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福建文学》

马照南

《福建文学》走过70年辉煌岁月。70年来，《福建文学》（曾名《福建文艺》）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发表了许多深受社会各界欢迎的好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福建文学艺术的摇篮，许许多多文学青年在此接受培训，发表作品，走上文学的道路。曾经年轻的我，也有幸参加《福建文艺》举办的写稿学习班，并借用在编辑部学习工作，度过人生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

霞浦学习班

霞浦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小城。依山傍海，城中街道错落有序。1975年初春,我们文艺评论学习班大概30多位学员，一早从福州出发，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翻山越岭，傍晚时分，住进了霞浦县招待所。这是一座三层砖房，是新建的，算是霞浦最好的房子。站在楼房阳台，可以望见不远处的海湾,远处是大海。

就在学员们信心满满，准备学习写作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主持这个班的魏世英老师得了肠粘连，剧痛难忍，当夜住进县医院。学员们议论,认为来学习一次很不容易，《福建文艺》文艺评论板块很强，主要是因为有魏世英。魏老师1947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大家担心，主要老师生病,这个班怎么办?

第二天上午，蔡海滨老师召开会议，说明情况。蔡老师为人谦和，分析问题精到准确，排兵布阵井井有条。学员们担忧的心一下就沉静下来。会上分发恩格斯论文艺的著作以及《福建文艺》刊物，还有文艺评论文章等学习材料，让大家自学。同时安排学员们轮流到医院帮助照看魏老师。

轮到我照护时，魏老师躺在病床上，由于腹部疼痛，整个身体蜷缩着。我们只能用眼神交流。医生交代不能让患者喝水。后来，一位同房间稍年长学员回来，他说老魏口渴，给喝了水。他看了我一眼，用方言说我在照护期间没有给他喝水。似乎抱怨我年轻幼稚不会照顾人。同房间的林玉涵则用笑眯眯的眼神望着我，并没有责怪的意思。一两天后，医院不再留治魏老师，让医院救护车送他回福州。后来得知，肠梗阻患者一个时间段是禁止喝水的，喝水会引起肠胀气加重。这样，我们最主要的老师就不能够带领我们办好这个班了。

学习班采取措施加强指导力量。蔡海滨老师，加上学员中曾经在编辑部工作过的黄登辉老师，负责学习班工作。蔡老师提出，每个学员经过几天的阅读思考，都出三道评论文章题目。大家知道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往往是想好题目，文章就写成一半。出题目，对老作家老评论家不是难事，但作为新手的我，就觉得“压力山大”，只能笨鸟先飞，多下笨功夫。当时只能阅读编辑部带来的《福建文艺》和各种学习资料，特别是反复阅读恩格斯论述,阅读《福建文艺》，不仅读编辑部带来的，林玉涵和学员也带来几本。渐渐地，我在阅读中发现一些作品描写人物太“高大上”，还有一些细节不够真实。我理解恩格斯所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应该体现在作品方方面面。具体的人生活在具体环境，应该把具体环境写好。由此，人物典型性要通过典型情节和细节的展开来表现。于是，我拟了《可信可亲可敬可学》等题目。我与林玉涵商量可否以此题目上报，他赞同。没想到，我拟的三个题目都入选。

几天后，蔡老师和黄登辉老师找我谈。对我提出的选题作具体辅导，详细谈到写作中注意的问题。开始，我把文章分“可信可亲可敬可学”四个层次写。初稿形成后，改了几次，达不到要求。蔡老师反复考虑，认为题目偏大，适宜写大块文章，他建议从比较容易掌控的具体人和事入手写。我又反复阅读作品，分析为什么人物给人感觉太“高大上”？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写好“做什么”，对“做什么”加以拔高;对“怎样做”，“为什么做”写得不深不细。读者感到“根据不足”。

我又以恩格斯提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认为“细节的真实”是实现典型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指出有些作品对细节的描写不是很重视。有的除了人物的英雄行为和空洞的豪言壮语外，细节少得可怜，人物只有干巴巴的几条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有的则不顾客观实际，臆造“典型细节”，使作品“失真”。我和学员们交谈中，大家说，煤矿的“冒顶”，就是塌方，是严重的事故。有篇文章为了突出英雄人物，说他飞上棚架，用身体顶住岩石层的塌方。这样显然不真实。还有的让售货员拿着秤锤敲东西，作为度量衡工具，也不合适。我把大家发现作品中存在的不符合生活常识的瑕疵也写入文章。“这种细节完全违背了生活真实，犯了鲁迅先生嘲笑过的广州雪花大如席的错误，弄巧成拙，直接损害了人物形象。我们的作者原想在英雄脸上画两道油彩，但却把浓墨给涂上去了。”在蔡老师指导下，这篇文章以《要写出足够的根据》为题发表后，各方面反映比较好。

鼓屏路18号

几个月后，我接到通知，让我借用到《福建文艺》编辑部。这是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我感到非常兴奋。《福建文艺》编辑部设在鼓屏路18号，是一座两层苏式旧楼房。东西边是大办公室，中间是楼梯，走廊外竖着四根方正砖头柱子。踏在木地板上，咯吱作响。当时《福建文艺》隶属省文化局，与省文化局一道办公。编辑部设在靠东的鼓屏路一边，大约只有三四间大小办公室。大办公室摆放五六张办公桌，也是编辑部会议室。后来在主楼后面的平房又拿到了两间办公室。作为诗歌组和临时来编辑部的同志使用。这样我可以有相对固定的办公室了。

住的地方比较简陋，是在破旧礼堂后台的一个狭长房间。礼堂早已废弃，似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唯一的用途，就是经过简单整修,隔了一间木板房。摆放五六张床,归编辑部来改稿的同志住宿。来改稿的不乏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估计是当时住房紧张，早先调来的年轻诗人朱谷忠也住在那里。他住靠窗口一边，我住靠门口一侧。朱谷忠热情地介绍编辑部有关情况，帮助解决学习生活各种困难和问题,无微不至地关心我这个新“房客”。

第二天，老魏抱来厚厚一大沓来稿，对我说，“你先看稿，有好的，写个意见。”读来稿，是编辑基本功,是学习的好机会。那一段时间，评论组只有老魏、老蔡和林斯定三位同志，林斯定还负责其他工作。我便认真看稿。当时，评论组安排我阅读处理来稿,一方面是人手少,更主要的是培训我，通过这样的训练，让我尽快入门，辨别文章的优劣。当时来稿以厦大中文系师生为多。我反复阅读来稿，做好笔记。经过综合考虑，每一篇都写出意见。当时有机会和老魏交谈，就针对来稿提出看法，交换意见。同时我看了编辑部同志借给我的老魏的《起步集》，这是一本杂文和文艺评论集。其中有《看女排五号随感》《新型英雄存在着的铁证》，有《红楼梦与闽剧晴雯》《对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看法》，还有《燃烧的生命，十月革命的英雄》等等，读后受益良多。

一天，老魏来到办公室，询问看稿读稿情况和体会。他说，这方面工作继续做，下一段，要重点练练笔，让我写一篇写人与写事方面的文章。写人与写事同样是大题目，我写了几稿，老魏都认真看，提出意见。后来，因为刊物需要，让我先写一篇作品评论文章，我比较快就写好了初稿。受当时风气影响，文章穿靴戴帽比较多，概括不够精准，层次不够分明。老魏就和我分析，如何提炼主题，如何开门见山，如何直入主题，如何谋篇布局。他说，他年轻时，当晚看戏，回家就写评论，一天一篇。后来，老魏又让我自己出题目写文章，我选择以对比方式来论述。从鲁迅先生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谈起。在文章中我引用鲁迅先生的有关语录。老魏看了之后，总体肯定。他指着文章对我说，这一段话，是鲁迅先生早期的观点，后来改变了，用在这里不合适。老魏的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帮助我打开了写作的天窗，也养成了审慎的学习和工作习惯。

在编辑部，和文艺大家相处是最好的学习机会。那时集体评稿和学习比较多。每次学习，气氛热烈。学习一般由苗风浦和应端章主持。苗风浦是《福建文艺》的主要领导，他高高的个子，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由于个子高，常弯下腰，有一些驼背的样子，他的双眼常常充满血丝，那是看稿审稿改稿过度的缘故。他话不多，但是非常称职的领导，编辑部大家都敬重他，他写过充满生活气息的《二十响驳克枪》，1963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一直很受欢迎。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口气竟印刷100万册。老苗一直坚持质量立刊，追求文学的高品位。小说组张是廉、诗歌组陈钊淦发言比较积极。郭风始终保持着乐观主义、浪漫主义情绪。他非常乐于助人，由于年龄大，晚上8点就得睡觉，第二天早晨4点就起床看稿写作，这是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何为发言总是严谨、不紧不慢的，平时不苟言笑，有时觉得很严肃，甚至有些威严，他总是很注意自己的衣着举止，很有绅士风度，实际上是一个很幽默、很风趣的大作家。还有何泽沛、姚鼎生、袁荣生等老一辈文艺大家。

在编辑部工作也是读书的好时光。过去没时间读、读不到的许多书，在这里补了。为了让我多读书、多读文艺理论文艺经典，老魏每天上班从家里背一包书来，成了我的精神食粮。

杨桥路红砖楼

过了几个月，有消息说《福建文艺》编辑部要搬到杨桥路靠近西门红砖楼，与福建省总工会、福建省文化局（后更名为福建省文化厅）合署办公。

我们就去帮助郭风、何为等老同志搬家，从黄巷搬到白马河边上小平房。记得何为两个帅气的儿子堂堂、亮亮都来了。“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大家有说有笑，同心协力，很快搬完了。后来还帮助清理地基。多年后见到何亮亮,谈到这事，都感到编辑部很亲切，真是温暖的大家庭。

搬迁到红砖楼，我们的办公和住宿条件大大改善。评论组安排在一个朝南办公室。老魏老蔡让我和他们坐一起，相处同一室，工作起来更方便,我随时可以请教。

在编辑部最大的收获之一是认识了许多文友。一次在闽侯甘蔗读书班，组织写农村题材，杨健民也是初次参加写作班，辅导老师就是郭风。有一天我在走廊上，他刚刚和杨健民谈完稿子出来。老人满脸高兴地对我说，“这次学习班很高兴!我认了一个‘孙子’，杨健民是我的‘孙子’。”老人那时患气喘，顿了一下又说，“我说这个稿子不行，他一个晚上就又写了一个，已经写好几个了。”我知道，郭风和编辑部作家一样，特别识才爱才，他真发现人才了。我记得健民那次发表的是《老俩口》，这也是他的处女作吧？同样是人才，那一次学习班张胜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指导老师是何为。我当何为的助手。在最后一次谈话时，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张胜友的宿舍里，胜友兄坐在床边。何为说,稿子改了多次,人物形象比较单薄，出不来，生活细节不够，比较干啊！何为习惯性地把稿子在手里抖了一抖。我知道张胜友一直生活在农村，有很丰富的农村生活体验，但因有事来得迟,写作时间短，他没有刻画出丰满的人物形象。此后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张胜友考取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后成为光明日报社记者、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特别是他的电视政论文章，大气磅礴,具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体现出广阔的历史感和深沉的哲理意蕴。

最让人难忘的是我离开编辑部那天上午，所有的同志都下楼来送行。郭风当时有些气喘，上楼时每走一层都要停一停，歇一歇。他一层一层走下来，等一下还得一层一层地上楼，我心里觉得非常不安。大家都知道我这次回去，估计是很难再回编辑部了，编辑部为调我，多次发函。朱谷忠等多次到我单位协调，无奈工作单位始终不松口。那天朱谷忠大哥一直送我到火车站。大约过了两年多，1978年的一个夏天，我接到老魏的来信，他的笔迹总是那样的工整和严谨，我一看到信封就从心底涌起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老魏在信中说，知道我已经调到建阳地委宣传部工作了，还说了许多动情和勉励的话。都说人遇到好老师，是一生最幸运的事。魏世英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好老师！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早春的小雨和草色是最美的。草色，充满欣欣然的生机，象征着希望与未来。《福建文学》影响日隆，最重要的因素，是编辑部始终保持苗风浦、郭风、何为、魏世英等老一辈作家评论家的见识、眼界、胸怀；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文学事业的忠诚；始终保持对年轻作者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扶植培养；始终保持对福建特色文学精品的不懈追求。不管是谁，只要肯写作，《福建文艺》都欣然接纳，尽心扶植培养，借此团结凝聚了福建文艺界。《福建文学》，见证了70年来的小雨和草色，见证了福建文学事业的发展和兴盛。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委文明办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