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江畬经的仕宦生涯
朱勤滨
在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西北隅,掩藏着一个名为洋里的山区乡镇。这里因地处偏僻,长久以来鲜为人知。近年来,随着京台高速的接入,洋里乡交通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到福州市区的车程缩短至一小时以内。加之洋里乡高山地形带来的夏季清凉,以及丰富的绿色农副产品,它逐渐成为福州城郊新兴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洋里乡不仅拥有秀丽的山川、美味的山珍,而且还涌现了不少历史名人,其中花桥村江氏宗族是一支代表性的力量。村中一座名为“大夫第”的古厝,门口竖立着清代旗杆石,厅堂还高悬着“进士”匾,都彰显了这个家族的往昔辉煌。

洋里乡花桥村“大夫第”全貌
江畬经(1863—1944),字伯训,侯官县(今闽侯县)人,花桥江氏第十九世族裔,进士江邦纪(1773—1824,官名志鹏)之曾孙,在近代政界、文学界、出版界均产生一定影响。目前关于江畬经的介绍,主要集中在商务印书馆历史回顾的文章和书籍,例如,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李瑞良《福建出版史话》、杨凡《福州人与商务印书馆》、林矗《风起东南:商务印书馆闽人寻踪》等,这些文献简要述及江畬经的生平事迹,尚缺乏将其置身于近代背景下进行全面勾勒的研究。本文聚焦于清末民初大变革时代下江畬经的仕宦经历,以期从“小人物”身上探窥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历史”。
一、科考与地方事业
江畬经生于书香之家,曾祖父是进士,身份显耀,到了祖父辈还与福州著名的陈寿祺家族联姻,江畬经祖母陈氏是陈寿祺长女。江畬经父亲江庾先也具学识,与郭柏苍等人交游。在此家风下,江畬经年少时致力于读书科考,光绪乙酉科(1885年)福建乡试考中副贡、光绪戊子科(1888年)乡试高中举人,与陈宝璐、丘逢甲等人同榜。中举前后,他在省城著名的正谊书院、致用书院求学。
在科考的同时,江畬经也成家了。大致于1883年成婚,原配卓夫人,次年长子江学辉出生。1886年续娶林矞璇(1866—1920),林氏乃福州林竹坪仲女[1],此即与福州知名的林春溥(1775—1862)家族建立联系。林竹坪(1839—1922),名齐霄,闽县人,诰封通议大夫、翰林院编修,著有《泰西归附始末》《梼杌发覆》《洋防通论》,为林春溥之孙。林竹坪子侄与江畬经往后的人生关系密切,如其子林志烜(1878—1949),字仲枢,号籀庵,1903年福建乡试解元,1904年进士;其侄林志钧(1879—1960),字宰平、则平,1903年举人,整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
光绪十五年(1889)会试不第后,江畬经回到福州,在闽清县开启了他事业的第一个阶段。该年他受聘于闽清龙江书院,从事讲学,并主山长(校长),促进了闽清教育发展。据《闽清县志》记载,光绪甲申年(1884)将旧书院重建,“五易寒暑始竟”,更名为龙江书院,聘请省会“陈际荣、叶大琛、吴曾祺、江畬经等主讲,文风为之一振”。教学之余,他还致力于文学研究,与林纾(1852—1924)建立深厚情谊,1895年二人校阅《周莘仲广文遗诗》(也称《周教谕遗诗》)。周莘仲(1844—1893),名长庚,又字味禅,福建侯官人,1885年前后,到台湾任彰化县教谕。1893年过世后,时人将其诗作整理成篇,林纾校阅后为诗集作序文一篇,在序中点明诗稿编成后经“江伯训孝廉校之”[2]。
江畬经较早与林纾相识,从前文可知,至迟在1895年已有交谊。林纾与江畬经岳父林竹坪是亲戚,在书信中称林竹坪为“老姻丈大人”,十分敬重林竹坪,评价其“清望溢于乡党”[3]。林竹坪赏识林纾才华,时常“惠书奖进甚力”[4]。或许出于以上缘故,江畬经可能在与林竹坪之女成婚之际,即与林纾认识。往后江畬经与林纾建立深厚友谊,林纾给江畬经夫人林氏写的《墓志铭》称“余友江伯训”[5],垂老之年忆及生前好友,亦十分珍惜与江之情谊,作《怀江伯训》一诗:“周方高李尽凋残,垂老江郎硕果看。社事回头仍有味,故人当日颇能官。热肠一片应消歇,世变千重只坐观。剩得梧州贤弟在,画楼把酒挡春寒。”[6]江畬经亦是如此,林纾晚年生病之时,两人分隔甚远,江则书信问候。林纾逝后,家人生活困难,江畬经等人发起“林畏庐遗画展览会”[7]、“募集林纾遗族教育费”[8],筹集善款纾解林家困境。林纾另外之挚友长乐“三高”(高凤岐、高而谦、高梦旦三兄弟),因“朋友圈”之联系,他们将成为江畬经另一段人生事业——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重要引路人。
江畬经在闽清的第二个贡献是引导闽清变革旧俗,反对妇女缠足,提倡新风气。据民国《闽清县志》记载,妇女缠足危害巨大,不仅摧残身体,更是导致民族体质衰弱的重要原因。闽清当时能够革除此弊,先是自清朝光绪中期开始,当地受到林纾所著的《闽中新乐府》传播的影响。该书刊印于1897年,内中有《小脚妇》等篇目,痛斥缠足之弊,用浅白近俚的语言写成,全县广为传诵。后来,龙江书院的山长江畬经也大力提倡新风,发起“天足会”,从县城到乡村逐步推行禁止缠足的运动。到了民国初期,这种强迫女性裹成“三寸金莲”的陋习,在当地已经完全绝迹了。[9]
江畬经还在闽清提倡蚕务,发展地方实业。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深入,不少有识之士寄希望于振兴实业以夺回经济之利,最终实现救国的目的。丝织业是重要的利源,故而在实业救国的背景下,清末各地掀起了振兴蚕务的风潮。当时诸多福州籍名士参与其中,兴蚕务首重在于培育养蚕缫丝的新式人才,第一家新型的蚕丝业学校——浙江蚕学馆,于1897年由杭州知府林启(1839—1900,字迪臣,福州人)创设于西湖之畔。次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谕令产丝省份开办“蚕桑公院”,提振蚕丝业。1899年,福建省亦跟上此股风气,在魏瀚(字季渚)、郑守箴(字仲甫)、陈宝琛、高梦旦等人的推动下,创办了福州蚕桑公学。林纾对兴办蚕学十分认同,赞颂了林启开蚕学馆的功绩及其意义,他说:“余每放舟过玉带桥,经岳坟,入蚕学馆,观先生部署蚕政,设东西讲舍,子弟鳞集……吾闻蓄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方今国贫民疲,政有大于农桑者耶?蚕政之效不再稔而功已著。”[10]并将其译著《茶花女遗事》的稿酬捐助于福州蚕桑公学。江畬经受此影响,1900年在闽清兴蚕学,夫人林氏全力追随支持,二人忙于蚕务,无暇照顾刚出生几年的幼子,将其留在省城,后幼子不幸“疫殇”,他们强忍丧子之痛,“然自支戾,仍造蚕舍无虚日,见者不知有丧子之戚也”[11],为发展蚕丝业呕心沥血。
在闽清十余年的时间里,江畬经作为地方名绅,能够紧跟时局大势,在发展教育、破除陋习、振兴实业等方面都作出了相应贡献。1901年,他辞掉书院的教学工作,离开福州,北上杭州、绍兴、宁波、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地,经数年游历生活。在北京期间,江畬经与林纾往来甚密,互诉愁肠、排解烦闷,林纾言:“寄身于此,毫无生趣,幸常与伯训相见耳。”[12]1904年起,江畬经步入官宦生涯。
二、从幕僚到知县
江畬经中举后,光绪朝共举行过己丑科(1889)、庚寅恩科(1890)、壬辰科(1892)、甲午恩科(1894)、乙未科(1895)、戊戌科(1898)、癸卯科(1903)、甲辰恩科(1904)诸次会试,然而他均未能在举人上更进一步,为此选择了“举人大挑”的路径走上仕途。1904年8月,江畬经以大挑一等,获知县任用[13],不过等到实缺放任,又耗去数年。此时,江畬经应高凤岐(字啸桐,号媿室)之邀,赴广西梧州府任职,据林纾记载:“长乐高媿室自粤中出守梧州,以书币聘伯训,夫人力趣之。”[14]高凤岐先佐林启于杭州,其才华得两广总督岑春煊赏识,1905年被岑召至两广,任学务处提调,后以功升梧州知府。他事必躬亲,因积劳成疾,1906年底辞官去上海养病。江畬经大致于1906年往梧州,1907年离任。随后时常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与旅沪同乡郑孝胥、长乐高氏兄弟等人相会。据《郑孝胥日记》记载,1907年8月23日晚,郑孝胥在上海黄浦滩散步,遇高氏昆仲、刘子楷、江畬经等人;8月28日晚,郑孝胥坐金陵江轮去武汉,逢高梦旦、江畬经皆入京;1908年5月31日晚,郑孝胥在上海花如兰酒家宴请萨镇冰、严复、江畬经等人;6月2日,江畬经与丁澄如从上海一同入京。[15]
江畬经在梧州任上应是作出一定业绩,林纾说:“梧州见而激赏,亦以为出伯训上也。”[16]鉴于此,1908年7月,江畬经终于等到朝廷的任命,放为浙江富阳县知县[17]。1909年初,江畬经被任命为浙江山阴知县。
1909至1910年担任山阴知县期间,江畬经重视新式教育与发展实业,在地方积极推进新政举措。教育方面,他关注基层学校开办情况,据当时报纸报道:“绍属山阴县江畬经大令,对于新政尚为热心,暇时常下乡调查学校,十六日阮港兰上学堂行开学典礼,江令乃乘小舟莅校。午后,又至灰灶头西山学堂考察。”[18]实业方面,他支持成立相关实业组织,1909年奉浙江省劝业道饬令“提倡实业商工”[19],随即组建山阴县劝业所。为促进商业发展,时人已认识到商业教育与商业兴盛之间的关系,需专门的商业组织致力于推行商业教育与地方商业调查。是年12月,绍兴商学公会成立,江畬经受邀出席成立大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商业与商学之关系做了较为深刻的阐述,他说:
古之儒者,以言利为可耻,以抑商为能事,无所谓商学也。通商以来,稍重商矣。然而普通名词,曰绅商学,商自商也,学自学也,区商于学之外,一似商可以不学,而学无与于商也。由是商与学离,与官离,甚且与农工离,甚且商与商亦离而不可合,所以日日言商务,而工资失败如故,转运艰难如故,吏胥烦扰如故,洋商凭陵、华商倾轧,亦莫不如故。揆其原因,曰无学而已矣。泰西经商,本有专学,商务学堂,鳞栉相望,商人平日于经营之法、操纵之方,讲求已久,确有把握,自天时人事地利之沿革与兴衰,极之赋税之盈缩,工艺之良窳,法律之公私,莫不经商人协议讨论,以争立于最优胜之地。小之如一场所之规则,一簿记之登列,莫不考其得失,斟酌厘定,必尽沾贸易之便利踌躇满志而后已。曩者吾国之商,不以为意,贫富强弱之分,无怪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比年以来,风气日开,上海商学公会,首先成立,争商约、论商法、译商籍,实与商务总会、立宪公会后先左右,为商界放大光明。今绍兴商界诸君子,复能急起直追,挟巨大之愿力,成今日之盛会,将来联合商会,结集团体,使人人知商学为商人应负责任之事,商人为商学中应负责任之人,则影响不为小矣。而其关系之大,无论商人非商人,商会非商会,而皆负有维持赞助之责任。[20]
花桥《江氏坤宅族谱》
1910年4月,江畬经离任江阴,其官声评价尚佳。来裕恂(1873—1962,字雨生,号匏园,浙江萧山人)曾在省城杭州与卸任江阴知县的江畬经晤面,赋诗赞曰:
庭有悬鱼古事谈,廉名今向越中探。
桃花遍地皆留荫,棠树垂阴到处甘。
遗爱去思碑可树,等闲识面酒宜酣。
俸贫未许添雏鹤,两袖清风笔墨耽。[21]
诗中借东汉羊续悬鱼于庭的典故,以示江畬经清正廉明、两袖清风,“桃花遍地”“棠树垂阴”则指江畬经造福地方,可为其立碑纪颂。林纾也有言:“伯训既宰山阴,躬布素行,县出乃无车,夫人尤乐其贫,谓:‘取货于民,适以自殃,其子孙决不为也’。”[22]不过,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的笔下对其有些微词:“江伯训权知山阴,盖前清宣统年间事,江为人甚奇,说他为官清正,可是不廉,所以有‘长手包龙图’之称。他要钱决不在会引起民愤的事情上去弄,只在富家的民事案件上去取,正是他的巧妙。他坐脚踏船下乡,也是很妙的事情,这第一是表示不扰民,带去一个书办而已。外乡人要坐这样船,非有决心不可,因为它是很危险的,容易出风险,他能坐得这船,可见是不怕冒险的。”[23]
在政治立场上江畬经属于立宪派,前文绍兴商学公会的讲话中,他高度赞誉清末在上海成立的立宪公会,将其视为“为商界放大光明”之大事,其交往密切的福州籍同乡郑孝胥、高凤岐、高梦旦都是立宪派的重要人物,郑孝胥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高凤岐、高梦旦都是该会的会董,江畬经深受影响。辞离山阴后,江畬经常住上海,还关心支持家乡福建的立宪事业,向培育立宪人才的福建私立法政学堂捐款。1911年初该校创办时经费困难,“由发起人向其亲友和各方热心教育人士捐募,以浙江巡抚增蕴、旅沪同乡江伯训、李拔可等捐款倡议最为得力,总计募集一万数千元”[24]。
三、辛亥前后的起落
1911年,江畬经出任浙江宁波府鄞县知县,并兼任宁波知府。在这个特殊的时节,江畬经亲历了一件具有划时代变革意义的事件,即宁波辛亥革命。作为立宪派的江畬经当时受到一些革命派人物的影响,同情革命者,一定程度上对宁波光复起到支持作用。据记载,随着1911年10月武汉起义的胜利,革命浪潮在各地掀起,10月22日宁波商团成立,宁波辛亥革命骨干章述洨当时作为江畬经幕僚,劝其进一步“筹设保安会维持秩序”。这些民间武装是今后革命的关键力量,对清政府在宁波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巡道文溥闻讯,屡嘱江畬经逮捕范贤方、魏炯、章述洨等要员,江畬经不受命,并反驳道:“满城皆党人何从捕?公其自为计。”[25]文溥顿生恐惧,立即弃印逃离。10月30日,保安会成立,公推江畬经为会长,其他革命派人物、新军标统等分任要职。之后,保安会力量发动起义,控制了府城,11月5日宣告宁波独立,并暂时设立宁波军政分府,实行军政分治。民政长官为民政部长,旋改民事长,因革命期间江畬经的表现得到革命派认同,故民政长官仍由其继任。[26]

江畲经墨宝:《题古檗山庄图》
1912年1月,江畬经提出辞呈,不过宁波各界对其颇为赞许,执意挽留。据报道:“浙军政府已有复电慰留,一般士商亦请江部长仍旧任职,闻江已有允意,商学各界颇为权慰。”[27]任期延长三个月,亦仍兼鄞县知事。当时在革命派喉舌《民立报》上刊登的几篇关于江畬经的报道,都较为正面,实为难得。《两知事之比较》一文将浙江慈溪知事和鄞县知事对比,慈溪的糟糕透顶,鄞县江畬经则深得民心,文曰:“鄞县知事江伯训君,上年宁郡光复时,深资保卫,一般人民感情极厚,故前次江君拟谢职,宁属全体人民一再坚留,情词恳切,始蒙江君允诺,暂留三月,现在三月之期转瞬将届,一般人民复时有去思之忧,兹闻军政府分府常君将于今日(十六)晋省拟要求,常君在都督处恳留江君。”[28]《江知事来去光明》一文为其正名,述及“鄞县江知事伯训,于各界之感情极良,去冬力求交卸,经各界竭力挽留,始允暂任三月,现在三月已届,江君去志坚决。日前复为北门统捐,商民反对,纷纷要挟,向省垣力争,函电驰密。查此案实系某某数人所唆使,江君知之,遂亟电省告病辞职,且云任期已满,廿三日即乘轮赴申,公事照章交参事代理,时论咸服江君之去留不著痕迹,而益深召伯甘棠之思。”[29]由上可知,1912年3月底,江畬经从宁波去职后,回到上海。
旅沪之际,江畬经关注家乡福建的政局变动。福建辛亥革命胜利后,新派与旧派、本省与外省等诸方矛盾较为激烈,1912年3月以来闽人极力反对福建军政府民政部长彭寿松(1866—1918,湖南长沙人)支持推动下通过的关于外省人士在闽当选议员专享名额的办法,最终演化为“蒋、黄被杀案”。此次事件中,旅沪同乡会的知名人士黄钟瑛、蓝建枢、沈瑜庆、沈琬庆、高而谦、高凤谦(高梦旦)、杜锡珪、陈兆锵、江畬经、董元亮、李宣龚、杨树庄、高鲁、林建章等75人联名来电,明确表示不承认该专享办法。在各方压力下,4月8日闽省政务院召开特别会议,宣布取消外省籍人士议员专享名额的决定。彭寿松见状恼羞成怒,于4月12日邀集亲信,再次召开“政务院特别会议”,推翻新的决定,宣布外省10名议员专属名额仍旧存在。彭还利用手中兵权,指使手下于4月29日刺杀反对旅闽人士专额案的同盟会员蒋筠,于5月22日刺杀曾在报纸上著文作画讽刺他的记者黄家宸,此即“蒋、黄被杀案”。[30]彭寿松的暴行引发了闽人的极大愤慨,誓要将其驱离,呈请声望早闻且秉性刚介的岑春煊入闽以逐彭,岑被任命为福建镇抚使。岑春煊是清末预备立宪的头面人物,其任两江总督时大力支持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福州郑孝胥、高凤岐兄弟、江畬经等人与其交往密切。此次福建一行,他选用江畬经来打头阵,8月北洋政府派江畬经与上海海军司令蓝建枢来闽,查办“蒋、黄被杀案”。[31]
完成赴闽调查任务后,江畬经未于该年11月随岑春煊离闽,而是被任命为福建民政司长,据江自述“畬经前承岑镇抚使饬先回闽……忽奉大总统民政司长之任命……受事两月”[32],可为证实。从1912年8月至1913年7月,江畬经在家乡福建担任民政司长(民政司后改称内政司)、护理民政部长近一年,此任仕途并不顺畅。
其一,闽省百废待兴,困局难以打开。他曾说道:“其时闽事粗定,全省杌楻不安……而现状之维持为尤急也,受事两月……补苴弥缝,苟且无事,然根本大计,毫无规划。”[33]
其二,财力短绌,巧妇难为。据统计,“闽省自辛亥九月光复起,至(民国)元年十二月底止,据财政司单开,亏欠之款约计二百余万两”,寄望于通过借款维持政府运作。1913年据统算“军警需饷及行政各费,非六七十万两不敷开发”,为此以福建茶税作为担保,向林熊征(1888—1946,板桥林家第六代核心人物)借短期款50万元台伏票(台伏票是清末民国福州地区流通的银元票,其面额与银元等值,1元台伏票约等于1元银元)。[34]
其三,派系攻讦,疲于应付。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为强化控制向各地安插亲信,闽省政界对此极为不满。1913年1月,袁世凯派张元奇(1858—1922,福州闽侯人)到福州出任民政长,就遭到地方反对。2月4日张元奇在万寿桥遇炸弹袭击,胆战心惊,月底借“就医”为辞北赴上海。江畬经与此情形类似,无论是受岑春煊之邀,还是后来北洋政府的任命,均被视为外部派来,当时报端对其攻击之言甚多。有文章说他在浙江任官时侵没公款,被发现后“割须弃官”而逃,经高而谦帮忙被岑春煊派用到福建,江畬经向岑极尽谄媚之能事,获任民政司,但其毫无学问,被闽人称为“非洲土人”。[35]后虽有人登报为其辩白,但江畬经仍得不到认可。
鉴于局势之困难,1913年1月他提出辞呈,在其辞文中也透漏了人言可畏,他说:“里中父老尤多疑虑,所以䩄然就职者,一身之进退不足惜。”[36]但是中央政府并未批准,反而是在张元奇北去就医,以及张于5月辞任时,江畬经被进一步任用,由其护理福建民政最高长官民政长。
不辞反而被重用的这种做法令人错愕,所以攻讦江畬经的文章又扑面而来。如1913年5月11日报道:“民政长张元奇决辞职,保江畬经护理,中央已照准,张今日(十日)离闽,惟各界反对江畬经甚为激烈。”[37]5月26日文称:“岑春煊随员江畬经系满清劣吏,中央派岑来闽镇抚,岑因人民反对逗留上海,不敢入闽,先派江畬经来闽调查,及岑来闽,乃呈请中央任命江为内务司司长,以酬其劳,江为内务司尚不能称职,现竟继张元奇而为民政长,按闽省财政困难,庶政待举,无术以善其后,畏难而去,继张者非有政治上之识、经验,及有毅力之人,不足长民政,江畬经何人,斯竟敢继张之后而护理民政长耶!”[38]6月5日报道上月27日江畬经出席省议会接受质问时“丑态毕现”,是日“三时半江畬经始到会出席,经议员严词诘驳,江畬经无辞以对,如鲠在喉,不发一语,两脸由红而青,不待散会告辞而去”[39]。7月7日又有文章称“江畬经自办理民政长以后,委任知事,任意予夺,凡欲厕身界者,皆政辇巨金馈江”[40],受贿卖官。
此时,“二次革命”讨袁浪潮席卷福建,江畬经与国民党政要政见迥异,不同意福建独立,加上自身处境艰难,于7月中旬请假离职回到上海。江畬经在闽之仕宦,当时报纸有简略提及:“(江畬经)光复后闲居沪上,值岑使南来,厕于随员之班,与以景福首先到闽……孙督(孙道仁)……特电中央,保江为民政司,遂一攫而猎得高位矣。顾江氏本中材,张元奇告假后,以内务司护理民政长,赣省事起(按:即李烈钧在江西首揭‘二次革命’),知闽赣相连,影响必大,乃亦托病求去”[41]。随后由刘次源暂行护理福建民政长,刘瀛暂行护理内务司长。
结 语
纵观江畬经从科举中举到宦海沉浮的二十五年,其人生轨迹恰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巨变深度交织。作为兼具士绅与官员双重身份的地方精英,他既是历史变革的见证者,更是时代潮流的实践者。
早年以科举为志的江畬经,在经历多次会试失利后,终以亲历者身份见证1905年科举制度的终结。此外,不论是在福建闽清致力于地方事业,还是在浙江山阴、宁波等地为官主政一方,他都紧紧跟随清末的主流风潮,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预备立宪”“提倡新风”等,在地方积极推行相关举措。尤为突出的是,1911年他作为宁波辛亥革命的重要推手,直接参与了政权更迭的历史进程。民国肇建后,江畬经转赴福建政坛,亲历了新旧体制交替中的权力博弈与制度困局,最终在政治漩涡中抽身而退。
江畬经的事迹,虽不似同时代杰出闽人,如严复、陈宝琛、林纾、高梦旦等人那般耀眼,不过,他丰富多彩的仕宦生涯,为观察清末民初地方治理的复杂生态提供了鲜活案例,是这段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6期,系2024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口岸’研究视野下的近代福建早期现代化历史经验探析”(FJ2024XZB093)、2025年闽江学院社科项目“文物与博物馆学研究专项”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为闽江学院人文学院讲师、闽江学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注:
[1][3][5][11][14][16][22]林纾:《林夫人墓志铭》,江中柱等编:《林纾集1》,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35页、第235页、第235页、第236页、第236页、第236页、第236页。
[2]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4辑第6册,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
[4][12]林纾:《与林竹坪书(二封)》,江中柱等编:《林纾集1》,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40页。
[6]江中柱等编:《林纾集2》,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5页。
[7]《林畏庐遗画展览会预志》,《申报》1926年1月12日,“艺术界”。
[8]张旭、车树昇:《林纾年谱长编1852-1924》,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432页。
[9]刘训瑺等纂:《闽清县志》卷五“礼俗志”,第446页。
[10]转引自吴仁华:《林纾捐赠〈茶花女遗事〉稿酬助办福州蚕桑公学考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13]《大公报(天津)》,1904年8月21日,“上谕恭录”。
[15]郑孝胥著、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04、1105、1143、1144页。
[17]《顺天时报》1908年7月7日,“交旨”。
[18]《邑令视学之认真》,《神州日报》1909年3月16日,“消息·绍兴近信”。
[19]《山阴筹办劝业所情形》,《申报》1910年1月26日,“实业”。
[20]江畬经:《山阴江邑尊畬经颂词》,绍兴商学公会:《商业杂志(绍兴)》1909年12月第1期,第78-79页。
[21]来裕恂:《匏园诗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23]周作人:《日常生活颂歌》,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版,第189页。
[24]郭公木:《私立福建学院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福建文史资料》第16辑,1987年,第33页。
[25]张传保、陈训正等:《鄞县通志》卷四“文献志丁编 故实”,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17,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381页。
[26]张传保、陈训正等:《鄞县通志》卷四“文献志丙编 职官”,第354页。
[27]《慰留民政长》,《时事新报(上海)》1912年1月15日,“地方时事·宁波”。
[28]《两知事之比较》,《民立报》1912年3月19日,“新闻二·宁波通信”。
[29]《江知事来去光明》,《民立报》1912年3月29日,“新闻二·宁波通信”。
[30]晏露芙:《一代报人林白水》,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48页。
[3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辛亥革命专辑”,1981年,107页。
[32][33][36]《民政司长江畬经呈请辞职》,《申报》1913年1月25日,“要闻二”。
[34]《福建短期借约发表》,《申报》1913年4月15日,“要闻二”。
[35]《一幅魑魅罔两图:异哉岑镇抚使之用人》,《民立报》1912年11月7日,“新闻三·福州通信”。
[37]《民立报》1913年5月11日,“消息·福建电报”。
[38]《江畬经太不自量》,《民立报》1913年5月26日,“新闻三·福州通信”。
[39]《江畬经形同木偶》,《民立报》1913年6月5日,“新闻三·福州通信”。
[40]《江畬经贿卖差缺》,《民立报》1913年7月7日,“新闻三·福州通信”。
[41]《闽民政长递嬗之小史》,《申报》1913年9月13日,“要闻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