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夷 师 道

张建光

朱子业师七位，分别为父师、严师、本师、良师、明师、导师和贤师，国代先生在其著作中如是写。一见此语，顿生非读完全书不可之意。

国代先生写得很有特色。他“选择朱子七位老师为对象，重点探究朱子业师的人格修养与教化精神，抓住讲人、叙事、究理三大要素，围绕德行、学问与事功三大块而展开，去探究思想者的思想来源，思想形成与思想结构，以及考察这些思想在学术教化、政治教化、人伦教化方面所产生的效应，以此揭示师道传承及其演进的文化意涵”。

你可以把此书作为人物传记来读，了解老师们的身世、授业、仕宦、讲学、著述、交游等诸多情况；了解老师们在国家政体危机、文化危机的两宋之交，身在庙堂扶持江山社稷，挽狂澜于即倒。人处乡野独善其身，表世范俗，既使种瓜卖药，仍然心忧天下，志在道学。你也可以把此书作为理学书籍来读。诸师虽然在理论上未有很大建树，但他们师崇孔孟，富有知性探索、生命体验、布道教化的实践，特别是对朱子的学术思想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元素与逻择思维。书中对理学的概念和结论既有文献实证的引述，又有思想义理的阐析，还有相关问题的考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宋代理学的通俗发展史，展示了新儒学萌芽发展的全过程。而我更倾向于把此书作为“师道”的专著来读。看看七位业师怎样对朱子传道、授业、解惑，窥探朱子思想人格形成的秘密，领略师道的底蕴和风采。

父师——韦斋朱松先生。他是朱子第一位人生之师，兼父之爱与师之教于一身。他没有将孩子送官办学校，而是让其在民办家塾、书堂和精舍学习，更多是带在身边言传身教。早早为儿子树立人生目标，送五岁朱子入学就傅，望其成就“儒者事业”。他曾托同窗李侗购买大字本《论语》《孟子》课本，为后来朱子以“四书”为自己学说主干产生了前导性的影响。他的抗金言行和手书讲解《昆阳赋》的举动，给幼小的朱子早早播下了忠孝节义“尊王攘夷”的爱国主义种子。他的辞章诗文之学，更让朱子“笔力杠鼎”，诗步天下。而他临终前深思熟虑选择“五夫三先生”，更显得慧眼识人、高瞻远瞩。

严师——屏山刘子翚先生。这位三十岁就号“病翁”士大夫，“文辞之伟，足以惊一世；精微文学，静退之风，显以发蒙蔽。”朱子十六岁行冠礼，先生字以“元晦”，与父亲所取之名，恰好阴阳互补。临终之际，开示门户，将生平绝学以“不远复”三字符传授。告诫迷途速返，克己复礼。从此，朱子所居书斋，皆为“复斋”，并形成“圣贤千言万语，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的思想。先生给朱子的教育是全面的，私塾“六经堂”之名就说明了一切。钱钟书大师对屏山先生的诗歌造诣给予充分肯定。清代学者李廷珏说道：“先生之学得朱子而集成，朱子之学由先生以驯致”。

本师——白水刘勉之先生。先生人生可谓传奇，关系与朱子最为亲密——翁婿关系。朱子参加会试填写的籍贯与乡试不同，而是“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此时朱子已经完婚，因此以岳父所在地报之。岳父“少以乡举入太学”，竟然捐弃录牌南归，“躬行信义，洽于乡邻”，因种“萧屯瓜”出名，被人誉为“种瓜诚有道，养民岂无术？”后被朝征用，但与“秦丞相（秦桧）议不合而去”。先生对圣贤经典多有独到见解。所以，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用白水先生的解说就有三例。《宋史》说：“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良师——籍溪胡宪先生。朱子说：“从三君游，而籍溪先生为久。”他从学于“湖湘学”创始人，也是叔父胡安国先生。但一生跌宕，却又矢志道学。乡试拨贡，省试却不第，于是回乡“力田卖药”。因朝廷高层十多位“部级领导”推荐，终以得赐“进士”身份，“添差建州州学教授”。老师以《论语》开课，“日进诸生，训以为己之学。诸生始而笑，继而疑，继而视其所以修身事亲接人，无一不如其所言，遂以悦服。”先生所擅长的学问应是叔父所研究的《春秋》。可他却搜集数十家《论语》解说，写成《论语会义》。朱子从中受到启发，“遍求古今诸儒之说，合而编之”，作《论语集解》，再作《论语集注》，训诂精当，义理深长。后人评价，朱子从籍溪先生那里“尽得其言行之美而又日进焉，今遂为世儒宗”。

明师——直阁范如圭先生。先生的生平后人用一首诗概括：“早从安国事丹铅，受得春秋帙一编。秘府岂宜充宾馆，仇人谁可共腥膻！书移奸桧情辞状，奏掇名臣谏牍联。郄忆当时谒告后，杜门寂寞十余年。”直阁范先生自幼师从舅氏胡安国，“乡举，会试皆第一”，本可连中三元，却因抗金立场被“抑寘乙科”。入馆阁后，坚决反对用秘书省作为宾馆安顿金国使者。秦桧入相，直阁范先生移书于他，引古论今，慷慨陈词，“力抵和议”；他还同朱子父亲等主战派联名上书反对议和。结果遇到秦桧的打击，被迫请祠返回建阳，“由是历十载，三为祠官”。朱子求学于范先生从“环溪精舍”始，时间跨度至少二十年。问学范围“既有经典解义，又有为学方法”，其中《论语》的“忠恕一贯”，《大学》的“絜矩之说”和“胡氏春秋笔法”等问题，朱子反复请教，获益终身。至于范先生的抗金主张，广嗣建储，屯田大计，则给朱子以政治启蒙。

导师——延平李侗先生。国代先生把朱子初次拜见李侗先生，比作孔子问礼于老子。两位圣贤一时皆未碰撞出思想火花，“但两位好学者虚心学习，却形成刚柔相济的圆融态势，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磨灭不了的烙印。”束景南先生指出：“李侗对朱熹的初教，一是以‘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处理会’，批评他就‘里面体认’的禅家参悟；二是‘以只教看圣贤书’，批评他的耽读佛老和儒佛老三道同一的思想；三是以‘义利公私’判儒释，批评他对佛老的好同恶异，包含了划判儒释‘理一分殊’思想。”钱穆先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指明“朱子于延平，则实有薪火之传。”人们把李侗指明青年朱子的人生走向，通俗为“逃禅归儒”。许多学者并不同意此说，至少以为不够准确。他们认为朱子思想这次飞跃，实际上是“从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意义为中心的思路中拔脱了出来，转而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决定人类整体命运的社会存在问题上。”李侗先生对朱子的影响最为准确的文献资料，莫过于朱子亲自编定的《延平答问》。它既是对李先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为不立文字的老师建立理学思想巨碑，又是反映李先生授业解感的传道精神和朱子思想嬗变的过程和轨迹。《延平答问》反映了师生围绕“四书”“五经”的框架而展开的学术讨论，按钱穆先生解说：“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朱子对李侗先生的印象初见的“却是不甚会说”，进而“尽弃所学而师事焉”，进而从邓迪形容先生“冰壶秋月”联想到黄庭坚喻周敦颐“光风霁月”，进而将李侗先生从祀孔子。国代先生慨叹：“李侗先生进入国家祀典，文化意涵深矣”。

贤师——端明黄中先生。在诸师中，朱子从学时间最短，仅为旬日，但却是他四十七岁“执礼问学”。黄中从学于“程门立雪”的主角之一，也是乃舅游酢。考入太学，以右修职郎的官职参加科举，廷试第一，却被调为一甲榜眼。他为官正直，不附权贵，“官州县近二十年。”隆兴二年四月，六十九岁的黄中，享受高套退休待遇。谁知七十五岁又被孝宗皇帝复招入朝，落致仕，任兵部尚书兼侍读，从二品，老儒登阙，尽臣职分。乾道七年，黄中当面向皇帝“从容乞身以归”，再度致仕告老回乡。此时朱子学问蔚为大观。但与君王打交道，朱子缺乏经验，而这恰恰是端明先生所长。朱子在拜师信中将自己言行与达尊黄老先生相比，表达要“进于门人弟子之列”，希望成为孟子那样的“大丈夫”，做具有独立人格，具有自我尊严，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以天地为情怀的“大人”、君子。朱子从瑞明先生那里讨教了许多礼的知识，引发了晚年修《礼仪经传通解》之举，使他的学说以“理”为本体，以伦理之“礼”为外在规范，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终极关怀的“理本礼用”的特点更为鲜明而突出。

朱子诸师统而观之，拥有许多共同点：第一，皆是武夷山下人。“五夫三先生”自不待说，各自所取之号俱是武夷山水之名。刘子翚以家居的屏山号之，胡宪以自家门前的籍溪名之，而刘勉之则以内五夫的白水称之，李侗、黄中也是闽北籍，属于“大武夷”。朱松虽然祖籍徽州婺源，但朱子自称“居闽五世，遂成建人”。诸师之道，可谓“武夷师道”。第二，皆是学有渊源。朱松临终前嘱咐朱子“五夫三先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既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听，则吾死无恨矣！”诸师之中，除刘勉之无意科举外，其余从学名师大贤，且经过层层考试，成为天子门生，进士及第。就是白水先生后来也被朝廷作为“聘士”。美籍学者田浩先生认为，朱松将儿子教育委托“五夫三先生”，就是直接把他们的学问渊源同“二程”学说联系起来了，七位先生个个都是饱学之士，且都是师宗孔孟，热衷二程学说，他们都以续道统为己任，以应时事而发新局面。第三，皆是志同道合。本来诸师之间关系密切，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同执，有的是同族。他们中有亲缘、学缘等关系，诸师来往都以朋友相处，更主要的他们都是人中君子，斯文在世，不仅拥有相同的思想渊源，还有共同的政治主张，矢志忠君报国，中兴道学，甚至仕途上也共同进退。朱子曾回忆道，父亲与范如圭先生被秦桧迫害，“即罢而归，又与公同日舣舟国门外，其相与期于固穷死守之意，晚而愈笃。”七师与朱子教学生涯，让我们更深入理解“师道”的内涵与外延，懂得何以为良师，何以为高足，体会“师道”的神圣和亲切。

师道是天。“师者，乃凭借自身的思想、知识、道德引导他人走向完善，进而传播与引导社会文明，促进社会发展的人。”而道者，乃贯穿天、地、人、万物的本源及宇宙的普遍法则。为师有道就是得天道、地道、人道合一的道德人格和专业知识，“修己以安人”，造天下有用人才，从而赢得社会和学生们的尊重，故称为“大先生”。汉代就有“天地君亲师”的提法，到了清代，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突出了“师”的地位和作用，成为祭祀的主要对象。这一做法同时兼顾了自然界与人文世界，全面安顿了中国人的世俗日常生活，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象征符号。在中国人眼里，“师”之重如生命。人有三命，一为父母所生之命，二为师造之命，三为自立之命。父母生其身而师造其魂，而后自立其命。所以师者，再造父母也。因此古人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师道是河。韩愈指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传道第一。师道与治道是一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能责，在于务学。“师道不尽，则不足以尽君道。”“教是传道，学是承道，教学就是道的传承。”于是有了道统之说。陈来教授指出：“儒家有一个核心传统，而这个传统所代表的精神价值（道）是通过一个圣贤之间的传承过程（传）而得成其为一个传统（统）的。因而精神传统的延续及其作用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一个授受者之间的口授亲传的传递过程和系统。”其谱系之大致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师道绝塞。”黄榦指出：“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之道，文公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立万世而可考也。”师道有如长河，后浪逐前浪奔流不息，圣贤君子继往开来，“一以贯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师道是亲。朱子的门人曾注意到“五伦”中没有“师”的内容，便问：“人伦不及师，何也？”朱子回答，“师之义，即朋友，而分则与君父等。朋友多而师少，以其多者言之。”这一回答耐人寻味。一方面，师就“势分等于君父”，因而师道尊严，必须“隆师”。程颢感慨：“异日能使尊严师道者，吾弟也。”程颐不像大程给学子感觉到“如坐春风”那样，而是“严毅庄重”。给太子上课，要求太后“垂帘听课”，同时为师不站而坐，以示尊师重道。另一方面，朱子又告诉学生，师与友同类，师生之间“亦师亦友”，甚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弟子不必不如师，教学相长。朱子诸师确实如此。作为严师的屏山先生为十八岁的学生吟道：“荒寒一点香，足以酬天地。”其诗标题称朱子为“元晦老友”。至于白水先生将爱女许配给朱子，使师生关系亲上加亲。读《朱子诸师考释》，不仅感觉到师道的神圣，更会体会到那并非血缘又胜过血缘的浓浓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