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祁  建

陈独秀             李大钊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其中，北京大学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应该说，这是北京大学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首先传播的地方

第一个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李大钊，以及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谭鸣谦(即谭平山)、张崧年(即张申府)、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人，都是党成立前在北大开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北大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

1917年1月，李大钊进入北大，最初是图书馆主任，后兼经济、史学等系教授。《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献，就是他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庶民的胜利》则是他1918年10月在北大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而在天安门举行的大会上的讲演稿。

俄国十月革命后，1920年8月，我国最早出现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在北大教授李大钊的组织推动下成立的。发起者全是北大学生。他们是: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罗章龙、吴雨铭、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范齐韩……“研究会”旗织鲜明地“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广泛联系同学，征集会员，开展研究，十分活跃。

经校长蔡元培特许，北大还专门为“研究会”拨出了两间房子，一间作办公室，另一间作图书室。到1922年，“研究会”的图书室有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几十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这些译作是党创立时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深入传播的生动见证。

北京大学也是我国最早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并对学生进行考核的高等学府。从1920年起，北大的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和法律系先后正式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和讲座，由李大钊讲授。学校规定，学生学了这些课之后要进行考核。说明当时的北大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来培养学生。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大胆创举。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重要的组织准备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党的小组。北京党小组是最重要的一个。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于北大成立。第一批小组成员16人: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张申府、罗章龙、邓中夏、张太雷。高君宇、何孟雄，除张太雷是北洋大学学生，谬伯英是北京女高师学生，史文形、邓培是铁路工人等外，其余12人都是北大的。这12人中，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张申府是北大讲师，10人是北大学生。小组建立初期，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北大学生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人加入，但不久即退出。与小组关系密切的还有北大德文系和法文系的学生李梅羹和吴雨铭。可以这样说，北大是北京党小组的渊源地，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北京党小组成立后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深入开展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与无政府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当时小组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有两个主要分歧点：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有组织的领导，主张不要任何组织，也反对必要的纪律，他们的观点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反对；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者则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经过激烈交锋，无政府主义的活跃分子黄凌霜、陈德荣等人退出了党组织。

北京党小组成立后的又一项主要任务是开展劳工运动。党小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劳动音》是北京党小组的机关刊物，由小组成员、北大学生罗章龙主编，地址设在北大红楼。《劳动音》的出版，表明北京党小组的工作重点开始从对马克思主义作纯理论的宣传向着工人运动转变。从此，小组即不断派出成员到长辛店、唐山等地的工人中去活动，同铁路工人交朋友，帮助工人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和阶级觉悟。1920年12月19日，小组组员、北大学生邓中夏、张国焘、杨人杞等8人，与刚从北洋大学毕业不久的学生张太雷一起，前往长辛店参加筹办劳动补习学校会议。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在北大资助下开办的，经费大部分由北大学生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捐助。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庶务主任李辛白和俄语教员柏烈伟等都有捐赠。1921年元旦，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北大学生会派吴雨铭、吴容沧等人为长期驻校教员。邓中夏、罗章龙、朱务善、李梅羹等人也去讲过课，他们向京汉铁路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提高阶级觉悟。这里，学生与工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产业工人的结合。1921年7月，党成立前夕，北京党小组还创办了《工人周刊》，主编仍是北大学生罗章龙。这份刊物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报道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启发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很受工人的欢迎。它发行北方各地，销行数量曾达两万份左右。

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成立

北京党小组成立后不久，1920年11月，北京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北大成立。团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朱务善、罗汉、李骏、吴丽铭、王有德、高崇焕、杨人杞、黄绍谷、缪伯英、郑振铎等约40人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北大学生。张国焘在会上致开幕词，高君宇当选为团的书记。1921年8月16日，第二次会议在北大第二院召开。少共国际代表格林( Green)前来参加活动。会议选举何孟雄代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即将于柏林召开的少共国际大会。同年8月30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北大第二院召开会议，选举了团的执行委员会。北大学生张国焘、高君宇、刘仁静分别当选为书记、组织委员和会计委员，北大教授李大钊、郑振铎被选为出版委员。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北京青年团的邓中夏和金家凤参加大会，邓中夏在会上报告了北京团组织的活动情况。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了重要的干部准备

1917年1月，陈独秀进入北大，协助校长蔡元培，积极改革北大文科，同时主编《新青年》杂志，引领新文化运动，也领导“五四爱国运动”，并在运动中赢得了巨大的声誉。1920年夏天，他在上海准备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时，分别与当时在北大或工作或学习的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就党的名称进行磋商。陈独秀曾写信征求过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叫共产党”。

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和校评议会的评议员，是北大许多学会的领导者和学生的导师。他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比陈独秀要早，且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信念，曾就建党问题与陈独秀多次商谈。1920年1月，陈独秀被迫离京，李大钊为他送行。他们化装成商人，坐在一辆骡车上，先到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的家乡住了几天，然后陈独秀取道天津去上海。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考察中国革命运动实况和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到北大访晤了李大钊，和北大的部分先进分子举行座谈，而后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访问陈独秀，也多次与上海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座谈。经过交换意见，决定立即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南方由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大钊负责。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建人、后来成为党的卓越指导者与伟大领袖的毛泽东，也是在北大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而后踏上革命征程的。“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两次来到北京：第一次，1918年秋，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学习半年。第二次，1919年底，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到北京活动、战斗四个多月。北大学生会曾召开慰问“驱张代表团”的大会，表示坚决声援与支持。两次在北京期间，毛泽东与当时在北大的湖南省籍学生邓中夏、罗章龙等建立联系，还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过接触，接受帮助。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陈独秀被推举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北京共产党小组中李大钊和邓中夏，由于工作的繁忙而未能参加大会。作为北京地区参加“一大”的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他们两人都是“五四运动”时期开始活跃的北大学生。张国焘，1916年至1919年在北大理预科学习，1919年至1922年转读哲学，任北大学生干事会总务主任兼联合评议部主席，是当时北大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刘仁静，1918年至1920年也在理预科学习，1920年至1923年转哲学系学习，1923年至1925年在英文系学习。他曾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原著，五四时期曾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而被拘留过，在进步学生中颇有影响。

“一大”会上，张国焘作为北京党小组的代表，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主持召开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刘、张两人脱离了党，特别是张国焘走向了历史的反面。李大钊、邓中夏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高君宇、黄日葵、谬伯英等为革命日夜操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