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淦和他半生牵挂的堂弟严家显（三）

钟兆云

    日机轰炸中严家显心系堂兄一家安危

1943年的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天灾人祸频仍。11月4日中午，大地一声惊雷，永安又一次遭遇日机大轰炸，现场硝烟弥漫，“死伤惨重、灾民愈万，公私损失近四亿元，昔日闹市尽成灰烬”，史称“永安浩劫”。当时的《东南日报》如是记载毁了大半个永安城的这次大轰炸：“据悉敌机十六架，似系飞越台湾海峡而来，自莆田侵入大陆上空，下午一时飞越永安市空旋复折返排列队形，向全城及东南市郊密集投下大小轰炸烧夷弹约一百数十枚，或尚不止此数。全部炸弹于数秒内一倾而下……其间共毁房屋七百余栋，约一万余间。五日火场尚有余烬未熄，而被压死或烧死者为数更众。”

大空袭后，严家显牵挂着堂兄一家，急忙弄了一辆单车，前往永安探望。一路上，尸体横陈、血泪成河，呼喊号哭之声响彻天际。靠城近了，更近了，才知，城内精华差不多都在大轰炸中焚毁殆尽，有的房屋还在嗞嗞冒烟，沿途有人在扒瓦砾，呼天抢地的痛哭中，不断翻出衣箱和断手残腿。

还好，严家淦一家及时躲进了防空洞，有惊无险。倒是他看到严家显孤身一人前来，感动中颇为惊讶：“仲扬，你胆子这么大啊？！”

严家显大致了解百姓疏于躲避防空的情况后，就问：“为什么会这样疏忽呢？”

严家淦道：“可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机来得少了些，警报也少了些，老百姓听了一些宣传，就以为日本人无法顾到这里了，因此放松了，想让生活过得正常些。”

“会不会有汉奸通报？”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

他们都知道，前段时间，省里还公开枪毙过两个汉奸呢。

刘期纯则心有余悸地说起一个妇女，在日机轰炸中背着孩子仓促地往下吉山河对岸的文昌阁一带奔，钻进树林后不敢动弹，等到再听不到枪炮声，才发觉背上的孩子一动不动，起初以为是吓蒙了，放下来一看，顿时昏厥过去，孩子已经死了，头上嵌着两块弹片！

严家显听罢，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下吉山河对岸的文昌阁、北陵殿一带，正是自己当时和王祖寿“吹嘘”过的“世外桃源”，可哪里有世外桃源呀？！不是嘛，这年元旦刚过，30多架日机突袭永安，投弹百余枚，那一次，群众死伤也是相当的惨重！

这个周末，严家显带着妻子和女儿，一家三口就住在严家淦离省主席公馆所在地吉山不远的家里。在遥远的地方，有如是至亲，大家相聚在一起，也就有故乡的味道了。

在永安时，他们各自的父亲——严良肱、严良灿先后逝世。国难当头，丧父之痛，他们更是兄友弟恭，共渡安危。

1946年，严家显、王祖寿夫妇在复旦大学庐山村别墅区的家门口

王祖寿后来回忆，期纯嫂子对她的孩子很宠爱，淘气的女儿把他们家珍贵的脱胎漆器拿来玩，摔破了，嫂子也从不抱怨。

    相聚在陪都重庆

1944年夏，福建省立农学院第一届学生即将迎来毕业季时，一项大红聘书从陪都重庆飞来，诚聘严家显担任国立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

这时的严家显，已成为海归博士中的翘楚、农学教授中的领军、大学校（院）长中的新星，他农业救国、教育报国的事迹，完全可以作为海归学者赤心报国的榜样，被教育界、被这个苦难深沉的国家旌表。

严家淦得知，极力赞同，重庆毕竟是陪都，复旦大学毕竟是全国性的，过了这一村可能就没那一店了。担任国字号著名学府的农学院院长，置身前沿大舞台，更能把教育做大做强，产生一定影响，才更有可能实现教育救国、农业报国的愿望，并将之辐射到全国各地。

“永安这边的情况可能不容乐观……”严家淦压低的音调，透出这位试图躲避党同伐异却又无法置身事外的技术官僚，对未来政治和国共两党再度兄弟阋墙的忧心。

严家显更多考虑的却非政治因素，而是教育和学术，那是他生命里最大分量的砝码，是他这辈子人生的主要意义所在。他权衡再三，进退两难中，也就拿定主意了：待亲自送第一届学生毕业，亲眼看到四年的坚守开花结果，他才离去。

让严家显能够放心离去的，还因为在各方张罗、物色下，福建省立农学院的合适掌门浮出了水面。

炎炎七月，漫漫送别。首届学生毕业的日子，也是严家显离开之期。风尘仆仆来到永安城后，他们一家三口和严家淦一家七口，在严家淦家门口合影留念。70年后，严家淦之子严隽泰在台湾如是告诉笔者：“抗战胜利前一年，仲扬叔叔全家先我们离开福建，两家人特地合照，这是我们两家保存至今的唯一一张合影。”

在永安城稍作停留，别说严家淦的妻子刘期纯，他们的几个孩子也舍不得仲扬叔叔、祖寿婶婶离去呢。严家淦私底下和严家显说：“你们先去，也许随后不久，我们两家人可以在重庆团聚。”似乎严家显能先去国立复旦大学，正省了他的一块心病，若他先去，则还需求人帮助堂弟一家调动，他感觉在永安这个地方，没自己庇护，心志高洁、不问政治的堂弟或许会有所不测。

严家淦何时去重庆，履新何处？他没说。但严家显知道，他是有深厚关系的，行政院秘书长陈仪一如既往地和他有联系，也一如既往地赏识他，“朝中有人好做官”，堂兄一家届时能来陪都，自是好事一桩。

最让王祖寿感动的是，在物资供应困难之时，为了筹备他们一家三口此行漫漫长路的干粮，堂嫂刘期纯竟通宵达旦，为他们烤制干粮。堂嫂已然知道，王祖寿又有两个来月的身孕了，一人吃了两人饱，可不能让她饿肚子！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由重庆迁回上海。严家显和王祖寿在复旦大学庐山村后院各自留影

临别那晚，王祖寿在哄睡女儿后，便来给烤制干粮的堂嫂打下手，并大谈感想。她真是没想到，自己当年是为了和严家显结婚，才回到久别的故乡福建，永安的生活状况和她少女时代的闽侯是那样的不同，进入到一个艰苦的抗战时期。她也就随同丈夫投入了这个小山村，心甘情愿地从事起了教育。此后的将来，她都难免不以咀嚼和缅怀的心情，纪念在这里结成正果的爱情和如胶似漆的小家庭，还有和堂兄堂嫂亲如一家的种种往事。

严家显来到重庆北碚就任国立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不久，1945年初，获颁国民政府五等景星勋章的严家淦，举家从福建迁到重庆，调任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

各自忙乱之中，重庆谈判结束不久，10月中旬的一天，严家淦约严家显在缙云寺见面。这地方严家显去过。因为寺里派出了几名和尚来农学院旁听，他们的与众不同也让严家显特别注意上了，一来二去与他们交上了朋友，并从中了解到，寺里百名和尚真正信奉佛教者并不多，多数系因家庭贫寒、父母无力养活而打小送来。他同情他们的遭遇，对他们的知识需求也就特别地予以满足，用心指导。

严家显轻车熟路，从复旦农学院步行到码头，坐船到嘉陵江西岸，上了公路沿嘉陵江往上游走，直抵山顶的缙云寺。严家淦已在寺内茶室恭候他了，面前摆着主持送上的绿茶，清香四溢。但今天，严家淦不是请他来喝茶的，而是询问严家显是否愿意跟随他一同去接收光复后的台湾，还说这是刚被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之请，陈仪主闽时就颇为赏识严家显，又曾率福建考察团去过台湾，知道台湾农业很需要人才。还说，永安当初的一些精英人物，也都跟着陈仪渡台，他本人也接受了老上司的召唤，继而水到渠成，以交通部特派员身份赴台主持台湾战区交通事业的接管事项，并拟任首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厅长）。

光复后的台湾，当然是百废待兴，亟需各方人才，那边也肯定大有用武之地。但严家显有自己的考虑，上半年那场病似乎并未断根，两个女儿还太小，举家过去困难重重，只能婉言谢绝。

堂兄既负责过美国租界法案、英国及加拿大借款下之材料采购，在抗战胜利后代表经济部随何应钦到南京处理全国性接收事宜，这倒让严家显想及一桩公事，请他帮忙出力。原来，他得知联合国华东善后救济总署有一批农业机械和仪器设备，如果能为复旦大学农学院所用，岂不妙哉？

严家淦听罢，欣然同意。已是国民政府红人的严家淦，果然“不辱使命”，不久便让这批农业机械和仪器设备落户复旦大学江湾老校区，使复旦农学院的教学设备得到喜人的充实。兄弟协助办成此事，记在了复旦校史上。

告别缙云寺时，兄弟俩不约而同地在寺门口的对联前驻足。一个念上联“你可知此身不能久在何必急急忙忙干些歹事”，一个紧接着念下联“我却晓前生早已注定只有清清白白做个好人”，念毕相顾大笑，仿佛这就是他们身在乱世的人生信条。

适才缙云寺主持加入谈话时，就曾坐而论道，仿佛着意要为他们指点迷津。道的是，人生为何？答曰：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人生百年长短有其定数，但人生大事无疑是个人品性、毅力、机缘和行为表现及各项成就的综合体，成之我幸，不成我命。

严家淦就此前往台湾，10月25日出现在台北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

而这段时间，严家显参与制定了复旦大学战后复原回沪的发展规划，对既有系科都作了大规模扩充，其中农学院增设水产学系、蚕桑学系、农业化学系。他继而得组织教授们准备这些新增学系的方案，虽对国民党当局失望，也还是要肩负教育报国使命。

时局的动荡、生活的困顿总能挺过去，思想的禁锢，精神的堕落，对教育和知识的鄙薄，却让严家显匪夷所思。堂堂大学教授们，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没能得到国民政府应有的尊重与认可。他们中许多人是在国外镀了真金后，自愿放弃国外的优渥待遇，奔向祖国母亲的怀抱。然而这些真正的博士、名副其实的高级知识分子，竟动辄被大小庙堂的党棍政客冷眼相待、大声呵斥，走在路上竟被没有多少文化、从未想过奉献国家的小贩或是三轮车夫们嘲讽为穷教授，不知是这个国家、政体和环境病了，还是人病了。

    严家显不愿跟随严家淦离开祖国大陆，兄弟一别永隔

1948年后，复旦大学校园内的政治斗争更加尖锐剧烈，罢课、游行、搜查、逮捕。

严家淦参加台湾接管后，有段时间仍不时回大陆，只要得空，总会约严家显见面。比如，1946年他受派回南京晋见蒋介石，报告接收台湾交通情况；还有就是1948年春初，他为了批准台湾银行增印钞票事，回大陆面见行政院长张群。面对严家淦的又一次动员赴台，严家显仍不为所动，畅谈了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和对现实的一番看法。还说，仲扬只是一介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素来醉心于农学，渴望一个不再动荡的时代，安顿自己的身心，把这些年来的治学心得、教学经验、治校方略，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了却一生心愿。

严家淦听了严家显的肺腑之言后，表示并不强求他的性情、思想要和他相同，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多数情况下毋宁要发展这种个性，以达成自己的理想和成就。但每个人性情不同，相处时难免发生些意见相左，甚至冲突和摩擦。如果人人能易地而处，便可求同存异，化戾气为祥和。倘能如此遵循，一定是愉快的人，也一定能愉快做事，德业并懋，对个人对国家一定会有所贡献。

这次，在台湾扎下根的严家淦，已知大陆情势将继续恶化，乃决定举家迁台。此后，堂兄弟还有过多封通信。

他们的通信，半个世纪后各自的后代都看到了，却不料在一次动静颇大的搬家中下落不明，只记了个大概。可以说，信里信外，这对堂兄弟完美地融合了传统谦谦君子的文人情怀、名士风范和现代学者的有为有守、无私无我，并以此种人格特质贯穿各自不平凡的一生。

严家淦了解堂弟的道义和情怀，值此乱世，暗中叮嘱上海方面对他多加关照，保护他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正因为如此，大陆易帜前夕的那段时间，严家显不仅受到上海方面的特别“保护”，而且能施展一定的影响力，出面保释被捕的进步师生。

还有一次，复旦学子们不满国民政府的作为，上街请愿，严家显为了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也兴冲冲地跑去，在街上来回地转了几圈，跟着喊口号。回来给在家带孩子的王祖寿一说，她脑补着警戒森严中充满正义的场面，担心中直言不讳地问：“国民政府待你不薄，又没饿着你，去凑什么热闹呢？”

严家显肃容道：“我可不是凑热闹，而是表达和学生一样的心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话未说完，耳边响起了“笃笃笃”的敲门声。出门，却空无一人，门缝里塞进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别参加学生游行，别给严家淦添乱！”

他一看就火了，原来他受到跟踪，原来还被严家淦“罩着”。

却哪能想到，那段时间，复旦大学的共产党组织也暗中保护着他！不仅顾金德这些活跃的学生，竟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解放后出任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教授也已是共产党依靠的爱国民主人士。

动荡日益加剧。一天，严家显陪身怀六甲的妻子乘公交车到医院体检，半途上来一人，蛮横地要挺着大肚子的王祖寿让座。严家显与之理论，他竟挥手就是一记耳光，接着把衣襟撩开，亮出里面的特务徽章。王祖寿怕丈夫吃亏，赶紧让座，拉丈夫提前下了车。公众场合受辱，对严家显刺激颇大，他对腐败透顶的旧政权更加失望。

渡江战役前，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市郊修筑碉堡，复旦附近的五角场的空军和国防医学院都迁台了，谣传复旦大学也要迁台湾。一时间，师生有的去港台，有的投奔解放区，更有的不知去向，学校上课也不正常了。

眼看上海战役即将打响，一封来自台湾的信，再次急急地向严家显飞来。显然，严家淦情知国军吹嘘的“固若金汤”的上海势必难保，遂叮嘱严家显率家小尽早渡海赴台，确保生命财产无虞，而且有合适之职虚位以待。为了打动堂弟，他还列举了永安时期的好些熟人。比如福建音专校长蔡继琨，渡台后创立了台湾交响乐团，自任团长兼指挥；比如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渡海后担任台湾大学教授。彼此的接触比在福建时还多，各司其职，各得其乐。

难得堂兄如此关心，还特地买好了几张机票，但对国民党政权已然失望的严家显觉得，堂兄在那边多时，已“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自己全家留在上海等候新生的政权，迎接中国的黎明，怎不能确保生命财产无虞呢？！

谈及严家显谢绝赴台一事，严家淦之子严隽泰曾对我们说：“我爸是希望仲扬叔叔他们来台湾的，飞机票都买好了，总共七张机票，但直到两岸封锁，就是没等到仲扬叔叔他们。”

1948年底随家人从上海赴台湾的严隽泰还透露：“我印象中，1949年前，仲扬叔叔来过台湾一次，看了不少地方，可能当时我爸是请他来实地考察一下，为今后来台发展铺路。爸爸总觉得仲扬叔叔聪明、能干，他与亲戚们来往不多，对仲扬叔叔实在是例外。我爸自己只有两个兄弟，大伯父后来也没来台湾。”

除了台湾那头，国外也有邀请严家显前往交流和工作的，毕竟他在农学界和教育界声名鹊起，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卓荦英才，又有过美国留学背景，二战之后欧美世界也亟需农学人才。

严家显还是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愿意留在即将“变色”的中国。他曾对章靳以等教授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对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还是认同的。”

1986年，《团结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归来吧，台湾同胞》的文章，写的是“打心眼儿崇拜的校长——王祖寿”，文中写道：“她接着感慨地说：‘所以我非常感激共产党，这也就是曾经七次撕掉亲人送来的飞机票，执意留在大陆的主要原因。’”这篇借王祖寿之口道出“撕机票”往事，和后来严隽泰忆述的“送机票”，有着某些吻合之处。

    严家显亲人因台湾关系在“文革”中遭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入了九三学社的严家显任复旦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第二军医大学生物系病虫害教授、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昆虫教授；创办并主编过国内第一本通俗农业科普性期刊《大众农学》杂志，尔后参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病虫室的创建工作。1950年，严家显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期间，受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1952年春，已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病虫室主任的他，奔赴鸭绿江边境，收集美国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有关证据，在准备赴朝参加反细菌战时查出罹患胃癌，3月12日病故于上海中山医院，终年46岁。王祖寿终身未再嫁，悉心抚养五个女儿。

王祖寿的几个亲兄弟与母亲早在大陆解放前便去了台湾，走时也曾对她千呼万唤，这些年也还通过亲友秘密传递消息：1950年初，年方44岁的严家淦升任“经济部长”，3月改任国民党退台后的首位“财政部长”。王祖寿把对亲人的思念埋在心头，期待各自平安，待河清海晏后再见面。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华夏，原来曾受关照的严家，因台湾关系而祸起萧墙。严家显大姐的一个儿子因之跳井自杀，其妻半年后抑郁而终，连他在中学当语文教师的妻舅也受到“海外关系”的牵连而自杀。王祖寿担心这不幸也罩了自家头上，于是未雨绸缪地给“五朵金花”都打了预防针。为了这个家，她把严氏家谱给烧了，把严家显和严家淦的所有通信都付之一炬。

“文革”中，王祖寿被靠边，被陪斗，情绪几近崩溃，几次觉得生不如死。情同姐妹的后娘蓝瑶玉守着她、安慰她、照顾她，劝说她：为了这个家，为了五个女儿，你必须挺住！那时，蓝瑶玉和王父唯一的儿子也在台湾，她担心儿子唯一一张寄自台湾的照片可能会连累到严家，不惜忍痛付之一炬。1970年初，王祖寿被下放后，严家就剩下五女儿隽珂和蓝瑶玉守着。隽珂当时在徐家汇一家纺织厂当工人，有时候下班回家都得近午夜，蓝瑶玉就一直趴在窗台上等她，一直要看到她的身影进入弄堂。有天半夜，大门被敲得震天价响，原来，沈家二表哥（严家显姐姐之子）从牛棚里逃出来后投井自杀，造反派找不着，怀疑是躲藏到了严家，遂上门搜索。造反派让打开所有房间，厉声质问：“你们住这么大的房子，什么出身？”个头矮小的蓝瑶玉表现出了冲天的硬气，理直气壮地说：“我世代是贫农，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正是有了这个无产阶级“婆婆”的护法，这个家在风雨中才不致塌荒。而远在重庆的严家显四弟严家贵，即使有抗美援朝功勋的光环，沾上了堂兄严家淦的关系，也没能躲过一劫。

严家显四女隽瑂在音乐方面有着天赋才华，在新疆军区文工团待了四年，也因为严家淦的关系受到批斗，被清理出阶级队伍，回到上海当工人。报考上海歌剧院时，当地文化部门不批准，说怎能让有海外关系、“敌特嫌疑”的人占领文艺舞台？“文革”结束后，她报名参加高考，成绩位列某大学第一，仍因政审通不过，找到有关部门，说是档案里有海外关系，不予录取。

那个年代，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曾经断送了很多人的读书之路。1977年，邓小平制定了高考招生办法“自愿报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几乎让大部分青年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严隽瑂这才成功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攻读音乐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步二姐隽玲的后尘，去到美国，先学艺术一段时间后改学计算机。毕业后，和二姐一样到了闻名的硅谷，在大名鼎鼎的惠普公司工作，做的是云端领域。谁能想到呢，严家淦的几个孩子也在硅谷，同在一座城市。

严家显三女儿隽琪的人生，以其54岁以后的从政经历，有别于姐妹们。1962年考入“家门口”的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江苏徐州矿务局当工人、技术员。“文革”结束后，她又考取了母校首届硕士研究生，继而留校任教，其间曾远赴丹麦技术大学海洋工程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回国后从事科研和教学，从助教到教授、博士生导师，从研究室主任到机械动力学院院长、校长助理，既主持过国家和上海市数十项高技术研究项目和重点实验室建设，也参与了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先进制造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新世纪后，隽琪先后担任过上海市信息办副主任、上海市副市长，直到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两岸隔绝之时，通过第三方的消息，严家淦知道了堂弟严家显英年早逝的噩耗，连连叹息：“可惜了，真是可惜了！”对堂弟辞世后一家人的遭遇，直到两家的孩子在美国相逢，才知道一些。

严家淦赴台后，先后担任台湾省省长、台湾地区“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台湾地区第五任“总统”，一同显赫的还有他头上戴着的那几顶博士或荣誉博士帽。他总挥不去当年支持严家显创办福建省立农学院的往事，让他欣慰的是，堂弟严家显亲自带出的福建省立农学院第一批学子，在抗战胜利后，不少人跨越海峡，去了重回祖国怀抱的台湾，将农学知识和思想薪火也传承到了对岸。数十年下来，台湾农业和高等农业教育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时至今日依然气象万千，不能不说有他们的卓越贡献。而这些杰出学子中，不管是大学校长、教授，还是农业、茶业界的泰斗，每每回眸人生，时常自豪地称我们是严家显院长的学生，并不厌其烦地强调：“没有严院长，就没有今天的我们。”

严家淦也常常对孩子们说：“你们的仲扬叔不是富翁，不是权贵，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科学家、教育家、爱国者，你们要向他学习！”

由是这般，严家显在台湾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在慢慢扩张，不争地成为闽台两地教育界、农业界的功臣。他的生命余响穿越漫漫岁月、淼淼海峡，依然绵延不绝，影响着两岸一代又一代人。

    严家显妻子时隔40多年后的隔海寄语和渡海相望

1987年10月，福建农学院50周年校庆，决定为重要创始人严家显树立铜像。王祖寿应邀请回校参加先夫严家显的铜像奠基仪式，这也是她时隔43年第一次回到家乡福州，不仅受到校方和省里的礼遇，也受到新闻媒体的追踪报道。

奠基仪式过后，王祖寿接受福建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说起丈夫，她一往情深，坦言挚爱丈夫，钟情丈夫，更敬佩他爱祖国、爱科学、献身于教育事业的精神。得知这个节目要对台广播，她情不自禁地说到了堂哥严家淦、堂嫂刘期纯，说：“我一直很想念他们，去年我去美国，就想尽办法到台湾去看望，没有被许可。如果可以去，那该多好呀！”

她还谈道，严家显和严家淦从小都在苏州桃坞中学读书，兄弟俩都是学校的高才生，感情一直很好，无所不谈，无所不帮。

记者问及，如果现在见到堂哥堂嫂，还能认出吗？她毫不犹豫地说：“当然认识，不管怎么样，一定都认识。我想，变化是可能有的，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我已牢牢记在心里，是不会忘记的，也决不会认不出来的。”

王祖寿还提到自己在台湾的亲生母亲李含英，可惜1984年母亲病故时，自己无法前去奔丧；她很想去看台湾的亲兄弟，也得不到台湾方面的许可，不免有怅望云天、徒伤亲友已渺之伤感。得知台湾当局已经宣布准许台湾民众来大陆探亲的消息，才复又激动起来：“我们大家都老了，想见见面，白首重相会，有许多事情要叙新话旧。就是我同家淦哥哥、期纯嫂嫂也有很多话要讲。如果他们能来，我很欢迎。我还想见见我的胞兄和嫂嫂，看看他们的家庭和孩子，听我的侄子说，至今连大陆的姑妈都没见过，我怎能不想他们呢？如果我能去，那也很好，有来有往嘛，说实在话，感情这个东西是割不断的，他们能来看我，我们也能去看他们，这就是我的愿望，也是全体民众的愿望。”王祖寿坚信，海峡两岸的亲人，终能得到团聚！

                                       严家显夫人王祖寿手书忆昔

一年后，1988年10月，福建农学院举行严家显铜像揭幕仪式。王祖寿带着女儿严隽珏、严隽玲（从美国赶回）、严隽琪专程前来参加。让她至为感动的是，黄历时期的台湾校友代表陈秋江、王念烈、马诚梁、黄葆祥也应约而来，在台湾的弟弟也带着妻子前来祝贺。大家欢聚一堂，有说不出的高兴。中国新闻社、福建人民广播电台专此向海内外广播。

“黄历校友会”成立后，王祖寿萌生的最大愿望之一，就是前往台湾，看望自影政坛多年的严家淦和嫂子刘期纯，亲口把祖国的改革开放情况和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告诉他们——1949年后，他们再未回过大陆呢；也看看自己娘家的亲人，母亲数年前以94岁高龄而逝，台湾当局竟然阻拦她见上最后一面，情何以堪？！

眼看两岸关系有所松动，她便积极行动了。在几个女儿相继出国留学后，得悉自己的一位兄弟也由台湾定居美国，她便频频前往美国探亲。她的几个兄弟都是台湾金融界的退休人士，闻讯，也特意赶到美国见面，捎去母亲在台湾临终前留给唯一女儿的遗物。她见之嚎啕大哭，人世间，谁能承受得起这长久的离情别绪啊，却活活地被一湾海峡分隔两岸，同胞骨肉一分就是几十个春秋！年事愈高，愈觉生命短促，时不我待。她已知严家淦身体不好，如果生前未及见上一面，此憾曷极？！

当媒体追问她和几个兄弟见面为什么选择异国他乡时，她的脸上一时布满了愁云，说：“要了结这个心愿，只有等待祖国统一的那一天了。”

很快，她的眼光复又明亮起来，迥然中充满了期待：“俗话说，山高还有羊肠路，水远仍有船可渡，台湾和大陆为什么就不能‘三通’呢？我坚信，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血缘终究无法人为隔断！”

王祖寿长居美国的消息传到台湾，一些熟悉她和严家显的太太们便在舞场和牌桌上议论开了，说王祖寿早年丧夫，独自带着五个孩子，在共产党那边不知苦得怎么样？于是，推派一位许姓太太为代表，赴美探询。

许太太见王祖寿精神矍铄，步履轻盈，思维也敏捷，比她们想象中的要好上几倍，便问：“你是共产党吗？”得知王祖寿是党外人士，还是基督教徒，许太太诧异至极，连珠炮般发问：“这样子怎么能出国？你女儿又怎么能来美国留学？”王祖寿的神态和语气一派温和：“在大陆，出国凭的是真才实学，并不凭父母是否为共产党员，这是事实。”

1986年的《团结报》，曾刊发过上海记者鄂梅的一篇文章，里面写道：

在一次宴会上，台湾警察局局长太太也在座，席间这位太太对大陆产品质量颇多不满，王祖寿解释道：“大陆经济的某些方面不如台湾，但是不怕‘三通’，既然你认为台湾的经济好，为什么惧怕‘三通’呢？连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也不让去台湾？我的老母临终时没有见我一面，真是死不瞑目呐！”那位局长夫人矜持地说：“那你可去找严家淦先生嘛。”王祖寿说：“严家淦还得首先通过你那位局长先生哟！”接着王祖寿把话题一转：“你们多年没有回故乡了！”边说边拿出黄山、长城的画册给大家欣赏，并对局长太太说：“你该回去看看，来去自由啊！”局长太太听了瞠目结舌，而其他人则感叹不已……

这是王祖寿访美归来在上海政协礼堂做汇报时的讲述，记者出于好奇和职业敏感性,在而后的采访中紧追不舍，套出一些猛料后据实写来。

所谓心想事成，后来的情况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不久，王祖寿的台湾之行终于成行，还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天，福建农学院校友会送她经由香港赴台湾，刚登机入座，就被后座一后生给盯上了。

在高雄下飞机时，后座之人忍不住问：“请问，您是不是姓王？”

王祖寿回头，反问：“我们好像不认识吧，你怎么知道我姓王？”

对方友善地说：“我看您长得像我奶奶……您是不是叫王祖寿？”

见她一脸惊诧，对方便说自己是王琛的女婿蔡金水。

哦，原来如此，王琛是王祖寿的二哥，原名王祖武，对方连他们兄妹关系都弄得清楚，可见不假。让王祖寿奇怪的却是：“我们从没见过面，这么多人中，你怎么认得出来？”

蔡金水笑道：“我听岳父说您会来，没想到这么巧，今天在香港坐同一航班了，而且前后座，真是上帝的安排。我很早就听说过姑姑，也听说过姑丈严家显，我大学读的是中兴大学森林系，中兴大学校长都自称是姑丈的学生呢，中兴大学很多老教授也都说是他的学生。”

王祖寿一脸喜色：“是吗，真是巧遇，太意外了！”

蔡金水抢过姑姑的行李，道：“我这段时间常到香港，看到您长相特别像奶奶李含英，就注意上了，起初也不敢认，下机时看您连走路姿势都有点像，想到岳父说您近期要来台湾，忍不住就冒昧认亲了，没想一认一个准！”

好不亲切！更让王祖寿惊喜的是，一出机场，二哥领着全家人来接机。

此前，二哥二嫂带着儿子王正光已先行去上海看望她，还去北京看望了大女儿严隽珏，算是接上了头。其他侄子、侄女虽然多数没见过她这个姑姑，但早就听父亲讲过，而且知道奶奶走时对她的无限思念，他们也好想姑姑，等着生命里隔绝了那么久的亲人来团聚，因此没有任何陌生感。

王祖寿在二哥家住了两个来月，每位亲戚都从她手里拿到了一份来自大陆的礼物。给母亲墓地上过香后，由严家显的学生、中兴大学的教授们轮流陪同游历。从台湾迁居美国的首届农经系学生李致祥闻讯，恨年事已高不能马上回台，连写两首诗，其中《王师祖寿莅台续作》云：“一衣带水疆分岸，两道暌违道不孤。积愫同倾嗟怅望，高见挹让恳相扶。闽农桃李远超群，功在菁莪乐育闻。黄历犹如沫泗地，贤师教化建奇勋。”

到台北看望严家淦夫妇，是王祖寿台湾之行不可或缺的行程。这次，她听二哥说，他到台湾后，有段时间曾和严家淦住对门，因为姻缘关系，感情一向很好呢。

2017年冬，笔者来到严家淦昔年的“总统府”，其子严隽泰回忆，婶婶王祖寿来台湾探亲时，父亲已经病得很重，根据“荣总”医院规定，只能附在窗口看。他有个模糊的印象，父亲有年在美国做痔疮手术，待了约三个礼拜，婶婶王祖寿似曾看望过（如果她那时在美国）。

这次台湾行，王祖寿见到的只是弥留之际的堂兄严家淦，再多的话，也无处倾诉，只能在默默流淌的泪水中，烂在肚子里。谁能想象呢，如果当年严家显赴了严家淦的台湾之约，他和一家人会有怎样的命运？

倒是严家淦夫人刘期纯，身体硬朗，思维清晰，时隔多年，妯娌间一点也不生分，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从她那里知道，严家淦赴台后对堂弟严家显一家无限牵挂。

王祖寿辞别台湾不久，1993年12月24日，严家淦病逝于“荣总”。

六年后，1999年12月24日，严家淦夫人刘期纯病逝家中。得知这个日子，王祖寿伤心中，清楚地记得，堂兄堂嫂是1924年12月24日在上海结为连理的，没想到他们先后逝于这天，真是不求同月同日生，但求同月同日死。她经常拿严家淦夫妻的爱情举例，希望孩子们此生都拥有一个美好的爱情。

2003年，王祖寿病逝于美国。

五年后，2008年，严家显王祖寿夫妇的三女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的严隽琪，应邀出席在台湾举办的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期间，走近了严家淦家人，也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与父母亲的四位旅台学生代表会面。他们莫不亲切地称严家显院长的女儿为“严公子”，说起严院长夫妇，忆起往事，深表感铭，说严院长夫妇不仅在为师上作出表率，做人亦是学生们的榜样。从台湾回来，严隽琪在清明扫墓时，在父母墓前说尽访台温馨之事，特别提到了台湾学生们对他们的赞誉和不尽思念。

2017年11月，作者于台北严家淦公馆采访其子严隽泰（右二）夫妇，严家显长女严隽钰（左一）

时至今日，严家淦、严家显分处海内外的子孙们仍有联系，除了重回两家人曾经相互扶持的福建战时省会永安，更多的是相约回那个历经曲折、经政府修复对外开放、成为许多游客苏州旅游必去的严家花园相聚，“家祭无忘告乃翁”：他们身后的中国，日新月异，如他们所愿，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6期，作者为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