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教育碑看朱子学的传播
在黄典权收集汇编的《台湾南部碑文集成》中，有福建分巡台厦道陈瑸撰写的两则碑文，其一篇为《请建朱文公专祠》，另一篇为《新建朱文公祠碑记》。这两篇碑文记载了陈瑸在台湾创建朱子祠和明清时期朱子学在台湾传播情况的过程。
得到清朝廷允许后，陈瑸开始着手在台湾府学左侧立朱子专祠。当时台湾有一部分人对此提出疑议，认为朱熹没有到过台湾。陈瑸力排众议，用养廉钱创建朱子祠庙。朱子祠建好后，又撰写了《新建朱文公祠碑记》。碑文说：“朱子宦辙，尝主泉之同安簿，亦尝为漳州守”。而“台去漳、泉一水之隔耳。”认为台湾非朱熹“游历之区，遂谓公神不至，何懵也” ！同时，充分肯定朱熹对儒家所做的贡献，他说，“朱子剖晰发明于经、史及百氏之书，始旷然如日中天”。要求儒学和书院诸生读朱子之书要“信之深、思之至，切己精察，实力躬行，勿稍游移坠落流俗边去”，才能与朱子思想有契合之处。
陈瑸创建朱子祠是清朝台湾文化史上一件重大事件，它不仅是台湾首座朱子专祠，更重要的是从宗法的角度上确立了朱子学在台湾的地位，使台湾的士子借朱子之学而取法孔子之教。陈瑸入台之前，台湾真正意义的书院只有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台湾知府卫台揆所创的崇文书院。陈瑸之后，书院在台湾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全台有书院45所，这些书院在创建和重修时几乎都留下碑记。下面略举两座在台湾颇有影响的书院创建过程，说明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和促进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
海东书院，创建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创建者是巡道梁文煊。乾隆五年（1740年）时任巡台御史兼督学杨二酉撰有《海东书院记》，文中说，“郡学西侧，旧有海东书院，为校士之所”，后来闲置，“诸生一仰止鳌峰（在福州），且不免望洋而叹也”。乾隆五年（1740年），他到台湾巡视书院旧址，见“中多轩楹，可读可栖；明堂列前，可以讲；矮屋通，可以爨。意选内郡通经宿儒充教授、为良师，允堪作育多士，与鳌峰并峙”，但囿于经费无所出。时有贡生施士安捐稻谷千斤和水田千亩作为书院的膏火。经过数月重修，书院“轩窗爽洁，什器周备，焕如也”，又“选诸生中文艺有可观者，得数十人，以实其中。延教授薛仲寅为师”。（谢金銮、郑兼才《续修台湾县志》卷七《艺文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觉罗四明任台湾道兼提督学政时，不仅为书院编规约数条，而且还为海东书院撰写《改建海东书院记》称，“海东书院，尤全台文教领袖”。海东书院创建后，薛士中、俞荔、董文驹、施士洁、施琼芳、杨希闵、吴文溥、谢颖苏等先后担任山长，培养出魏宏、丘逢甲、汪春源、许南英、郑鹏云等知名人士。海东书院对朱子学的贯彻不遗余力，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记载觉罗四明为海东书院更定的学规有8条，即端士习、重师友、立课程、敦实行、看书理、正文体、崇诗学、习举业，其中第5条“看书理”中引用程朱治学的语录。
从刘良璧与觉罗四明所订的学规看，清代台湾书院的教育内容不局限于宋明理学，但朱子学仍然是书院教育的重点，只是治学方法上有所不同。海东书院从创建以来，自始至终传播朱子思想。道光七年（1827年）书院再次重修，第二年台湾道孔昭虔撰《重修海东书院碑记》，记述了他于道光四年来台时在海东书院教育诸生的情景。他说：“每至书院，必诏肆业诸生曰：‘闽省自唐以后始有闻人；然理学之盛，莫过于闽……溯闽学之上继濂、洛，皆由先立乎诚，而戒欺以求慊……’”这就是说，当时书院不仅向学生传达台湾之学源于大陆，而且传达宋儒的为学之方。
澎湖文石书院，创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倡建者是澎湖第十八任通判胡建伟。文石书院取澎湖特产“文石”之名而名之。胡建伟在《文石书院落成记》中以石寓人既精彩又富有哲理。他说：文石“产于澎而重于世，此石之所以可贵也。石何以贵？以文贵也”。“惟文石之文，以坚贞之质，著斑斓之耀，五色纷纶，应乎天则五纬昭，应乎地则五行位，应乎人则五常叙而五教彰。充实光辉，发越而不可掩，斯文之所以可贵也。君子劝此，因以得为学之道焉”。他认为，石之为器者须雕，人之为材者须教；石须择艺匠而雕，人须择良师而教。他说：“石之由璞而发于山也，如人之自蒙而就于塾也。石必择工之良者而授之治也，如人必择师之贤者而从之游也。” 文石书院建成后，澎湖士人学子，“居业得所，游息有方”，“春夏诗书，秋冬礼乐，以砥砺其心性，润泽其文章。处则为有道之士，出则为有用之儒”。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仲秋，澎湖绅士为感念胡建伟的兴教之恩德，撰写《文石书院碑记》，碑文除了介绍胡氏倡建书院的过程外，对他的业绩给予高度评价：“公余之暇，时诣院与诸生童讲学论文。季考月课，循循善诱，终如其初。经公指授者，顿开茅塞，果庆连茹。丙戌、丁亥（乾隆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科岁两试，入泮者六，备卷者四。从此而掇巍科，登显仕，人文鹊起，甲第蝉联，皆我公乐育之功也。”道光十年（1830年），澎湖书院续修时，再次立碑，题为《续修文石书院记》。碑文记载了书院自嘉庆四年（1799年）以来的变化，如在书院后再建一进五间，专祀文昌帝君，每年春秋二丁，厅官率士子用牢祭五贤夫子、文昌帝君、魁星神君。道光七年、九年，又连续修葺，到十年完工，“前后体制，焕焉一新”。“从此勤修肄业者，月有课，季有考，良师益友，砥砺磨砻，所谓‘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必深有私淑夫紫阳（朱熹）夫子，而无负胡公勉亭建立书院、兴贤育才之遗意者。至于文光灿烂，奎璧辉煌，诸生学立行成，科第蔚起，扬休和而资拜献，又不仅一时盛事也。”由此可见，朱熹已成为当时台湾学子顶礼膜拜的偶像。
总而言之，台湾在清统一之前，各方面都远落后于祖国大陆，儒学和朱子学的传播，无疑使台湾迈入了知书达理的文明社会。关于这一点，台湾众多的教育碑文可以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