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朱熹诞辰890周年专题·
朱熹礼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黎 昕
武夷山五夫朱熹故居
朱子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思想家、教育家。在他建构的庞大而精致的理学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礼学思想。
一、朱子治礼的大致经过与贡献
中国古代社会，“礼”通常指各种典章制度、礼节仪式和行为规范。它起源于事神祭礼，是人们进行这些活动的礼节礼仪。儒家思想体系中，“礼”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孔子曾提出“不知礼，无以立”、“克己复礼为仁”等思想。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荀子强调“礼”维持社会差异结构的功能和价值，“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国无礼，则不正。礼之于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轻重也，犹绳墨于曲直也，犹规矩之方圆也，既措之而人不能诬也。”
朱熹作为儒家思想的承前启后者，一生极为重视礼学。他在青年时期就因父丧而考订诸家礼，《语类》曰：“某自十四岁而孤，十六而免丧。是时祭祀，只依家中旧礼。礼文虽未备，却甚整齐，先妣执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订得诸家礼，礼又稍备。”朱熹在任期间常常编定一些实用的民间日常礼仪颁发到各地，为世人的行为提供规范。晚年更是热衷于编修礼书《仪礼经传通解》。在《朱子语类》中有关朱子与学生讨论各种礼制和礼义的记录比比皆是，《朱子文集》中涉及礼学的文章和书信也很多。朱子的礼学研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仪礼经传通解》和《家礼》。
《仪礼经传通解》是朱子晚年编撰的一部礼书。此书由朱熹及其弟子黄榦和杨复续修而成，凡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
朱熹早年就有意编撰这部礼书，“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而附《礼记》为后。如《射礼》则附以《射义》，似此类已得二十余篇。”绍熙五年他又上《乞修三礼劄子》，试图借助朝廷之力来完成礼书的编修工作，可惜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所以他只好另寻他法。庆元二年，朱熹不得不发动弟子共同编纂这部礼书。尽管到朱熹逝世时该书还没有完全完稿，仍堪称是一部礼书大全。《仪礼经传通解》重新确立《仪礼》在三礼中的核心地位，打破三礼相分的传统注经方式，采取三礼合一、经传合一，同时注入理学精神的编纂方式也在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家礼》是朱子礼学思想的另一重要代表性著作。它是朱子以司马光的《司马温公书仪》为基础，参照各家之说增损裁剪而成的。《家礼》以家庭、家族为中心，以礼仪实践为主导，从世俗生活本身入手，重新在冠、婚、丧、祭生活起居应对进退各方面，融入礼的精神，并进一步对礼制进行整理考订，将繁琐重复的仪节加以改进，为人们提供了人生各个阶段，包括冠、婚、丧、祭等家常日用的仪节和实践方式。《家礼》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学者翻刻或注释，或仿照它重新编定。明代，朝廷将它颁行天下，要求民众一体通行。
二、朱子礼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朱熹在构造宏大的性理之学时，以儒家传统礼学思想为渊源，与时俱进，结合当时的社会风俗和时代需求，建构了理、礼融为一体的新礼学思想。一方面，重视义理，赋予“礼”天理的内涵。另一方面，应社会之需，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周礼》为纲，编撰《家礼》《仪礼经传通解》等，不仅为士庶阶层确立了通用之礼，而且在礼制构想上形成了家、乡、学、邦国到王朝的系统礼仪制度，为人们的践履提供了重要的依凭。
朱子礼学思想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理释礼。朱熹认为，礼体现了天理，礼由圣人所作，但并非凭空而做，而是由天理所决定的。他说：“礼者，节文也。礼数。”“礼者，天理之节文。”“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
“礼”具有强制和规范之意。朱熹说“礼是严敬之义”，但这种严敬并不违背天理之自然。“礼之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又说“礼乐者，皆天理之自然。节文也是天理自然，和乐也是天理自然。”
朱熹认为，天理是人本心所具有的。“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仁义礼智是人的本性，是天理。“仁义礼智，性也。性无形影可摸索，只是有这理也耳。惟情乃可得见，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是也。”性有未发之性和已发之性，未发之性是天理，已发之性则为情，情是一个善恶相混的概念，只有发而中节才能符合天理。而礼则具有节制、中节的作用，它能够约束情感，使之符合天理。“才说理，便自有个中制，贤者可以附而就之，不肖者便可企而及之。”所以他强调“礼贵得中”。只有内心感情表达适中，外在行为才能合乎时宜。朱熹正是通过这样的以理释礼，赋予了“礼”以“天理”的内涵，实现了理、礼的融合，使礼学得以理学化。
（二）明礼致用。朱子修礼、治礼，根本旨趣在于经世致用。朱子在家礼序中这样写道：“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官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中。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困于贫宴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而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修定家礼，其主旨是为了谨名分，崇爱敬，略浮文，敦本实。博通古今，以补礼之不备和匡正“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不能举其要”而“终不能有以及于礼”的时弊，使人“谨终追远之心”，熟讲而勉行古人所以修身之道，国家所以敦化导民之意，做到行之有时，施之有所，临事之际，以合宜而应节。
朱熹在《乞修三礼劄子》中，针对“煕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作传，遗本宗末的现状，请求皇帝允许他网罗一批学者共同参与礼书的编纂。编纂的基本原则就是“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他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兴起废坠，垂之永久，使士知之学，” 而且“异时可为圣朝制作之助。”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朱子明礼致用，试图通过对古礼的整理注释，为普通民众制订日常礼仪，实现社会教化、改变社会风俗的目标和追求。
（三）适时易行。朱熹认为，礼要做到切实可行，就必须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因时变通，删繁就简，在不失本原的基础上，对累积下来的繁琐礼文加以简洁，使其易知易行。他说：“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理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理而施之于今也。”又说“礼时为大。使圣贤用礼，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还说：“礼学多不可考，盖为其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一缘读书不广，兼亦无书可读。”“今所集《礼书》，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后人自去减杀，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尽古人衣服冠履之纤悉毕备，其势也行不得。”他甚至认为，只要遵循了礼的大义，“随俗不碍理”，即使不符合古礼也行。考古礼，最重要的是要看它在今天是否可行，只要“不碍理”，不失礼之大义，随俗亦无不可。“三王制礼，因革不同，皆合乎风气之宜，而不违乎义理之正。”对于冠礼、婚礼、丧礼等这些重要的仪礼，朱子也主张从现实出发，不拘泥于礼书和古礼而加以变通。适时易行，体现了理学经世致用的追求。
（四）重在践履。朱熹认为，礼不仅是调整人际关系的规范，更是自我实践“仁”的现实之路。因此，他十分重视礼仪规范的推行和实施。有感于礼学实践中“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的现实，他在任同安主簿时曾亲自着手日常礼仪的修订和实施。在白鹿洞书院期间，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五教之目中的修身之要、处世之要、接物之要，都是要求学生遵守礼仪规范。他编撰《小学》教儿童以明伦，敬申之礼，又撰《童蒙须知》，教儿童以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之礼，他作《增损吕氏乡约》，推广“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主要内容的乡约制度，对礼俗交往等日常行为规范作了详尽规定，希望人们以这些礼俗为标准，“同约之人，各自进修、互相劝免”，“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以达到社会教化的目的。
朱熹认为，礼作为天理之自然，本身就是表里如一的，因而对礼的践履也必须是发自内心。“礼是恭敬底物事，尔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许多般模样；乐是和乐底物事，尔心中自不和乐，外面强做和乐，也不得。心里不恁地，外面强做，终是有差失。纵铙做的不差失，也只表里不相应，也不是礼乐。”又说：“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铿锵鼓舞，许多劳攘，当不得那礼乐。”所以他强调为礼须以敬为根本，把持敬作为践礼的基本原则，“盖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个敬字，致知者，以敬而知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那么，什么是敬？朱熹说：“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不闻，目不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敬有死敬，有活敬。只有心中真正敬畏并把其切实贯彻到实践中的敬才是活敬，只有“敬义夹持”的敬才是活敬，只有做到活敬，才能真正做到表里如一，身心合一。
三、朱子礼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毋庸讳言，朱子礼学思想作为特定时代的思想产物，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今天看来不合时宜的内容和形式。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朱子礼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
如朱子礼学思想中强调家国同理，忠孝一体，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关联，把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国家视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忠孝互为表里，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对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推动新时代家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又如，朱子礼学思想中以理释礼，把理与礼贯通起来，从天理的高度对礼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同时又注重日常的践履功夫，视礼为现实规则，作为实现仁的过程中绝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把道德教育渗透到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各个方面，通过各种礼仪、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言行，这在今天，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再如，朱子礼学思想要求明礼致用，适时易行，这对于帮助我们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也有重要性启迪。
位于武夷山风景区水帘洞右侧的三贤祠。
祠内先是奉祀刘子翚，后又增祀朱熹和刘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