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书院教学与远程函授教育
方彦寿
朱熹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的一生与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学术思想,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考亭学派,都是在各书院的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的。笔者曾考证了与朱熹生平有关的书院多达67所,其中由他所创建的有4所,修复的3所,读书讲学的47所,题诗题词的13所。[1]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史,能有如此众多的书院与己有关,朱熹可以说是第一人。他在推动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与普及的历史功绩,于此可略见一斑。
对朱熹教育思想的探讨,教学方法的归纳,教学实践的研究,前人论述颇多,但对朱熹在书院教学中最常使用的重要方法之一——远程函授教学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以至几乎无人提及。本文拟对此作一考察,而将重点放在对朱熹所创建的4所书院,即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考亭沧洲精舍,以及崇安武夷精舍的教学实践中。
寒泉精舍是朱熹创建的第一所书院。在福建建阳县崇泰里马伏天湖之阳。乾道五年（1169）九月朱熹母亲祝太夫人逝世。次年正月,朱熹葬母于此,并于墓侧建精舍,名曰“寒泉”。在此守墓、读书、著述和讲学。
云谷晦庵草堂是朱熹创建的第二所书院,在建阳县崇泰里云谷山庐峰之巅。建成于淳熙二年（1175）七月,榜曰“晦庵”。这两所书院的共同特点是规模小,设施简陋,且均建在山野荒僻之处,远离市井的喧嚣,加上此时为朱熹考亭学派的萌芽期,故此时从学的门人不多。拙文《朱熹寒泉精舍门人考》[2]仅收录这一时期从学的门人22人。
武夷精舍是朱熹创建的第三所书院,位于武夷山五曲大隐屏下。书院建成于淳熙十年（1183）四月,此后至绍熙元年（1190）的8年之中,朱熹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武夷精舍从事著述和授徒讲学等活动。这一时期,前来问道求学的门人弟子众多,拙文《朱熹武夷精舍门人考》[3]收录及门弟子91人。这一时期,是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迅速壮大、学术活动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
考亭沧洲精舍是朱熹于晚年创建的第四所书院,在建阳县三桂里考亭村。书院草创于绍熙三年(1192),初名竹林精舍；绍熙五年(1194)经扩建,更名为沧洲精舍；淳祐四年(1244),即朱熹逝世后44年,宋理宗赵昀御书“考亭书院”。从绍熙三年至庆元六年(1192—1200)前后约8年,朱熹大部分时间都在考亭讲学和著述。这时,曾先后就学于寒泉、云谷、武夷的一大批门人弟子,又聚集考亭。据笔者考证,至今仍有姓名、生平仕履可考的考亭朱门弟子尚有215人[4],来自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湖南、广东、四川等南方各省。在考亭,他们研经读史,探讨社会人生,寻求济世良方,穷究理学奥秘,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文化活动,使当时的考亭书院成为继承和发展孔孟原始儒学,开创朱子新儒学的大舞台。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由此最后形成,并走向成熟。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及其创造的理学思想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并从此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数百年。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教育史上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因此,朱熹所创建的书院,其影响已不仅限于闽北、福建,而是在全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中心。
在教学方法上,朱熹创建的书院在总结前辈教育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也有许多创新。一是导师传授与自学相结合。来书院求学者,以成人为主,大多具有自学的能力。根据这一特点,制定了导师传授与生徒自学相结合的方法。对重点、难点课程升堂讲授,其余课程以自学为主,以此激发生徒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个别辅导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当生徒在学习中遇到疑点、难点,朱熹则采用个别辅导、或召集门人集体讨论,从而达到互相启发、举一反三的目的。如漳州门人陈淳于庆元五年（1199）至考亭,朱熹问其“有甚大头项工夫,大头项疑难,可商量处？”[5]以下就陈淳提出的“天理流行”等疑难问题对他进行了个别辅导和答疑。开展集体讨论,则是朱熹在教学中着力提倡的一个方法。其基本观点为,读书应以独处为主,问学则以群居有益。他说：
看文字,却是索居独处好用工夫,方精专看得透彻,未须便与朋友商量。[6]
有见于此,所以他提倡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同时,由于书院中每有诸生请问不切题,或问不到点子上,所以他又认为：
群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与讲贯,各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学问是要理会个甚么？若是切己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使当质之朋友,同其商量。须有一人识得破者,已是讲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为力……[7]
诸生中若有疑难,可以相互讨论,这是发挥书院群居的长处。若诸生集体讨论不能解决,再来请教先生,学习效果则更为显著。这是朱熹对“群居有益”的基本认识。“索居独处”与“群居有益”看似矛盾,实际上体现了辩证的统一。索居与群居是生活的表象,个人自学与集体讨论的结合才是书院求学之道的精神实质。
三是面授与函授相结合。由于书院是以成人教育为主,没有实行严格的固定的学期制。门人求学,根据自己的职业、家庭以及时间是否许可等具体情况做出自己的安排。书院采用的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8]的原则,故在教学时间的安排和方法的采用上均需随机而行。教学时间灵活自由,门人从学时间长短不一,加上门人多来自省内外,能长年从学于朱熹身边,长期得其面授的不多,故函授就成了朱熹书院教学的重要补充。
具体做法是,对暂时离学者,根据其在书院学习的具体情况,安排其离学后继续学习的课程,以保持其学习的延续性。如庆元三年（1197）从学于考亭的江西曾祖道拜别,朱熹告诫他：
归去各做工夫,他时相见,却好商量也。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此书,某自三十岁便下功夫,到而今改犹未了,不是草草看者,且归子（仔）细。[9]
就是命其回家后,认真学习《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若有疑者,日后可问。
《朱子语类》卷一一七录兴国门人吴必大从书院暂归,拜别时,朱熹对他说：“所当讲者,亦略备矣。更宜爱惜光阴,以副愿望。”又说：“别后正好自做工夫,趱积下,一旦相见,庶可举出商量,胜如旋来理会。”
同卷记黄□、吴必大与万人杰告辞,朱熹询问别后欲读何书,告以欲先《易》后《诗》。朱熹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认为应改为先读《诗》,后学《易》。并告以学《诗》的方法,不要被《毛诗序》中“以史证诗”的“旧说粘定”,“不可于名物上寻义理”。《诗》之外,《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自依顺序循环看。”史书如《资治通鉴》等“亦不可不看”。
以上诸人之外,临别请教的门人如余大雅、潘时举、杨道夫、石洪庆、暖渊、丘玉甫、林叔和、廖德明、徐元明、魏椿、辅广等。《语类》分别记载了朱熹对他们别后,勿荒废学业,继续努力的期盼。由此表明诸生因故暂时离学,并非学业的中断,而是书院学习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而维系这种延续的最主要方法,就是书院远程函授教育。对这些暂时离学,身处异地而不能前来面授的门人,朱熹要求他们在自学的过程中,有疑难问题写信前来求教,以便在函件上一一作答。将这种函件往来、学生问疑、先生答疑的方式,称为“批喻”。这种方法,始创于朱熹在寒泉精舍的讲学中,他在写给门人方伯谟的一封书信中说：
择之来此已两月,秋间方归。日间时有讲论,然苦人事断续,不得专一。若伯谟能一来,为旬日款,殊慰所望也……或伯谟未能来,近日讲学所得所疑,便还略告批喻。[10]
从《朱文公文集》来考察,寒泉精舍讲学时期,经朱熹“批喻”的门人有许顺之、范伯崇、李伯谏、吴楫、何镐、林择之、方伯谟、廖德明等人。内容涉及朱子理学的各个层面。如：《答许顺之》书九[11],对许氏关于《孟子·梁惠王》上下两章提出的六点疑问,作了批喻；书十九[12]回答了许顺之有关《周易》、《孟子》提出的八个问题。《答范伯崇》书一至七[13]均为批喻,对范伯崇提出的数十个问题一一解答。《答李伯谏》书一[14]是一长卷,内容为与李伯谏论辩儒佛之异,文中对李伯谏来书中的错误观点一一摘录,然后有针对性地对应予以答复,共对李氏16个问题作了函复。
在此后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的教学活动中,朱熹仍然继续采用函授“批喻”的方法,对暂时不能前来面授的门人进行远程教学。如他在回复曾在淳熙十一年（1184）从学于武夷精舍的门人宋之源的问疑中说：“示喻《大学》所疑已悉。格物无传,为有阙文,《章句》已详言之。卒章是推治国之道以平天下,文意甚明,亦已详说。不知何故尚以为疑……”[15]以下就其格物致知的不明之处做了辅导和答疑。
门人辅广在考亭面学三个月,辞归之日,朱熹对他说：“有疑更问”。辅广回答：“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须有疑,却得拜书请问。”[16]此所谓“拜书请问”,即来信求教。说明在朱熹创建的书院中,以函件往来问疑解惑是一个常用的教学方法。
江西南康门人黄商伯离学后,曾多次来信问疑。朱熹对其问《丧礼》,曾连续复函三通。《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黄商伯》书四对其问《大学》、《中庸章句》中相关的几个疑难问题一一作了函复。
漳州门人朱飞卿来信请问持敬、穷理、诗传等,朱熹一一予以答复。从《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所载《答朱飞卿》书看,朱飞卿问疑原文亦载。即一段学生问疑之后,就是一段先生的回答,应是当时朱熹直接在问卷中的“批喻”。
在《答李敬子、余国秀》[17]书中。朱熹回答了李敬子提出的24个问题,余国秀提出的5个问题。李、余两人均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回到家乡南康军建昌县后,在自学中遇到疑难写信求教,朱熹一一作了答复。该书问与答原文俱录,是一份典型的古代书院学生问疑,教师批复的原始函件。
顺昌廖德明（子晦）是先后从学于朱熹创建的四所书院的门人之一。《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有《答廖子晦》书十八通,内容均为问疑。其中在书一、书二、书三、书五、十四、十五、十八中,廖德明的问疑原文俱录,内容也是一问一答,堪称古代书院远程函授教育的宝贵资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书十一,这是一通长卷,内容为李唐臣问《伊川易传》之疑。可分为五段,一、三两段为唐臣所问,二、四两段是德明答疑,第五段为朱熹总评。李唐臣可能是廖德明在广东讲学之时招收的弟子,廖德明在答疑之后仍觉未安,故将长卷呈寄朱熹,再作批喻。故此长卷,是由师生三代人共同完成的。这在朱熹所有的函授信件中,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从《朱文公文集》全面考察,朱熹撰写的书信共有2 300多通,除了给亲戚、朋友、朝野人士之外,写给门人的有1 600多通。在从学考亭沧洲精舍的215位门人中,朱熹与他们有书信往来的有97人。其中,数量最多的如蔡元定、黄幹等多达一百多通；数量较多的如林择之,55通；黄商伯,40通；方伯谟,24通；廖德明,18通；郑可学,17通。其余多则十几通,少则一、二通不等。内容除了时政、学术讨论、专题研究、往复论辨、图书校勘、师友问候之外,还有约两百多通是为门人答疑解惑的内容。若加上曾在其他书院如建阳寒泉、崇安武夷、南康白鹿洞、长沙岳麓等书院从学的门人的问疑书札,则多达四百多通。这些书信,或为长卷,或为短札。其中有十几通长卷文字多达数千言,甚至上万言。如《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答陈安卿》书一至书三；卷六十《答潘子善》书六；卷六十一《答欧阳谦之》书二；卷六十二《答李敬子、余国秀》；卷六十三《答郭子从》书一；同卷《答胡泳》书一；《续集》卷九《答刘韬仲问目》、卷十《答李孝述问目》等。
这部分答疑书札,有的学生问疑原文俱在,有的虽无原文,而以“来书云”或“来喻”概括来信所示之疑,而后解答。此亦朱熹《答林德久》书六所言：“所示疑义,各附鄙说于其后,”[18]以及《答黎季忱》：“示及两卷,各已批注封还”[19]之意。从这些问疑书札看,内容广泛涉及传统儒学、朱子理学的各个层面。因此,对朱熹这部分书信,既可看成是书院远程函授教育的原始信札,现代函授教育的滥觞,也是研究朱熹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重要史料。
作为一个教育家,朱熹继承了孔子以来私家办学的传统,在总结前人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又有许多创新之处。其不拘一格的办学形式,富有创见和新意的教学方法,是其取得教学成功的关键。朱熹的理学思想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达数百年,并传播海外,在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一带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其构建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之外,其门人弟子和后继者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而追溯门人的作用,则又不能不研究朱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其远程函授教育方法的使用,无疑是不容忽视的要点之一。
朱熹主要讲学之地的闽北,在当时既非经济、文化重地,更不是政治中心,在地理上,又僻处东南,而其所从学的门人,却“抠衣而来,远自川蜀”[20],正是朱熹通过函授这一在当时的远距离教学中惟一可行的方法,把千里之外的弟子们聚集在其理学的大旗下,从而缩短了散居各地的门人之间的距离,进而使其创建的书院成为一个既是传播其学术思想的面授教育机构,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感召力、吸引力的函授教育中心,其所产生的凝聚力,对当时南宋社会“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21]的官学僵化的教育体制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使许多一度沉迷于科举之途的读书人摒弃场屋应试,走上理学学术思想研究的道路。这是朱熹的理学思想、人格魅力以及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在书院教书育人的方法上,也是一个有益的拓展,对现代教育尤其是对成人远程函授教育而言,也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原载于《书院千年》）
注释：
[1]《朱熹及其相关的书院考述》,见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见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
[3]见拙著《朱熹书院与门人考》。
[4]《朱熹考亭沧洲精舍门人考》,亦载《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一书。
[5]《朱子语类》卷一一七。
[6]《朱子语类》卷一○四。
[7]《朱子语类》卷一二一。
[8]《朱子语类》卷一〇六。
[9]《朱子语类》卷一一六。
[10]《答方伯谟》书五,《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
[11]《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
[12]《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
[13]《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
[14]《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
[15]《答宋深之》书五,《朱文公文集》卷五八。
[16]《朱子语类》卷一一三。
[17]《朱文公文集》卷六二。
[18]《朱文公文集》卷六一。
[19]《朱文公文集》卷六二。
[20]黄干：《朱文公行状》,《勉斋集》卷三四。
[21]朱熹：《福州州学经史阁记》,《朱文公文集》卷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