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04 23:50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方友德



面对侯德榜雕像

 

方友德

 

 

在福州台江江滨公园一棵庞大的榕树下,坐着一位5米多高的青铜巨人。他穿西装,结领带。他的右手托着腮帮,正在思考着一个化学方程式,旁边放着两只化学试皿;左手压在膝盖上,膝上有一本翻开的书。他是那样地专心致志,那样地凝思入神,以致我们走到他的面前,向他致敬,竟然毫无觉察,纹丝不动。在他背后,公园甬道铺着特色石材,设置靠背石椅。花坛喷泉,绿化景观。夜色降临,四周绽放出绚烂的灯光,五彩缤纷的倒影在闽江的缎带上荡漾。市民、游人在此休闲、娱乐、购物。

这位巨人是中国伟大的化学家侯德榜先生。

 

侯德榜,1890年8月9日生于福建闽侯县坡尾村。侯家世代务农,祖父侯昌霖是个读书人,希望他苦读诗书求取功名,为他取名“德榜”。幼年随祖父受启蒙教育,平时还要参加田间劳动,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侯德榜勤奋好学。有一次,祖父找德榜问事,到了村外,远远看到他伏在水车上车水。祖父一边走一边高声喊他,可德榜始终充耳不闻。祖父生气了,正要申斥,却听见德榜的读书声:“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祖父大为惊愕:“这不是五柳先生的文章吗?我没教过,他怎么已能朗朗成诵?”原来德榜一边在车水,一边在自学从姑妈家借来的《古文观止》呢!这“挂车攻读”的故事一直传为佳话。

1903年,13岁的侯德榜在姑妈资助下,进入福州一所美国办的教会中学——英华书院(福建师大附中前身,现在师大附中校园还竖立着侯德榜雕像)。进英华书院的第二年,侯德榜经历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一个雨天,侯德榜在江边码头看见几个洋人正在用皮鞭和枪托驱赶着上百名中国苦力上船,侯德榜目睹这一切,心中无比痛苦。他回到学校后,找黄先生谈起了码头上的所见所闻。

黄先生是侯德榜心目中最敬佩的人,刚从国外回来不久,见多识广,学问渊博,平易近人,侯德榜喜欢和他在一起。黄先生告诉他:“这全因清朝政府腐败,科学经济落后。英美德日,他们都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强大的军队。如果我们也有这一切,谁还敢欺侮我们?”黄先生接着语重心长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有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决心。”黄先生一席肺腑之言,深深打动了侯德榜年轻的心。

1911年,侯德榜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侯德榜从预备学堂毕业的时候,以10门功课1000分的特优成绩,被保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侯德榜一鼓作气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21年,他的博士论文《铁盐鞣革法》,由于突破了铬盐鞣革的传统,得到国际制革界的好评。

 

今天的年轻人,很少听到洋火(火柴)、洋饼、洋油、洋钉、洋碱这些称呼,当年中国吃的穿的用的大大小小几乎都是洋货。

洋碱是什么呢?纯碱,化学名称叫碳酸钠,俗称苏打,是重要的化工产品。广泛用于制造玻璃、肥皂、纸张、药品、食品、洗涤剂和炼制石油等。古时候,人们把稻草、麦秸烧成灰,经清水一浸,变成一种浓浓的汁液,这便是碱液。可是,从草木灰、盐碱土、盐湖水取出的天然碱毕竟有限,越来越不能满足生活和工业的需要。探求生产碱的新途径——化学制碱也就应运而生。

1861年,比利时化学家苏尔维发明了化学制碱工艺。这工艺被英国公司所垄断。他们对制碱法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世界上很多化学家想破解此项技术,均以失败告终。中国最早的纯碱由英国公司专卖,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便可以随意定价。最高的时候,一盎司黄金只能买一磅纯碱。简直就是把纯碱当银子卖!

1921年,侯德榜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时,中国正处于列强侵略、军阀混战、贫穷而混乱的年代。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先生为打破洋人的封锁,决心创办中国自己的制碱工业。他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在美国留学的侯德榜,就写信恳请他回国共同振兴祖国的民族工业。侯德榜怀着工业救国的远大抱负,毅然放弃自己热爱的制革专业和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与范旭东共同创业,出任永利碱业公司的技师长(即总工程师)。

当时厂内有一位从美国聘请来的制碱机械师,他事业心强,为人热情。侯德榜与他一见如故,对他说:“密斯托李,你怎么穿蓝领衣服?”李笑着说:“我是实际工作者,不是白领绅士呀!”原来美国工人上班穿蓝色工作服,工程师和职员上班穿西服、白衬衫。侯德榜高兴地拍了拍密斯托李的肩膀,说:“好!白领穿的衣服就留到我们喝庆功酒时再穿吧!”从此,侯德榜脱下西装,穿起蓝色工作服和胶鞋,出现在现场和车间。几次锻炉结疤,他亲自拿起大铁棒往里捅,晕倒在炉前。

永利碱厂要正式开工生产了。出来的碱不是雪白的碱,而是红色的有不少杂质的碱,不少人大失所望。

股东们心灰意冷,提出停产。范旭东却认为,现在的永利是处在临产前的阵痛,决不能因为痛而不生孩子。在范旭东力争下,永利碱厂继续维持开车。学化学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从一闪而过的现象去探求本质。侯德榜意识到红色必定来源于设备中铁的成分太多,于是他就在原料里面添加了一点杂质,令塔器的铁壁上形成一层薄膜,这样铁锈就不会再腐蚀产品。1920年6月29日,几十次反复试验以后,雪白的纯碱便出来了。中国人终于成功了!侯德榜和全厂员工流着泪庆贺胜利。

塘沽碱厂生产出合格的纯碱,达到日产180吨的高水平。1926年,“红三角”牌的中国纯碱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1930年瑞士国际商品展览会上,“红三角”再获金奖,侯德榜也有了中国制碱大王的美誉。

当侯德榜彻底突破苏尔维法的秘密时,许多国家要用天价来收购他的专利,并且出高薪聘请他去担任指导,他都谢绝了。他用英文写了《纯碱制造》这本书,把全部制碱技术的秘密公之于世。书的封面上,就是一个在南方稻田里,留着长辫子,脚蹬水车,手捧书本的英俊少年。这是他小时候在农村耕读的形象。

作为一个科学家,侯德榜相信,科学应超越国界造福人类。他通过反复实践揭开英国人严格保密的制碱法后,没有像通常惯例用来换取巨额财富,而是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彻底公开了苏尔维法制碱的原理,使其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纯碱制造》英文巨著,于1933年在纽约出版。这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对世界制碱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重大贡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范旭东先生的永利碱厂被迫迁往四川,由于当时内地盐价昂贵,用传统的苏尔维法制碱成本太高,无法维持生产。有人想来引诱他们为外国服务,让工厂维持下去。侯德榜大义凛然回应:“宁肯给工厂开追悼会,也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苏尔维法对食盐的用量很大,开始永利在南京,靠着长江和浙江的盐场。到了西南,就不行了。这里是井盐,比海盐贵多了,产量也跟不上要求。这时候德国人搞出了察安法,效果要好得多。范旭东派侯德榜带了一帮人去德国商讨引进察安法。没想到德国人连工厂大门都不让他们进,并且提出中国生产的纯碱不能在伪满洲国(东北三省)销售。原来这时纳粹德国已经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他们根据日本的要求提出苛刻的条件。不让进门还没什么,这个销售要求太欺负人了。侯德榜非常愤怒,带领代表团立刻离开德国,去了美国。就凭手里仅有的两份产品说明书,侯德榜在美国成立制碱研究所。侯德榜在美国研究,手下人在香港做实验,另外一批人在上海租界搞中试。靠着战争时期的通信,经过五年艰苦的摸索实验,侯德榜带领科研人员创造的“侯氏制碱法”终于超越了苏尔维制碱法的水平。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捷报传来,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范旭东决定马上派先遣队前往南京和塘沽,接收碱厂和氨厂,尽快恢复生产,为发展其他工厂打基础。为此,范旭东、侯德榜亲自来到宋子文家请求接见,希望批准他们接收被日本人夺走的工厂。秘书说宋部长正在处理公务,让他们稍等。可是等了半天,范、侯两人却听见从内厅不断传来一阵阵宋子文和女人们的嬉笑声与洗牌声。两人气愤之下,不辞而别。

范旭东梦寐以求的计划落空。他受到这场严重打击,身心交瘁,忧愤成疾,遽然逝世。临死前床头还叠放着他制定的战后十大化工厂的蓝图,嘱咐永利同仁:“齐心合德,努力前进!”侯德榜悲痛欲绝,心犹灌铅,痛惜失去一位良师益友和事业的坚强后盾。永利化工集团公推侯德榜为公司总经理。侯德榜上任,两手空空,首先要国民政府出面讨回被日本人抢走的工厂设备。政府嫌麻烦,拖着不办。侯德榜万分悲愤地写下一首诗:“祖国昏沉思悄然,自悉无力可回天,从来有志空留恨,刀锯余生已几年。”他还写道:“中国人到外国简直和狗一样,要你进去就进去,不要你进去,你就得回去。外国人到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政府还要派人保护他。伤心哉中国人!伤心哉黄种人!”侯德榜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造舆论;政府只好派人和他们去日本交涉。运回设备的时候,美国人要把日本在机器上换过的零件卸下来,侯德榜找到盟军总司令麦克亚瑟和远东经济委员会据理力争。他说:“强盗抢走的是一辆好汽车啊,还回来至少是能开的汽车,不能把强盗用坏而更换的零件再卸走吧!”机器争回来了,美国人要在日本口岸交割,侯德榜不同意。他认为,强盗抢走的东西要还就要还到家里来。

侯德榜对中国化工的贡献,不仅仅是一个制碱法,他几乎搭起了中国整个三酸两碱的底子。侯德榜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技术班子赴美国考察采购和学习。在此期间,他们购到了制酸设备,通过软磨硬泡的办法,学到了制酸的关键技术。他们还在购买硫酸设备时“顺便”在该厂索要到与制酸无关的硫酸铵生产工艺图,然后掉过头,从另一厂家以废钢的价格买下一套硫酸铵生产旧设备。这一点,美国人的评价是:“他们实在太精明了!”设备运回中国,安装又没有大型机械。侯德榜带人在厂内自己动手造了两架大吊车,当合成塔用船运到码头时,两台吊车联合出来接驾,然后沿小铁轨拉到厂内安装。后来四个厂,硫酸、硝酸、硫酸铵、合成氨全部一次开车成功。

 

1949年4月20日,百万雄师挥戈南下,一举解放南京,蒋家王朝倾巢覆灭。二三十年来,侯德榜一直埋头研究技术,希冀用科学工业救国。他主张科学家对政治要有“超然”风度。那时,塘沽碱厂和南京氨厂都已解放了。他守着永利驻上海办事处无所适从的时候,永利驻印度塔塔公司的技师来电,第五次要求他去印度指导碱厂生产。一天,上海来信告诉在印度的侯德榜,社会上流传他逃往国外的谣言。他感到震惊和愤怒,这种谣言对他来说是极大的伤害,是有人要用谣言来堵绝他返回祖国的道路。这件事从反面教育了侯德榜,使他认识到在这时代的大变动中,想超然于政治是不现实的。5月下旬,他收到塘沽厂长的电报,告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亲临塘沽碱厂视察,刘少奇对永利公司非常关心,表示愿意帮助永利渡过目前的难关,希望永利和国家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刘少奇恳切地说:“愿与侯德榜会晤,共商国家化工大计。”刘少奇还说:“范旭东先生之作风,令人备极仰佩,侯德榜先生也十分令人敬重。国家有大事情和他商量,请侯先生赶快回国来。”这份电报使侯德榜久久不能平静,没想到共产党对永利,对范先生和他评价这样高。侯德榜结束了印度塔塔公司的公务后,带领永利的技师急速离开印度。当时大陆尚未完全解放,侯德榜只能绕道返国,他在香港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纠缠,在仁川拒绝了韩国有关方面的挽留,历时近50天,于1949年7月,终于平安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当侯德榜到达北京时,聂荣臻元帅亲赴车站迎接。9月,侯德榜代表科技界人士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他首次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和各界代表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共商缔造新中国的大事。

开国大典后,侯德榜应邀与十几位专家前往东北参观,并指导东北化学工业的复建工作。工人们高涨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感染着侯德榜。参观大连化工厂后的总结会上,侯德榜说:“对于现在已为我们所有的工业,不但要搞,而且还要改进。现在这里的氨厂,图纸残缺,机器破损,水泥建筑都露出了钢筋,但我们一定要修复它,而且要远远超过日本人经营时的最高产量。我一定向永利董事会建议,把永利历年来的专利特权都拿出来,贡献给国家,把我们的国营工业树立起来!”

侯德榜认识到,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他从前几年到印度塔塔公司指导生产所获得的报酬中拿出10万美元买下两处房舍,分别捐赠给黄海化学工业研究会和中国化学会;另将一笔外汇存入中国银行,要用利息购买国外科技文献。

1950年,党和政府为了使侯德榜的才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任命他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和重工业部化工局顾问,这是对侯德榜极大的信任。

1956年,侯德榜出任化工部副部长。任领导职务后,他仍不忘科学研究,每年大半时间四处奔波,做现场调查。1958年底,领导考虑到侯德榜常年操劳,疾病缠身,安排他到青岛休养。可他为了把一生制碱的心得留给后世,利用这个机会撰写了巨著《制碱工学》,于国庆10周年前夕在北京出版。这时,他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将近2万元的稿酬全部拿来交党费。

1973年冬,侯德榜收到江西磷肥厂一位素不相识的技术员寄来请他校审的关于磷肥生产的书稿。当时他视力已减退,手不能执笔,身边又无助手。但他仍勉强看完这本书,尽管感到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还是坚持写完修改意见,甚至连封面设计都想好了。有人看他这样抱病拼命工作,劝他别干了。他毫不在意地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

1973年11月,侯德榜已重病缠身,用颤抖的手给周总理写信:“德榜年迈,体弱多病,恐亦不久于人世。一生蒙党和国家栽培,至今无以为报,拟于百岁之后,将家中所存国内较少有的参考书籍贡献给国家。请总理指定届时移存北京图书馆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这是侯德榜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块攀登科技高峰的基石,一块烛照千古的伟大爱国者的丰碑。同年,大洋彼岸的美国机械工程学会通知侯德榜,授予他美国机械工程学会50年荣誉会员的光荣称号,赞扬他50年来所做出的贡献,并寄来了荣誉会员纪念章。侯德榜又一次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1973年,这位病魔缠身的83岁老人,在他弥留之际,对一位老朋友说:“我没有能力来帮助修改《磷肥生产》这本书,心里不得劲,可我久久不能安宁的是搞了一辈子碱,没有把碱搞上去,现在每年还要从外国进口纯碱,我有愧于国家。特别是我没有为家乡福建人民办一个碱厂,现在那里吃碱、用碱都很困难,我对不起福建的父老兄弟!”

1974年8月26日,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一代化工巨人侯德榜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84岁。

1990年8月7日,侯德榜的汉白玉半身像在南京化学工业公司落成,以纪念这位中国化学工业奠基者的重大贡献。

 

侯德榜故居在福州台江区宁化街道福瑞社区,为清朝末年建筑,是侯德榜祖父的遗产。入门有一天井,平面呈凹字形,由大厅、厢房、披榭组成,占地面积483平方米。大厅及两边厢房面阔5间,进深4间,穿斗式木构架,悬山顶。近年已由“福州市名人故居”升格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我在区委宣传部同志及社区书记等陪同下,在故居里见到了看守这座老屋几十年的侯德榜外甥之子刘松铨老人。他带我们看了侯德榜出生的房间、床铺以及结婚时用过的妆台等。老屋十分陈旧,地上木板踩过会有下沉之虞。当年侯德榜用过的器具桌椅都断腿缺臂。现在这座老屋已无法居住,只是门外竖起一块很大的“侯德榜故居”的石牌。周围包围着新建的高楼大厦。

刘松铨老人说,这里在新中国成立前属于闽侯县坡尾村。周围是一片农田和荒坡。1953年划归福州市,改名义洲街道红旗村。现在是福州台江区宁化街道,附近有条马路,还叫德榜路。“早些年我家在这里住过,我的孩子也在这里出生。”老人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的儿子刘荣(现在是市供电局工程师)十二三岁上市教院附中初二时,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课是侯德榜的故事。他顽皮地问授课的老师:“侯德榜小时候在哪里出生的?”老师答不出来。他得意地说:“就在我现在睡觉的床上出生的!”全班同学大为惊讶,有人说他吹牛。课后,老师马上去找他父亲。证实此事以后,老师带了全班同学到侯德榜故居参观瞻仰,并请刘松铨介绍少年侯德榜生活和学习的故事。这是一次生动的课外考察实践,孩子们大感兴趣。

侯德榜的许许多多故事,现在已被编成话剧,拍成电影,写成传奇,在全国各地传播演出……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台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