，他就带着僚属视察府学和县学，聘请教师，修缮校舍，并亲自撰写重修学宫记。甫进省垣，第一件事就是下令福郡各县增修学堂，可见他对办学育才的重视。他还规定，担任书院教师者必须经过考试。无论在闽东还是在福州，他都身体力行，一以贯之。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月，李拔接到家书，母亲染病在床，一直未能治愈。母亲的病牵动着李拔的心，他心急火燎，可是他刚到任福州仅两年，每天要处理的政务繁多，实难抽身。李拔万般无奈之下，遣妻子杨氏返乡，到母亲跟前代为尽孝。未曾想妻子杨氏返乡才几个月，母亲于次年六月就病逝了。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一月，李拔从福州动身返乡。在即将离任之际，李拔回顾福州三年任职中为百姓平反讼狱，教民种桑、养蚕、种树、种棉、织布、兴修水利等事，虽然已经取得成效，但还没有全面推开；福州十县学校书院虽然都已延聘老师讲学授课，但学校的义田不太多，学生晚间读书用的灯油钱难以为继，难以提振精气神；而闽清、侯官两县还没有书院，小孩读书还没有场所；孤寡无依的百姓，虽公捐生息，得到收养，而老弱病残的，不敢保证就没有遗漏；境内桥梁道路，虽已得到及时修理，但城区洪山、朝天两桥，想修还没修成，市民还在受涉水渡河之苦……这些他都不能忘怀。

李拔许多工作还没做好做完，就遭亲丧丁忧，他内心很自责，认为自己内不能对亲人尽孝，外不能为民办好事，内心日夜备受煎熬，寄希望于继任者能够加强监督劝导，以观其成，这是他的最大心愿。

李拔离开福州时，当地士绅齐聚府学，百姓聚集田野，大小商贩聚集街市，都想挽留李拔，却又见不着面，大家无不叹息唏嘘，涕泪齐下。

福州十县士民感念李拔德政造福百姓，公推乡人黄蕙撰《郡守李公去思碑记》，刻碑勒石纪念。黄蕙在去思碑记中这样评价李拔：

郡濒海，民以鱼盐为利，不事蚕桑，凡丝纻吉贝之属，皆取给他省。公前任福宁时，曾于衙斋隙地，种棉养蚕，业有成效。作《种棉》《养蚕》二说，令民仿而行之。及移吾郡，复以其说下诸属县，由是十邑无不挟纩之人矣。

夫人事感于下，而天瑞应于上者，召致自然之符也。公精神所学，泽及草木。辛巳夏四月，府署有桑自生百余株，郡人神其事，曰“祥桑”。盖闽自无诸建国以来，未有以黄帝西陵氏之业教民者，有之，实自公始。

公又劝民培树木，种包谷，以备器用而资糗粮，诚万世之利也。复刊教民碑札十县，以教养成。效踵蔡君漠、真西山之后，而谆恳过之。他若戢大憨，禁告讦，捕宰割、止蒲博，仍许触法者，湔祓自新，不以毛鸷为能。

    六、衡州府署篆去思碑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李拔以湖南长沙知府衔署理衡州府。

衡州府下辖衡阳、清泉、衡山、耒阳、常宁、安仁、酃县等七县。李拔上任后，建育婴堂，禁游惰，教民种树，严丧礼，移风易俗，辖下七县士民倾心，当地社会风气大为改观。在衡州期间，李拔重视文化，尤其对衡州石鼓书院的整修倾注心血。

石鼓书院创建于唐代中期，北宋时朝廷两次颁赐敕额而名动天下。特别是南宋大儒朱熹的一篇《石鼓书院记》，更使石鼓书院名扬天下。

李拔见石鼓书院虽已增修多次，但历年久远，许多古碑埋没，书院学舍破败不堪，已难负往日风采，不禁心里忧愁，立即组织重新修葺。先修书院门墙，再修墙宇、亭阁、碑碣，整修后书院焕然一新。走进书院的人都说重修得很好，这么盛大的重修工程，不能没有重修碑记，于是大家公推李拔作重修碑记。

李拔欣然接受，他在《重修石鼓书院记》中说“宋儒讲明理学，以杜其弊，而书院始兴”，盛赞朱熹所作《石鼓书院记》，最后寄望于衡州学子，要勤勉学习，奋发图强，努力振兴地方文化事业。

重修期间，李拔把书院的学规训义、章程进行重刻，特别对朱熹手书的训义碑和谢良佐语录进行翻刻，立在书院内，并在谢良佐语录碑上作跋。他还选取古训可法者如《博文》《约礼》《敏事》《慎言》等亲书刻碑，嵌于书院堂壁，或立于讲堂外廊，供诸生观摩学习。

李拔曾多次亲临书院讲学，考课诸生，希望为国家造就更多有用之才。公务之余，还常来书院督察。见书院讲堂后有小块土地荒废作为临时茅厕，李拔命人凿石成平台，在平台之上建三间廊轩，并在廊轩周围种上花草树木，两侧增加回栏，并题额“留待”二字，取名留待轩。留待轩建成后，当地文人士绅常到此游览，景观独具，风光无限，为地方增添了胜景。

石鼓书院突兀江心，经常受洪水冲击，堤岸多次受损。为确保书院安全，李拔还集众人力量，加固崩岸。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五月，衡州蒸溪洪水暴发，冲垮石鼓书院堤岸。当时李拔已调任署理永州知府，时任石鼓书院山长旷敏本命弟子送信，告知李拔灾情并求助。李拔阅后，心急如焚，立即交代旷敏本弟子带回他的倡议书，遍告当地乡绅，共同倡议修护崩岸，士民踊跃倡议捐俸。募得修复经费后，在长长的堤岸上一层层加固，崩塌的堤岸又恢复原状。

除了石鼓书院，李拔对衡阳县学也十分关注。衡州西门外的衡阳县学，周围池水涟漪，相传北宋大儒周敦颐曾读书于此，作《爱莲说》而名扬天下。李拔慕其名，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亭子，题额“爱莲”。爱莲亭西向为元妙观，乡人刚刚修葺了一座庙宇，庙里供奉三清老子，李拔还为此撰重修碑记，刻石立碑。

在衡州期间，李拔以为衡州人文荟萃，过往文献浩如烟海，旧志艺文收集过于狭隘。于是，他主持撰修了《续衡州艺文志》四卷。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正月，李拔离任之际，士民公推旷敏本作去思碑记。旷敏本在碑记中这样评价李拔：

今观公之治衡也，拳拳于人心风俗之源，培士气、育婴孩、惩梗顽，教树畜。予读公《演西山谕属诗》，喟然叹曰：“西山得紫阳真传，为道学正脉。公以西山所以治民者治民，宜其恺悌之流，论如叔子登岘，元凯铭碑，其一征也。若乃元氏次山，浯溪浯台，不且千年如一日乎。”

今试登石鼓，为亭、为阁、为碣，若赋、若序、若记。公之经营石鼓，视元氏之经营浯溪，何如也？予谓：“岘山为羊杜有，浯溪为次山有，而石鼓行将为公有。”予不自揣，且欲籍公以永于石鼓，其许我乎!

“去思碑”大体分为两类立法。一类是老百姓为贴心的父母官所立。如宋代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明镜高悬，以廉洁著称，百姓为他立“去思碑”，这是立在了百姓的心上。他的名字世代相传，至今家喻户晓。还有一类“去思碑”，本不该立，却立了起来。此类“去思碑”，不是百姓为父母官所立，而是为了自吹自擂。这样的“去思碑”也是“遗臭碑”，其寿命是很有限的。

纵观李拔平生为官德业功绩及各方评价，他的“去思碑”应该属于前一类，他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至今斯民尤念念不忘。

（原载于《炎黄纵横》2026年第1期，作者单位为宁德市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