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知漳

马照南

朱熹像

早春时节，芗城树木葱郁、鲜花绽放，景色格外秀丽。走在古街小巷，踏过厚重的石板，迎面而来的是巍峨耸立的文化牌坊和富有闽南特色的古建筑，让人感受到历史文化名城浓郁的文化气息。同朱熹主政过的其它地方一样，漳州留下朱熹许多的文化遗迹，流传着不少他的神奇故事。

南宋诗人、龙溪进士林宗臣《丹霞屿》写道：

笑凭诗句说丹霞，城郭人民数万家。

礼接紫阳风俗厚，学传邹鲁道源赊。

丹霞，指南厢之丹霞山，曾是漳州雅称。赊者，长也，“道源赊”指漳州学术文化继承孔子朱熹，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林宗臣对朱熹知漳的赞美，与明代《漳州府志》的记载吻合：“大儒朱文公来守其郡，讲明理学教化。名宦乡贤彬彬辈出，称为海滨邹鲁。”800多年来，“紫阳过化、海滨邹鲁”的美誉与漳州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不灭的历史记忆和鲜明的文化符号。

朱熹知漳，是在闽南的二度任职。首仕同安主簿（从九品）时，年仅24岁。职位虽不高，但勤奋好学、办事干练、一心为民，尤其是重视讲学办学，渡海上岛，到金门讲学，在泉州一带留下政声。《朱子行状》称之“士思其教，民怀其惠”。37年后，即绍熙元年（1190年），年逾六旬的朱熹出任漳州知州，此时他已是声名远播的大儒，具有崇高的学术文化地位，还因为他在江西、浙东等地政绩，包括“六劾”贪官唐仲友而名扬天下。《漳州府志》记载他“未至之始，吏民闻风竦然，望若神明。官曹厉节志而不敢纵所欲。”“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胥徒、豪猾”之辈对朱熹来临胆战心惊。百姓对朱子知漳，则是欢欣鼓舞。

朱熹知漳的衙署，是在今芗城中山公园内。朱熹4月到任，正值春耕时节，他深入民间，了解民间疾苦。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省燕，约馈，宽赋，简役，劝农，厉兵”治理方针。减免了漳州“无名之赋七百万，减轻总制钱四百万。”他采取劝农措施，推动春耕生产。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严肃吏治，打击豪强，对劣迹昭著的官吏逮捕法办。针对当地豪强兼并农民耕地，税额没有随地划归，致使“田税不均”，力推“正经界”，即要求按实丈量土地田亩，按实际田亩负担田赋。“正经界”体现朱熹的为民情怀和改革精神，为当地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好事。后人怀念朱熹，亲切地称朱熹的办公地点漳州衙署（府衙）为“紫阳古署”。为表达对朱熹敬仰之意，立了“朱文公祠”。如今，在府治旧址的后面还留有一座半月形的七星池，也是为纪念朱熹而建的，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知府魏荔彤为纪念朱熹知漳时的昌盛文风，改建漳州府衙的后楼，取“朱文公”谥号为“仰文楼”。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后，“仰文楼”遗址曾为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会址，现为漳州画院。1988年，漳州府衙旧址、七星池、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旧址，同时列入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公园一带也成为漳州闹市区百姓休闲文娱场所。

朱熹知漳，在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管理教化。史书记载，当时的漳州“僻陋涉海，俗未知礼”，社会秩序松弛。朱熹“首述古今礼律开谕之。”他以务本安业、端正信仰为原则，先后颁布《论俗文》《晓论居丧持服律事》等文告。要求仕宦之家要安分循理，克己利人，不可恃强凌弱；要求百姓孝亲尊老敬贤，和睦相处，各守本分，各修本业；要求各类宗教不得干涉民间正常婚姻，不得以种种名义敛掠钱物。朱熹积极推广《家礼》等文明礼俗，使得漳州乡族组织、家族制度、婚丧节日礼仪、待人接物礼仪逐步完善。经过教化治理，漳州民间诉讼大为减少，非法传播宗教的“传经会”逐步禁绝，原先入“空门”女子陆续还俗，还有那些流窜城乡的装神弄鬼者也相继敛迹，社会风俗因之改变。“朱子守郡，讲明礼乐，以正人心”。“遵用遗教，越数百年，若金科玉條。”800年来，“漳民率遵朱子之礼”，成为闻名遐迩的“礼仪之邦”。

从中山公园向南行约数百米，就看到了巍峨文庙。当年的州学，就设在漳州文庙西侧，呈“左庙右学”传统规制，与北京孔庙、国子监规制一致。泉州府文庙与府学则呈“左学右庙”格局。这座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的建筑，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重建，历经500多年风雨沧桑保留下来。文庙大成殿木结构特殊，梁架承袭旧制，至今保存有许多宋、元构件，如覆盆式柱础等，前廊6根盘龙石檐柱雕刻，巍然屹立、婉若游龙、形象生动。这些年，有关部门对文庙进行了“修旧如旧”的大规模修缮，使文庙显得古朴典雅、庄严雄伟，成为漳州古城的中心和文化标志。

朱熹推进社会管理教化，与兴办教育结合在一起，开发民智，培养人才。他亲自开课讲学，光绪版府志载：“每旬之二日，必领官属下州学，讲小学，为正其义。六日下县学，亦如之。”朱熹提出“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的办学方针，他教导学生学习目的，是“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为人为官一定“要知礼义廉耻，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朱熹的讲课，以《四书集注》为教材，文武并举，强化学生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他在州学创“宾贤斋”，选择黄樵仲、陈淳等一批“廉义有声”的士子,充实教师队伍，“入学表率”；又创“受成斋”以教养武生，练习骑射，达到文武兼修。

朱熹诲人不倦。对前来向他请教的人，总是盛情接待，与他们讲论经典，常常谈到半夜。令朱熹感到特别欣慰的是见到陈淳等一批学者。陈淳对朱熹仰慕已久，1190年，怀着强烈拜师愿望第一次见朱熹。师生相见恨晚，交谈甚欢。朱熹告诉他，“道理要见得真，须是表里首末，极其透彻，无有不尽”。陈淳如醍醐灌顶，豁然顿悟，“闻而为学益力，日求所未至”。10年后，陈淳再见朱熹。朱熹希望陈淳做学问、探求真理要“穷究根源”。陈淳“日积月累，义理贯通，洞见条绪”，融会贯通，卓然大家，成为朱熹晚年最得意的门生。朱熹精心培养了陈淳等一批思想家、学问家。漳州文化逐渐兴盛，各地书院林立，“清漳大儒辈出”，“气节文章尤岿然为天下望”。不仅出现了陈淳，还有唐泰、陈真晟、蔡烈等理学名家。在采访中，许多漳州学者谈到希望恢复“芝山书院”。其实，漳州城乡许多文化遗址都与朱熹有关。如最早“道原堂”。“道原”就是朱熹对陈淳的教诲之意，谓“道须穷根源”。“道原堂”是“龙江书院”的前身。“龙江书院”又是“芝山书院”的初名。

知漳时，朱熹刊刻出版了许多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还有《近思录》《家仪》《乡仪》《楚辞协韵》等十几种。朱熹著作影响最深广最重要的《四书》在此刊刻。《四书》之名，从此确立。《四书集注》刊印之后，不久就风行天下。特别是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规定科举考试以朱熹《四书集注》取士。从此，《四书集注》成为中华文化新经典，也成为漳州人民“家弦户诵”之书。

朱熹题词

朱熹知漳，还深化对文化道统传承的思考。一年后他回到闽北，遵父命定居籍贯地建阳考亭。绍熙三年（1192年）建成考亭书院时，主祀孔子，以颜回、曾参、孔伋、孟子四弟子（除颜回，均为《四书》作者）配祀，接下来还配祀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李侗七人。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到太学祭祀孔子，采用朱熹礼制，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享配，称为“四配”，天下孔庙遵之，延续至今。朱熹后来被列入大成殿“十二哲”。他的漳州弟子陈淳，以及其后的黄道周也列入“两庑”先贤先儒。宋代以来，全国进入孔庙仅44位，漳州占其中2位，占比极高。

值得一提的是，漳州人民对朱熹有很深的了解。他们不认同元人脱脱《宋史》对朱熹籍贯的错误记载，明朝《漳州府志》记载，朱熹“父韦斋先生为尤溪县尉，生先生于寓舍。后以方腊乱，不果归，遂为建阳人。”这与朱熹自己“居闽五世，遂为建人”的籍贯定位是吻合的。

朱熹是哲学家、思想家，又是文学家、旅行家。他走遍漳州山山水水，最喜爱的是城南的白云岩。这里视野开阔，古木参天，白云袅绕，朝霞灿烂、晚浦归帆，景色秀丽。便在此修建书院，著书讲学。相传当时有个学生叫何有，从漳浦赶过来听朱熹讲课。他听得入神，不断往前移，不知不觉坐到高高的石头上，听完才发现石头后面是大坑，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朱熹被他认真好学的精神所感动，就在他坐的这块石头上刻下了他的名字。为纪念朱熹讲学，村民们在此修建了百草亭，亭中朱文公的雕像栩栩如生。他手捧经书，目光深邃。石雕后立有一石碑，上刻“紫阳夫子解经处”。4根亭柱上分别刻有“百草亭中留盛景，白云岩上隔尘缘。解经明道踪犹在，过化存神泽未湮”。“过化存神泽未湮”，称赞朱熹学识渊博、达古通今，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常常一语成谶。百草亭后面有“洗砚池”。传说为当年朱文公洗砚处，池里泉水清澈，至今仍生长着奇特的“无尾螺”和“红壳虾”。相传当年村民上山劳动，看到朱熹在书院刻苦著书，生活清苦，便把带的午饭中的石螺和虾分一半给朱熹，朱熹不忍吃完，便将已经夹断尾巴的石螺和红壳虾重放水里，竟然成活。关于朱熹的传说故事在漳州一带还有很多，如“断蛙池”“计除开元寺恶僧”等，这些神奇有趣的故事说明了百姓对朱熹的尊敬崇拜之深。

朱熹在漳州前后一年零六天，写了不少诗文。名气最大的，属他写于白云岩书院的对联，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赏的一副对联：

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

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

白云岩书院依山而建，视野十分开阔。朱熹的对联、内涵深厚、意境高远。表现更多的，是一位成熟的理论家、政治家对社稷江山、对百姓的牵挂与责任。展现的是肩负社会道义，心胸开阔，两袖清风，可昭日月；志存高远，读万卷书、全局在胸，运筹帷幄，心系天下。这副对联，是朱熹知漳的总结，也是朱熹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