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福建曲艺的不解之缘
陈竹曦
我原是学农业技术的，怎么会与福建曲艺结上缘？这事要从我父亲说起。
我父亲是学贯中西的老同盟会会员，亦酷爱福州评话，常带我串乡走里听评话，自小培养了我的兴趣。新中国诞生时，刚刚开播不久的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就办起了“福州评话与小演唱”(实即伬艺)固定节目。电台的薛岫民同志征求我的收听意见，我就说：“好极了，对我们福州人来说，这比秧歌、腰鼓和歌剧更受听。为了表示拥护，我也来写一段。”于是便写了评话序头《百年斗争史话》，现在光记得其中几句：“福州人爱国不落人后，侯官县出林公则徐。虎门销烟禁鸦片，千秋传颂民族英雄。”不料，薛岫民就请我到电台演播，更不料，一个月后，省委宣传部和福州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就来了调令，把我从福州农校调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叫我担任编辑部文艺组曲艺编辑。那是1951年4月。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22岁，一个刚出校门不到两年的新解放区青年，所编的稿子，能马上变成评话，变成革命的声音，通过电波传播给全省人民。我太感谢党对我的信任了，太有劲，太兴奋了。因此，没日没夜地干，边干边学，从寻找资料、组织作者改编评话、演员演播，到自己动手写段子；除了评话，还和广播说唱小组泡在一起搞小演唱节目。在领导的关心指导下，我一干7年，摸索了一套办地方曲艺广播的办法；广交了曲艺界的朋友，不少成为至交；积累了一批珍贵的名家名段录音(可惜全部毁于“文化大革命”，成为电台和福州曲艺界不可弥补的损失)；发现了一批创演人才，建立了一支广播曲艺队伍，其中包括陈春生、陈长枝、吴乐天、吴自然、谢金森、唐金淦、李天春、赵日政、郭天赐等名家和在合作过程中发展成为名家的同志。当然，特别要提出的是，我和伬唱名演员陈润春之间的“广播曲艺姻缘”。
我和福建曲艺的不解之缘润春是长乐一位海员的独生苗，3岁丧父，5岁丧母，穷苦的外婆、舅舅抚养了她。懂事的小润春坚持求得外婆准许，9岁的她跟随二舅舅陈英治唱曲糊口。陈英治曾用肩背背着小甥女卖唱，也用肩背挡住一些恶棍的皮鞭，保护小润春一心一意刻苦学艺，她很快就以唱腔赢得声誉。新中国建立后，伬艺传统的行艺方式如走唱、社火、堂会，都不适应时代需要了，绝大部分艺人转演闽剧，润春却坚守伬艺本位，锐意革新艺术形式和行艺方式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终于重新找回听众，引来一批追星族，被称为“润润伬唱”。1956年，我在福州市曲艺会演上第一次见到她，听她演唱《兰子写信》(无伴奏清唱加弦乐过门的选曲)，惊为绝唱。但在评委会上意外地听到两位前辈艺术家批评她不遵循传统唱法，我当即为之辩护，得到大多数评委的赞同，终于给了她最高奖。会演后，我又请她到电台录这段唱腔和曲艺典范唱段《紫玉钗》。唱《紫玉钗》时，她也以自己的理解，在唱腔中柔里带刚。我拉了组里音乐编辑钟粤来鉴赏，老钟也惊叹：“太好了!” 此后，便放胆采录她的节目。不久，曲艺界长辈陈长枝、黄天天、吴乐天也对我说，陈润春人品好，演艺好。电台也有些同志好心撮合，竟促成了我们两情投洽，于1961年国庆节喜结良缘。陈竹曦与陈润春结婚留影（1961年国庆）
但是，这一曲《兰子写信》引来的姻缘，不光是巧，是喜，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俩相恋之后，我因在“反右”“大跃进、大放卫星、大炼钢铁”和“反右倾”等运动中屡次说“错话”，被屡次下放劳动以提高阶级斗争觉悟，被视为落后分子。尤其是婚后五年，碰上“文化大革命”，我被投进牛栏，当第一次宣布送往农村强制劳动，生活待遇不得超过当地贫下中农水平，并第一次允许俩人在没有专政组员监视下会晤时，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咱们离婚吧!”润春其实早经当权者动员与我划清界限，否则须随同下乡作“反属”。但她斩钉截铁地拒绝道：“我已准备好跟你下去，毛主席说不饿死一个人，贫下中农能活，我们也能活，只求你不再多话，老老实实劳动。”那个星期六早上，我被第一次准许探家，却直奔市革委会申诉。第二天回曲艺团学习班时，引得军代表和专案组勃然大怒，要我承认上访是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想加以毒打。这时润春又大义凛然地喊：“上访市革委会反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上访党中央都是允许的。这要有罪，把我也关进去!”她的怒喊，引起群众的响应，竟制止了一场批斗。
再一个考验，恰是又一个戏剧性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什么东西都卖光了糊口，我母亲对爱子的无端横祸无能为力，只喃喃地对润春说：“竹曦把手表也卖了，只要我有一口气在，非得给他买回一只手表。”但是，那时买手表要凭证，而且一只上海表卖百来元，我们想也不敢想，唯一的可能性是弄到一张“钟山”牌的手表证，只要24元钱就能凭证买到。我们全家勒紧裤带，还可能凑足。不久，润春(那时已被赶到雕刻厂当辅助工)的工班里分配到一张钟山表证，润春赶忙申请，但同班组共有12个工友申请，组长便让抽两次签来决定。先抽定号码签，再凭号码先后抽“有”“无”签。不料，第一次润春抽到第12号，有个工友笑着说：“润姐不用再抽第二次了。人家哪能连抽11次，还抽不走‘有’签啊!”言者无心，却伤透了润春的心，竟觉得十分对不起婆婆和我，白浪费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正愣在一旁，忽听又一阵笑声，只听工友们说：“好奇怪，连抽11回，还抽不上。现在润姐不用抽了，肯定是她的‘有’签了!”结果，润春怀揣钟山表证，兴冲冲赶回婆家，一进门就冲着楼上喊：“妈妈，我抽到钟山表了。”老妈妈早在家中盼望，随声开门接过表证，凝视抚摸了好几遍。然后婆媳筹足24元，让我又戴上了手表。这算是润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壮举”。
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州曲艺界虽经历不少劫难，但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落实到我这一家，除了我的第一个喜剧上演外，润春从挣扎在底层的卖唱女艺人，一跃而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更由于她参加集体所有制的“润润伬唱”，传徒授艺，她光荣地当上市三八红旗手和文教系统积极分子，被选派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见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无怪乎她在回忆这次幸福会见时纵情唱道：
我本海员一孤女，旧社会贫苦卖唱人。
苦泪已随黑夜尽，今朝喜泪忽盈襟!
沐浴红阳润春雨，心花怒放思绪翻腾，
只觉得，天安门上天更高来日更丽，
只觉得，中南海里木更荣来草更青！
我们的曲艺之家这颗露珠，更能折射太阳光辉的季节，则是在新时期的20年。
“文化大革命”中，福州曲艺队伍被解散，艺术资料被销毁，社会声誉被批“臭”，但毕竟曲艺艺术群众基础深厚，野火烧不尽。我和黄天天、叶神童、苏宝福、唐彰文等“大牛”被隔离在北峰劳动时，当地村干部热情关怀，敦请我们给群众讲传统评话，我们便大着胆子私藏下一些艺术资料。等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福州曲艺界马上恢复元气，而且80年代在专业队伍、演出频率、创作、表演质量、艺术教学等方面都有突破性的成就，特别在理论研究和对外交流方面，更有良好的开端，我与润春有幸参与其全过程。首先是获得很好的政治、业务、理论学习提高的机会，分别参加了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等重大会议和文化部、中国曲协举办的曲艺会演、曲艺节、曲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学习和研讨活动，参加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的常务理事会和研讨活动。我作为代表参加了第三、四次全国曲代会和第五次全国文代会，见到了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我们夫妻二人还先后被评选为市劳动模范，我作为省曲艺界唯一代表被吸收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和中国曲协理事。润春被选为省妇联候补执委和省、市三八红旗手、市政协委员。我们还先后于1985年、1994年和1998年应邀访问美国和香港地区，润春还应邀访问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我选编的《福州评话选》在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受到好评。《邹忌讽谏》《南郭先生新传》《心愿》等4篇获全国性赛事奖项，其中与人合作的新编传奇评话《千金买骨》获文化部一等创作奖，并选入中国文联选编的文献选萃本《中国新文艺大系·曲艺集》（是本省唯一入选的一篇)。这篇评话在文化部1982年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演(南方片)，是福州评话继陈春生、陈长枝老师在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1958年)之后，福州评话再度在全国性曲坛亮相，引起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当时，还进行了两场艺术交流。一是受上海代表队的邀请，与苏州评弹、沪东大书名家吴宗锡、徐檬丹、施春年等座谈，做福州评话与沪东大书这两曲种的比较研究。另一场是由北大教授汪景寿介绍，与美国研究中国评话的专家白素贞教授、加拿大专家石清照教授座谈《千金买骨》和福州评话。
福州评话的理论研究，过去零零星星。1980年，应王耀华、刘春曙两位音乐理论家编纂《福建民间音乐简论》的需求，我撰写了《福州评话》(曲种介绍)，强调了福州评话独有吟诵调和铙钹的特点。在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演会上，全国各地同行在称许《千金买骨》的同时，也对福州评话独有吟诵曲和铙钹间奏表示了兴趣，由此触发了我进一步追源究底的努力，结果发现福州评话这一形式和机制，与我国曲艺艺术形成期的唐代变文俗讲、“说话”艺术成熟期的宋代诗赞系说话基本一致。而由于八闽文化的特殊发展轨迹，在其他地区评话发展变化为现代散说的评书、评话时，福州评话独自保存了古老的艺术信息，且葆有青春活力，因而具有人文活化石的意义。我先后参加中国通俗文学(长沙)研讨会、中国曲艺基本理论讨论会和全国评书、评话艺术研讨会，向专家讨教，得到著名曲艺学学者薛宝琨、戴宏森、陈钧、薛汕等的肯定和鼓励。时任福建省文联党组书记杨滢指示省曲协出面联合中国俗文学学会等单位于1987年5月举办研讨会，邀请京、津、沪、蜀及省内学者做专题讨论，发表论文15篇。中国曲协理论研究部主任戴宏森指出：这一（活化石）品格的发现，对于揭示福州评话的个性、本质和艺术规律在认识上与实践上有着直接意义，进而对中国曲艺史的研究，无论在资料的开拓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此后，我开始了福州评话的系列研究，1987年写出《略论曲艺的传统优势》，在全国曲艺理论座谈会上宣读，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曲艺特征论》。我结合福州评话实践的正反经验，论证曲艺艺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商品属性的艺术门类，这一属性促使曲艺艺术从艺术素质、服务对象、表现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有了飞跃性的变化，市场经济时期，曲艺艺术不是消亡，而是可以发挥这一传统优势，争取与时代同步前进。此外尚有《福州评话与扬州评话异同初探》《福州评话与闽剧关系管窥》《福州评话“扮底”艺术初探》《陈春生传略》等关于福州曲艺的理论探讨，深感这一曾被视为末艺的福州曲艺艺术，实则蕴藏着民族美学哲理和艺术创造。
在这20年间，润春以很大一部分精力，致力于教学传艺。1984年，我俩合作主持伬艺实验教学班，润春口述和传授了江湖伬、洋歌伬和儒林伬的代表曲目《闹衙庙告》《招姐做新妇》《十不亲》(其中《招》曲获全国首届曲艺大奖赛创作鼓励奖)等，试验成功三人自拉唱形式，结合教学改革，进行了艺术革新和经营机制创新，培养的青年演员在各类比赛中取得佳绩。
1986年，我俩又动员小女儿陈晓岚秉承父母素志，到福州市曲艺团当了作者，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已在中国曲艺家协会的《曲艺》杂志上发表了3篇福州评话、伬艺段子，在天津《曲艺讲坛》发表了曲艺论文，并分获全国及省、市级创作奖项。在一片“曲艺危机”的噪声中，自顾自地干她的家传世业。
1995年12月27日，省市曲协、省文史研究馆、民盟福州市委、市文联、市文化局、市曲艺团等十个单位联合举办“陈竹曦、陈润春曲艺艺术研讨会”，省、市有关新老领导，同行、专家、学者100多人到会，收到论文20多篇，涉及我俩的曲艺创作、表演、教学、理论研究、文化交流诸方面。省文化局的老局长陈虹同志带病偕夫人到会，一开口就对我俩说，你们的路走对了。文人就应该一辈子遵循“两为”方向，与群众同命运共呼吸，创作演出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市委宣传部的老部长林爱枝说：“大家都能像这一对夫妇这样无限热爱和执着自己的事业，何愁民间艺术不能振兴？”与我俩相处40年的老领导卓青同志口占一副对联相赠：“曲艺双杰悟真求新卓有贡献，志同道合同甘共苦佳偶天成。”时任市人大副主任高翔同志拉着润春的手一起接受记者采访。福州评话名家吴乐天口占“竹曦润春佳偶天成”八字藏头序以为祝贺。评话名家毛钦铭在会上演唱了《千金买骨》片断。研讨会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州曲艺的勃勃生机和突出成就，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曲艺学理论权威戴宏森在住院动手术前夕，在病榻上为我写了《陈竹曦与福州评话》，全面分析了我的福州评话研究。会议收到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吴修平，福建省文联副主席丁仃，省文史馆副馆长余险峰等的题词。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省曲协主席林鹏翔和来自美国、日本，以及香港与台湾地区的同乡社团和侨领刘文善、黄永本、林铭森等的贺电，其中华盛顿福建同乡会会长、全美华人社团联谊会副会长任礼增在传真贺信中说：“研讨会的召开，表明家乡对乡土艺术及其杰出代表的重视支持，我作为老朋友感同身受。”日本神奈川大学尾上兼英教授写道：“我对于研究中国曲艺的（日本）年轻朋友常说：你们要有什么疑问，问陈竹曦先生。”
在某些人眼里，福建曲艺仍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但在我和润春心里，这是一块圣地，是我们永远的缘分。
(作者系福建省曲艺家协会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