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22 17:41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楚 欣



走近“西山先生”

 

  

 

 

浦城,素有丹桂之乡的美誉,虽然偏于闽北一隅,却是中原文化入闽第一站,史上曾拥有8个宰相,20个尚书,4个状元,172个进士,可谓人杰地灵,而在众多的名人当中,宋代的真德秀堪称出类拔萃。他既是国之良臣,也是著名的理学家。

2012年金秋时节,笔者随采风团到了真德秀的故乡浦城,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为官几十年 心系百姓

 

真德秀,字景元,后改作景希,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出生于浦城贫寒之家。祖上姓慎,因避孝宗讳(孝宗名眘,眘为慎的异体字),更姓为真。晚年在家乡西山读书写作,人称“西山先生”。

据《宋史》记载,真德秀4岁开始读书,“过目成诵”,7岁就能作文。他的学生、诗人刘克庄在为其写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中说,老师小时候“入小学(即县学)夜归,尝置书枕旁,灯膏所熏,帐皆墨色”,可见其学习之用功。不幸的是,他15岁时父亲去世,是母亲在困苦中抚养成长。庆元四年(1198年)中举,第二年考取进士,其时才20出头,称得上是少年得志,风光无限。

及第后,真德秀被授予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判官,开始从政之路。他在这个位置上连续做了7年,“孜孜职业,不以高第胜流自居”,公务之余还继续进学。《溪山伟观记》一文这样自述道,“退自幕府,辄兀坐亭中,翻阅古今书”,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其学识的深厚基础。开禧元年(1205年),他以“选人”(后选官员)身份就试博学宏词科,录取后被福建路安抚使萧逵聘为幕僚,协助处理政务。不久,应召为太学正(即太学的教员)。开禧三年(1207年)“迁博士”(提升为学官)。值得一提的是,真德秀在太学任职时,20岁的宋慈(之后的著名法医学家)正入学受教。作为老师,真德秀发现宋慈所作的文章,言之有物,非常欣赏,便处处予以关照。可以说,宋慈后来能有出色的表现,与他先前的这位老师不无关系。

从嘉定元年(1208年)到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先后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著作郎兼礼部郎官、军器少监、起居舍人兼太常寺少卿等职。在从政道路上,他坚持为国为民的原则,忠于职守,努力工作,希望能让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南宋朝廷有所改变。为此,他不断上奏书提出建议,《宋史》说他,“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如为政之道,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开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长之渐”,意思是广开言路,倾听多数人的意见,就可以抑制那些专靠传播小道消息而得势的不正之人。二是,“选良牧,励战士,以抑群盗声张之锐”,即选用好的官吏,勉励守疆的士兵,就可以击退内外敌人的嚣张气焰。再如对北方强敌金国的态度,他也有比较客观冷静的看法,一方面坚持民族气节,反对称臣纳贡,另一方面又不主张草率征讨,而是建议巩固内部,积蓄力量。可见真德秀的内外策略都相当切合实际。

然而当时的宰相史弥远大权独揽,重用宵小之辈,真德秀为人正派耿直,耻于攀附,他对同僚刘爚表示:“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随后即向朝廷提出外放的请求,并获批准。嘉定八年(1215年),他以秘书阁修撰的身份出任江南东路转运司副使。在向皇帝辞行时,他郑重地提出:“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幸安之谋不可恃,导谀之言不可听,至公之论不可忽”。句句良言,但宁宗不太乐意听,淡淡地说:“卿有余,到江东为朕撙节财计,以助边用。”

所谓江东,包括赣东北、皖南、江苏西南,当时正闹旱蝗灾害,饥荒严重,哀鸿遍野。真德秀上任后首先抓赈灾工作,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接着采取一系列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地主盘剥,惩处贪官污吏,使社会保持相对稳定。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真德秀外放江东的杰出表现,让许多同僚刮目相看,认识到此人实乃一位有才干能为老百姓做事的官员。

嘉定十年(1217年),真德秀出知泉州。宋代的泉州,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地,商业活动非常兴盛,号称东方第一大港。后来由于执掌贸易大权的地方官员对外商肆意敲诈勒索,使他们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从而失去了与中国贸易的兴趣,到了真德秀知泉州时,来此做生意的外国商船已经少到了一年只有三四艘。真德秀深入调查研究,果断推行优惠政策,减免许多不合理的征税,迅速收到成效,前往泉州的外国商船很快就增加到年36艘。这不仅有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为国家增加了税收。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还做了许多好事,如抑制豪强对百姓的压迫与盘剥,加强海防,打击海寇的骚扰。离任前,他诚恳地向同僚李公晦征求治泉的得失。李说,“君为政三年,其可以无愧者二,尽己之忠与不息之诚也。”真德秀对国家与人民,确实是做到了忠诚二字。

离开泉州后,真德秀先是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今南昌),后又以宝谟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知潭州(长沙),这两次也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绍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进徽猷阁,并第二次出知泉州。老百姓知道后欢欣鼓舞,“迎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欢声动地。”为了不辜负庶民的希望,真德秀在任期间,认真清理历来累积的案件,整顿吏治,解决南外宗(皇族)扰民问题,重视文化教育,下决心平寇定海,政绩显著。尤其是严禁预借赋税,为老百姓解困,受到众口交赞。当时有人因此责备他对老百姓“宽恤太骤”,致使财政紧张。他回应道,“民困如此,救之当如解倒悬,宁以一身代其苦,不以此为悔也”,充分表达他的爱民之心高于一切。

绍定六年(1233年),真德秀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第二年(即端平元年)正月上任,但到了六月便被召入京。仅五六个月,真德秀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离开时,“帮人竞为彩旗以送,自谯门至舟次,弥望数里不绝”。

晚年的真德秀,先后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最后官拜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但在职的时间都很短。端平二年(1235年),告别人世,享年58岁。

 

穷经大半生 重振理学

 

南宋之后,元明清以来,朱熹是公认的儒学代表人物,正如现代著名史学家蔡尚思所指出,“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朱熹之所以受到后世如此的推崇,除了本身的贡献外,与稍晚于他的两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一个就是真德秀。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为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真德秀)”,“西山之望直继晦翁”。清代另一位学者陈衍锟则说,“闽学之倡也始于龟山(杨时),其盛也集于朱子(熹),其末也振于西山”。

真德秀虽然未曾在朱熹的门下学习,但他对这位理学大师非常崇敬,赞颂道:“巍巍紫阳,百代宗师”,早年还曾向朱熹的弟子詹体仁求过学,与朱熹的另一些学生也有很深的交往(如李公晦)。应该说,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或私淑弟子,为重振理学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扫清政治障碍尤为突出。

宁宗庆元年间,朱熹和他的弟子被诬为“伪学逆党”,理学遭禁,名列党籍者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世称“庆元党禁”。后来朱熹等人的职务虽有一定的恢复,但理学并没有受到尊重,仍处于低潮。真德秀认为,制造“庆元党禁”,使正道不行,官场腐败,社会风气沉沦,此案应该彻底推翻。理宗继位后,他发现新皇帝有改变过去一些做法的意愿,便向其进言,希望朝廷重理学,正人心,定国是,解决政治混乱局面。建议被皇上采纳,他也因此以经筵侍读(为皇上解读儒经的讲官)身份宣讲理学。由于官方的认可和扶持,理学迅速兴盛起来。淳祐元年(1251年),宋理宗还亲撰《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正式肯定朱熹等为孔孟之道的继承人,使朱子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钦定的官方哲学,令无数企望“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离不开它。虽然这是后话,但不可不提。

回顾真德秀的一生,他始终致力于朱子理学的研究,并为之鼓与呼。尽管有人对他的学术成就评价不高,称其“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盖墨守之而已”,此说仅为一家之言,事实上真德秀对理学的研究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正如明代全祖望所说,“卫师门最力,多所发明者”。近代有学者也认为,真德秀在传播朱子理学过程中,着重发挥心体说,强调“反身而诚”的求仁说,要求封建统治者“克制”自身过分的贪欲,以调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他把道心人心、天理人欲、未发已发、性情动静,都以仁说加以贯通,“合而言之则皆仁”。而求仁则只能求之于心,一切工夫都在心中,一切作用都在心中,因此要“反诸身而求之”,“挥求一心之全德”。

朱子理学强调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结合,真德秀对此加以继承与发挥。他说,“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纭,精神混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却无“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接事物,必不能皆当”。这种“穷理”与“持敬”相辅而行的主张,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要把做学问与做人结合起来。他还认为,人与动物的形体虽然都是天地之所赋,但人之所以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仁义礼智的特性。

关于天与人的关系,真德秀指出,天之所以能主宰世间万物,赏罚予夺,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天是人格之神,而是其本身蕴含着秩序万物的“理”。这个“理”能够报善以福,报淫以祸。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秩序,即纲常名教,就是“天理”所在。从这一点说,他将朱子理学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结合起来,使之涂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

真德秀留下的著作有《西山文集》《读书记》《四书集编》等。特别一提的是《大学衍义》,是一本向帝王献策的书。《自序》中说,“臣始读《大学》之书,见其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后有伦。益尝抚卷三叹曰: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既又考观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达之天下者。然后知此书之陈,实百圣传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臣尝妄谓《大学》一书,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则必治,违之则必乱”。接着他在《帝王为治之序》中指出,“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则贤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举而措之耳。”也就是说,帝王是治国的根本,正君心则是帝王最需要做的事。这既强调了帝王们的极端重要性,又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宋理宗为真德秀的一番苦心所感动,称赞《大学衍义》“备人君之轨范焉”。元、明、清以来,《大学衍义》更是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元武宗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元仁宗说,“修身治国,无逾此书”。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让人将此书抄写于殿堂的两壁,令群臣听理学大师宋濂讲析。

毫无疑问,真德秀是一位尊王尊圣、忧国忧民的代表人物,他对程朱理学的解读,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虽然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不应过多地肯定,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却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探访故居地 笔者感言

 

去年在莆田城厢区采风时,想去看看宋代莆田籍诗人刘克庄的故居与坟墓,四处寻寻觅觅,却未能如愿。真德秀是刘克庄的老师,他的遗迹还在吗?不免有些担心,然而得到的信息是,真德秀的墓保存完好,每年清明时节,他的后裔都会去为老祖宗扫墓;与真德秀有关的一些遗址也在,如仙阳的“西山故居”,城关的真夫子祠,这让笔者大喜过望。

西山故居,即“西山真先生旧宅”,位于仙阳镇本街,占地约1000平方米,历代均有修缮。现存建筑系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于原址重建。坐北朝南,硬山顶,砖木结构,共四进,每进三开间,有围墙封闭。南围墙开左右山门。门额塑字,“鱼跃”仍在,“鸢飞”已不知去向。正厅两壁书写先生的修身格言:“存心以公,律己以严,莅事以勤,抚民以仁”。厅内悬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御笔所书的“力明正学”金字木匾。两厅之间有廊屋、天井、花圃,整座旧宅错落有致。

然而西山故居并非我想寻找的西山精舍。据历史记载,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真德秀因母亲病故,回仙阳老家守孝。第二年建成西山精舍,并增建睦亭。在《睦亭记》一文中,他这样写道:“予之为是精舍也,以吾王父(祖父)与吾先人之丘垄在是也”。可见西山精舍乃真德秀供奉与祭祀其祖、父的建筑。不过,真德秀还在那里建了几间学舍,率领门生刘克庄等人编撰《大学衍义》等著作。他还“请尊老会于西山之精舍”,与他们切磋学问,并赋诗一首:“耆年自是国之珍,何问衣冠与隐沦。华发共成千一岁,清樽相对十三人。休谈洛社遗风旧,且颂仙游庆事新。三径未荒宜早退,要将寿栎伴庄椿。”

西山故居不是西山精舍,那么,西山精舍在哪儿呢?有介绍称,西山精舍在仙阳的西山,但已经不在。另有当地专家说,西山精舍在城关,并陪同我去看。那是在南浦溪边,龙潭门附近的“宋贤真夫子祠”。参观后我觉得,这座建筑尽管已经失修,并分割成许多民宅,但从顶盖可窥视其当年的巍峨高大,不像是私人所筑的精舍,很可能是后世所建的纪念性祠堂。当然,是否如此,我也不敢肯定。

今天的浦城,建有真德秀广场,面积约7600平方米。真德秀的青铜雕塑高达9米,耸立在广场中央,身着宋代官服,手持《大学衍义》,显得稳重而又坚毅。广场旁边,有一条要道,称“真德秀路”,直向前方。

对于受到如此尊重与礼遇,真德秀倘若有知,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要问个“为什么?”笔者则以为,今天浦城人为真德秀所做的一切,并非出于对理学的推崇,而是尊重历史,特别是赞赏真德秀的高尚人品。这位学富五车、从政为民的古人曾对自己的学生说过:“一生短,千载长。不久名位,只久德业”。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世的敬仰。正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本文原载于《走进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