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厝少年在“8·23”炮战中
何大年
《英雄小八路》小人书封面
我的家乡——何厝，地处厦门东南角，与大金门、小金门(也叫烈屿岛)隔海相望，南面是大担岛、二担岛、三担岛。何厝由领兜村、上何村、中街、四家、下何(也称湖仔西)，塔埔、黄头、下堡，寻边等村社组成，宛如几颗璀璨的明珠洒落在厦门东海岸边。村前屋后绿树成荫，冬暖夏凉。
1949年10月中旬，厦门解放，国民党退而据守台湾、金门等岛屿，一条海峡将两岸骨肉隔离开来，盘踞在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兵，时常炮击何厝等村庄，并派飞机轰炸。在一次袭击关帝庙时，我父亲被炸身亡。之前，我大哥也被国民党抓去做苦工累死。
1953年，我上禾山第四中心小学读书。学校组织了许多“学习小组”。我们这一组时常讨论如何“学英雄见行动”，怎样当个三好生。
下面就说一说1958年“8·23”炮战时，我们的表现。
8·23”炮战，是我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的一次惩罚。1958年7月下旬，厦门东海岸所有的村庄，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备战。
7月中旬，解放军的一个通信班进驻位于中街的万顺楼，他们受命来何厝布置通讯电话线路。住在隔壁的我们觉得好奇，放学后，我、阿猪和胜源常常围着叔叔们问这问那，他们不厌其烦、耐心地一一回答，告诉我们: “电话是指挥员的耳朵，保护电话线，保证电话畅通无阻，就是保护指挥员能顺利指挥作战!”从通信兵叔叔那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接电话线，以及“拧线法、锁口法”等快速接线的专业方法。
一九五八年，英雄小八路何大年（左）和
何阿猪在何厝前线查接电话线。
转眼到了7月底，解放军炮兵部队陆续到位。上级组织村民们疏散到后方，留下部分基干民兵，守村庄，坚持农业生产。同时决定禾山第四中心小学整体后撤。对此，我们小组集中讨论认为，应该“参加炮战，为亲人报仇!保卫家乡、保卫学校!”当时，我12岁、伙伴中最大的也才14岁！但我们毅然留了下来。
留下后，乡党委要我们做好“上通下达”的通讯联络工作。我们5个同学，轮班守护在电话机旁，保证了24小时有人值班。即使在炮战最激烈的日子里，也都能出色地完成通信联络工作。
我们几个小伙伴还帮助修建工事，一天下来，手上肩上都磨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泡，但没人喊累喊苦。到了傍晚，解放军叔叔要留我们吃晚饭，我们先应付，然后瞅准机会一个个开溜。因为战时后勤保障较为困难，我们多吃一碗饭，叔叔们就少吃一碗，叔叔们若吃不饱，就不能狠狠打击敌人。
那段日子，修工事的解放军叔叔们，没有时间休息，更谈不上换洗衣服。我们上阵地向叔叔们要脏衣服时，叔叔们无论如何不肯给。跑了几个阵地，都是空手而归。但一回生、二回熟，几天下来，我们终于在营房里的床底、或是空弹药箱里，找到叔叔们的一大堆脏衣服。衣服是“胜利到手了”，怎么洗成了问题，男同学起初洗不来，就负责撑伞为女同学挡雨。叔叔们的衣服大多溅上了黄泥巴，有的白布都变黄了，衣服领口上凝结着厚厚的一层油垢，每件衣服要洗好几次才能干净，一块肥皂没洗几件就用完了。女同学们手脚泡在水里，一天下来冻得发抖，嘴唇发紫，但没有人叫苦喊累。看着女同学洗衣服，我们男同学手痒了起来又加入了洗衣的行列。男同学洗不大干净的衣服，女同学拿过去再洗。
解放军叔叔的许多衣服破了，我们就拿出平时省下来的零用钱买针线，帮叔叔们修补。男同学不懂针线活，就边学边补，有时候由于犯困，指头常被针刺破流血，可谁也不吭声。有一次我把裤筒缝到一起还不知道，女同学凑过来一看: “不合格!”只好重来。
1958年，董必武副主席接见英雄小八路代表
有一天深夜，我们都在梦乡了，窗外突然传来一阵阵“呜呜”的卡车声。值班的胜源同学从汽车吃力的引擎声中判断出是运送炮弹的卡车，便唤醒伙伴们，赶快穿上衣服，冲向炮阵地。只见解放军叔叔、基干民兵正忙着将一箱箱的炮弹从卡车上卸下来，抬入弹药库。我们围凑上去，争着扛运。“哎呀!好沉啊!”我刚抬上箱子的一头就叫了起来。原来一发炮弹一百多斤，我那时还不及炮弹的一半重呢! 难怪抬不动。这时候，叔叔们怕我们压坏了，抢着抬走。我们几个孩子急得大叫: “我们也要抬!”一人扛不动，就两个人抬，阿猪和我、锦治和佳汝每两个配合抬一箱，抢到一箱就抬走。 “哎呀!”一不小心，锦治突然踩在箱盖上，一颗铁钉刺穿了她的脚背，鲜血流了一地，大家赶紧劝她休息，可她只作了简单包扎，又跑回来，继续抬。
记得“8·23”炮战后的一天下午，我们五个同学把洗好的衣服送到香山炮阵地。刚到阵地，解放军叔叔们朝我们大喊: “要打炮了!快进洞里去!”进洞后，我们发现炮弹已从箱里搬了出来，正准备擦拭。于是拿起木片，把厚油刮掉，再用布擦拭。眼看着亮睁睁的弹头安装上引信送入炮膛。“轰轰轰……”一发发炮弹飞向金门料罗湾。个个心情格外振奋。
在“英雄小八路纪念馆”前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七月底八月初，学校放假前，老师给我们布置暑假作业，正赶上炮战的非常时期，但我们没有落下学习。外面炮弹呼啸，爆炸声一浪接一浪，防空洞里，我们借着煤油灯光，读书声此起彼伏。没有凳子，就坐在石头上，没有课桌，就把作业簿摊开放在大腿上。作业完成了，纸张用完了，就用树枝在地上的沙盘里练字。没有打炮时，就出洞展开支前活动，从而做到了学习、支前两不误。
8月初的一天，郭胜源找来一把钳子、一卷黑胶布，神神秘秘地对着我们说: “阿猪、大年，我们一起去保护指挥员的耳朵!”意思是叫我们去查接电话线。于是我在前，阿猪第二、胜源押后，三人光着脚丫子，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壕沟里。眼睛盯着电话线，一心寻找是否有断线的地方。终于在塔埔与何厝交界处，发现三条电话线断了，线头裸露在外。阿猪当即迅速接好一条线，我也跟着接另一条线。此时，我突然感到手一阵酸麻，“有电!”我叫了起来，阿猪凑了过来说：“肯定是叔叔们在通电话! 快把线压在一起!”我们用小手把两条线头叠压在一起，虽然手被电麻得龇牙咧嘴，但没有放松。过会突然没电了，我赶紧以最快的速度把线接好，再拉一拉，看是否牢靠。另一条断线，胜源拉来拉去，就是接不到一块，发现是长度不够，“怎么办？”我拉着阿猪的手，飞快地向香山炮兵阵地奔去，向连首长汇报情况，他立即指派两名通信兵带着话机和一大捆电话线跟随我们来到现场，很快，断线就接好了。
连首长把我们查接电话线、开展支前活动的情况向师首长一一作了汇报。刘师长说:“他们就是当年的小八路!”并向厦门市政府作了通报。“8·23炮战”后，厦门日报社采访了我们，以“今日英雄小八路”为题，首次报道了我们支前活动的情况。9月初，炮兵指挥部给我们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 “小英雄志气高，巩固海防逞英豪!”
作为“英雄小八路”的代表，我先后向全市中小学以及各阶层的人民作了多次汇报，两次出席省民兵代表会。1958年11月，党组织让我代表“英雄小八路”出席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我作了题为“英雄小八路”的发言。此后，何阿猪、何佳汝等人也先后到北京参加各种会议。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
之后，“8·23”炮战中我们的支前活动事迹，如我和阿猪接电线，被编入小学课本。“英雄小八路”也被编撰成小人书，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还拍了故事片《英雄小八路》，在全国上映。《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1978年被选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如今，我们虽然都已退休了，但仍将用实际行动，以各种方式，为祖国的统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