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福建出版工作

王春生

一张“为福建人民打长工”的介绍信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油印介绍信。介绍信如下：

南下纵队组织部：

兹介绍王春生、王绍青二同志来你处分配工作，中共正式党员，到时希接洽编入组织为荷。

此致敬礼。

附件：党费交到六月份。

         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南下纵队是在上海组建的南下的福建干部组成的干部大队。当时，南下纵队也刚开始筹组。先期分配到南下纵队的几个人都是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及军政印刷厂的领导和战友。当时陈辛仁已经调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我们这些人都是由他决定调来的。我的老领导吉人是南下纵队新闻出版大队负责人，他要我们保存好介绍信，到福建后再交组织。到达福州后，党委、支部组建起来了，我又被上级党委委任为新华书店、军管会出版处的支部书记。这张介绍信也就一直由我自己保存下来。

南下纵队分两个大队，即梁大队、陈大队。梁大队是以梁国斌（福建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公安厅长）为首长的政法干部大队；陈大队是以陈辛仁（福建省委委员、常委、宣传部长、教育厅长）为首长的宣传文教新闻出版干部大队。我分配在陈大队。这个大队的任务是接管与建立福建的宣传、文教、新闻、出版、广播，包括筹备组建福建日报社；吉人负责出版、书店、印刷等。我原来在华东军区政治部印刷厂工作，吉人曾是这个厂的厂长。到了南下纵队后，我又和老领导、老战友吉人、卢先和、赵子乔等一起进军福建，当然是非常高兴的。

在上海的大中华饭店，我们一方面学习福建地下党提供的有关福建的材料；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进入福州后的接管工作和建立新的新闻出版机构。而吉人和我们主要在做好接管工作的同时，建立福建的新华书店，开展出版发行工作。在上海出发之前，准备运往福建的图书和在福建翻印的图书纸型。由于经费紧缺和运输困难，用张鼎丞批给的经费旧币500万元，从华东新华书店及出版部门购得6万多册图书，预借了毛主席著作及马列著作14副纸型。

7月初，我们从上海向福建进发，第一站到苏州。驻地是苏州监狱。大家一起学习华东局印发的城市接管工作学习提纲，研究对旧政权的新闻、出版、书店的接管方案。除了《福建日报》筹备人员负责接管《中央日报》以外，确定了进入福州后要立即接收一个较大的书店做新华书店的门市部，接收一个较大的印刷厂能够印刷书刊，以满足新解放区人民群众对新文化的需求。从苏州到嘉兴是坐船，然后由嘉兴坐火车到浙江江山新塘边停下休整。休整期间，对进入福建的接管和出版工作进一步作了安排。人员机构、任务逐步明确起来。

在陈大队内，除进城办报及文艺工作干部外，办出版发行的干部只有18人，还包括两名勤杂人员。一路上火车、汽车、木船，上上下下，所带的几万册图书都由我们自己扛上扛下，从来没有找过民工帮助。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及新文化书籍成了我们随身带的武器弹药，也是带给新解放区人民的精神食粮。我们这18个人，自己戏称是“十八勇士”，一路上虽未直接打仗流血，在7月的火热季节里，18条汉子确实流了不少汗水，经历艰辛才完成了任务。

从新塘边向福建进发的山路崎岖，路面凹凸不平，很多路段犹如栈道挂在悬崖峭壁上。当时我们的军车运输极为紧张，而且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驾驶员又不适应在这种山路开车，所以我们运书的车都是找的私商跑闽北的烧木炭的闷罐车，我们这18个人和书一起混装在四五部车子里，只能从车子两边的窗户向外观察，枪也架在窗口上，以防土匪袭击。越过仙霞岭，进入层峦叠嶂的闽北山区，很多路段汽车只能走单行道，稍不注意，车子就会滚下山去。而两边的高山上又有土匪的袭击，我们一路上既看到了车子滚下山的情景，也听到了土匪从山上射下的机枪声。过了分水关，到了福建的浦城，经崇安、建阳到建瓯，和曾镜冰领导的闽浙赣省委、游击队会师。

在会师的大会上，新任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号召南下干部要树立为福建人民打长工的思想，为解放全福建、建设新福建打长工。有人问张鼎丞，你说的为福建人民打长工，打多长时间才算是长工？他答复说，打长工少则两三年，多则三五年。想不到这个长工一打就打了五十年。我自己保存的那张介绍信，也就成了到福建“打长工”的文物了。

福州接管工作记录

福州是8月17日解放的。我们在建瓯接受了地下党组织分配给我们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

第一号布告（我记得有两个福建大学的学生，一个叫林萼生，一个叫林梅影，是两弟兄），就向福州进发。因为运输工具的困难，直到8月23日，我们才将从上海辛辛苦苦带来的几万册图书运到福州。

我们到福州是23日傍晚。福州刚刚解放，我们看见解放军押着俘虏和军官家属还在一队一队地向城外走去。市面刚刚恢复平静，商店已经开始营业，但是只收银圆、铜板。我们刚到福州，住杨桥路一家银行的楼上，因为人民币还不能用，只是用带来的米煮稀饭加点盐吃。我们口袋里无银圆，语言也不通，只是在街上逛逛看看，看到福州的电灯不大明亮，街上的路都是用石头铺的，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极不平整；街上行人很多是赤脚或穿木拖鞋走路；街道两旁的房子很多是用木头支撑，似乎摇摇欲坠。这是福州给我们的最初印象。

南下纵队的干部大多数是既在省直单位工作，又兼福州军管会工作。陈大队既担负宣传、文教、新闻出版工作，又担负福州军管会文教部工作。陈辛仁是省委宣传部部长、省教育厅厅长，又是福州军管会文教部部长。副部长陈超寰是兵团政治部的。杨西光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又是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处长；何若人既是《福建日报》总编辑，又是福州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副处长；吉人既是省委宣传部出版科科长、福建省新华书店经理，又是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副处长；我是新闻出版处的秘书，又是新华书店出版科科长。就这样，一套人马，省、市兼顾，一面接管，一面开始新的工作。

从新闻出版工作来说，就是一面接管旧政权的新闻出版单位，一面要迅速出报、办广播、出书刊，以占领舆论阵地。我们23日晚进城，军管会新闻出版处于次日即开始工作。接管工作主要是根据人手一册的接管城市各项政策汇编来办事，我们遵循的是这个政策的第五条。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第五条是这样规定的：

“五、一切报纸、刊物、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通讯社，一般的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除对于极少数真正鼓动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报纸刊物，应扶助其创刊发行外，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均不应采取鼓励政策。对国民党等反动党派的报纸刊物通讯社，一律没收接管。对以私人名义经营而有明显确实反动政治背景的反共反人民的报纸、刊物、通讯社，也予以没收接管；其反动政治背景一时无法弄清者，则应经过调查及法庭判决加以处理。此外少数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民营报纸、刊物、通讯社可依法登记，在民主政府指导下进行营业：一贯进步者予以保护，中性者不禁止其依靠自力出版。外国的通讯社、记者、出版物等，非得中央批准，不许发稿出版，并不准私设收发报台。外国记者如要在解放区继续其记者业务，应根据外交手续，向人民民主政府请求许可，也不得私设收发报台。”

根据这个政策，我们在进城后第一周，即8月23日至8月30日，就迅速接管了国民党9个主要新闻出版单位。在我保存的接管笔记中，记有一份“接管一周小结统计报告”初稿，它记录了我们一周（实际上是5天）的工作。

根据接管政策和摸底了解，应该接管的报社、通讯社、出版社当然远不止这些。但是，由于干部紧缺，而且要求一大部分干部去出报纸、开书店、印书、编书。随着全省许多地方相继解放，还要陆续派干部帮助地、市、县去建立新华书店，因此，我们对接管工作采取分批进行的办法。对已接管的比较大型的《中央日报》《福建时报》，使其尽快恢复生产，能够印报、印书，供应读者，就成为当时非常急迫的任务。

在《福建日报》创刊之前，福州解放后唯一的继续出版的报纸是胡文虎侨资所办《星闽日报》。福州解放了，他们把“星”字改为“新”字，叫《新闽日报》，还发表社论欢迎解放军解放福州。在《福建日报》于8月25日创刊之后，大约一个月左右，《新闽日报》因为销量有限，经济亏损，停止出版了。

大旱之望云霓

《大旱之望云霓》，这是《福建日报》记者写的一篇记述新华书店门市部开业盛况的新闻通讯，登在《福建日报》1949年9月9日第一版。新华书店本来打算利用国民党正中书局旧址开始营业，但是该座房子太小，军管会文教部请示韦国清主任批准，把已被我接管的一个金融单位——储金汇业局作为新华书店门市部。这是地处宫巷口的一座临街的三层楼房，二楼、三楼都有临街的大窗户。

新华书店福州门市部的开业是当时福州的一大喜事、一大新闻。我当时在现场观看，在底层几十平方米的售书台前，人群水泄不通，熙熙攘攘，争购、多购，争先恐后。开业的头几天，我们粗略统计，购书者每天都在2000多人，销售最多的是毛主席著作及政策性书籍，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书卖得最快。眼看我们从上海带来的6万多册图书要不了几天就会卖光，所以就一方面劝读者少买；另一方面对各类书籍都抽出样本，预备书籍售罄时，把门市部改为阅览室。为此，军管会采取了措施，支持福州港头造纸厂迅速恢复生产，开动了福建时报印刷厂等较大的印刷厂，日夜加班，用我们从上海带来的纸型重印，或用样本翻印，并向上海紧急调运书籍。仅9、10两月，我们就赶印书籍20余种，20余万册。

由于加大马力赶印和上海方面的紧急调运，终于保证了书店的书籍供应，而未改门市部为阅览室。

1949年10月1日，北京开国大典，福州举行了群众庆祝游行。新华书店福州宫巷门市部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光荣任务——接待张鼎丞主席及省委其他领导登临书店二、三楼凭窗检阅观看群众游行。省委领导把新华书店当作我们党已经占领的一块阵地、一个可信赖的检阅台，给我们全体职工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作者系福建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福建省教育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