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时期福建书院学田考述

方彦寿

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农立国是其基本特征。自古以来，农业被视为万业之本，教育自然也不例外。学田是书院运行的经济基础，史上称其为“养士之资”，所形成的运行机制称为学田制度。

对福建书院学田的研究，其成果不多。仅见徐心希《闽都书院》有《闽都书院的经费来源与学田管理》一章，内容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福州书院的经费来源与学田的管理方面，对福建书院的学田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代福建书院的学田

福建书院的学田出现的较晚，与此关系较为密切的，可以追溯到官办学校的学田。嘉靖《延平府志·学校志》载：“古学无田，今学有田；古士无养，今士有养。养士以田，考自宋始，国朝因之。”此说道出学田制始于宋，延续于明。该志书又引明舒芬诗云：

田井学校本相关，千古何人识治端。

今日为儒无别事，希颜只在忍饥寒。

其诗直击田地与教育的密切关系，抨击长期以来，此事不为当政者所重视；而对儒者来说，其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解决学校的从教者和从学者，免除“饥寒”的困扰。

福州长乐县学建于唐乾符四年（877）。北宋元祐戊辰（1088），知县袁正规亟议修建。邑人林通作《长乐县图经》，袁正规为之序。“命鬻之，得钱二十万。”将售书所得全部作为县学经费，又号召县民资助。“县富民皆相与出力，乃仍旧殿新之。背殿有堂，翼以两序，为斋十二。岁种田十二斛，更盖房廓后，圃余十间，以佐给费，时养士几一百人。”此长乐县学，可能是北宋时期福建县一级儒学凭借自身之力，以解决学田或办学经费的个案。

在南宋，则有连江知县曾拟，于晚宋景定二年（1261）始置学田，“咸淳间（1265—1274）知县宋日隆又拓广之。”具体数量无考。

上引《延平府志》称“养士以田，考自宋始”，但有关宋代福建官学学田的事例甚为罕见。北宋“元丰中，赐建州学田十顷，增其序宇”，此为北宋仅见的朝廷颁赐学田的事例。建州儒学，属州府一级的教育机构，县一级的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一月，朱熹为崇安县学撰并书写《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称“崇安县故有学而无田，遭大夫之贤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缩取它费之赢，以供养士之费”。这一现状，一直到淳熙七年知县赵某“图所以为饮食久远之计者”才开始有所改变。而改变的契机，源自一次偶然的机遇。朱熹记曰：

一日，视境内浮屠之籍，其绝不计者凡五，曰中山，曰白云，曰凤林，曰圣历，曰暨历，而其田不耕者，以亩计凡若干。乃喟然而叹曰：“吾知所以处之矣。”于是悉取而归之于学，盖岁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业焉者，得以优游卒岁而无乏绝之虑。既而学之群士十余人相与走予所居之山间，请文以记其事，曰：“不则惧夫后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于废坏也。”

崇安县学此次“悉取浮屠之田而归之于学”的举措，成为后来福建书院扩充学田的常用方法之一。

崇安县学之外，建宁府所在的建安县学也曾面临过有学无田的局面。

真德秀在《建安县学田记》中说：“建安县故无学，韩公元吉昉立庙以祀先圣，王侯元应又立讲堂二斋，学之制略具矣，而亡以廪士，犹未始有学也。”是说建安县学在乾道、淳熙间虽因韩元吉立庙学，王元应又建讲堂二斋，但终因缺廪士之资，县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运转。直到宝庆丙戌（1226）秋，泉州留元圭来任建安知县，“下车余二年，毕力经营，得在官之田若干，岁租仅百石，悉举而归之学，于是学之有田，侯实始之。”

以上两例，均为官办儒学，其时官学所得学田尚且如此费力，以故这一时期的以私学为主的书院学田来之更非易事。

有资料显示，南宋福建仅有以下几所书院曾通过不同渠道获得学田。

南剑州延平书院。宋嘉定十五年（1209），南剑州知州陈宓，在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书院模式建延平书院，“延弘斋李燔定学规，捐俸市田，以赡生徒。” 这里的主语是知州陈宓，“捐俸市田”，是说他以有限的俸禄购置田产捐赠给书院，作为膏火之资。这在其后的福建书院建设中经常出现，是书院获得学田但作用甚为有限的渠道之一。

傅康，宝庆初（1225）南剑州知州。“庶慎自持，创祠堂祀周敦颐、张载、程颐、司马光、陈瓘、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廖德明、黄榦诸君子，籍废寺田入延平书院。以生徒创安福庵，遇有丧不能举者，为备衾饮塟焉。”

建宁府建安书院。嘉熙二年（1238），建宁知府王埜受宋理宗之命，在建安县创建了纪念朱熹的建安书院，但规制未备而调离。淳祐三年（1243），王埜又上书朝廷，请求给建安书院下拨学田。建宁知府的继任者王遂有《建安书院记》，其中云：“淳祐三年夏，前建安太守王公移书今郡守王遂，……后两年，项公寅孙摄府事，因其不能致者而致之。公时居婺，又以蔡属遂。既至，请拨田于朝，以为之食。”文中“蔡”指蔡模，时任建安书院山长。

泉州石井书院。书院地处府城西南石井镇（今晋江安海镇）。嘉定四年（1211），镇官建安游绛上书给知府，请求修复，以纪念曾在此地原名为鳌头精舍讲学的朱松、朱熹父子。时任泉州知府的邹应龙准其所请，拨公帑40万以倡修，并在原基础上加以扩建，更名为“石井书院”。泉州名士留元刚有记文载：“太守邵武邹公应龙然其请，捐公帑四十万以倡。漕舶二使者、郡之二车乡之秀民咸以资助。……殿于中，堂于后，为斋者四。杏坛筑于西序之前，祭器藏于东序之左。又即堂为别室，以祠二朱先生。三门列峙，缭垣环周，檐楹层复，凡三百楹。公私经费合四百万。赡养有田，肄业有舍。释菜之仪，考士之式，大略可睹矣。”当时朱熹三子朱在正官泉州通判，因被命为董其事。书院规模如州县学之制，建有大殿、尊德堂，富文、敏行、移忠、立信四斋，绘朱松父子二人像于尊德堂而祀之。明彭大翼《山堂肆考》于此有载云：“石井书院，在晋江县西南石井镇，旧名鳌头精舍。宋绍兴初，朱松尝为镇于此，有教养及民。后子熹来官同安，至镇访父时事，讲训益勤。嘉定中，镇官游绛立为书院，绘二先生像而祀焉。”宝庆初（1225），时任知州的是建阳游九功，曾拨五废寺田以廪士，岁久倾圯。在南宋福建书院中，石井书院可能是资金比较宽裕的。其资金来源，有公帑，有民间资助；其学田来源，则公私兼有之。在其时的书院中，是不多见的。此后书院建筑物代有兴废，今存清光绪年间重修的门台、大殿及两庑等遗迹。

将乐龟山书院。宋咸淳三年（1267），由尚书冯梦得奏准，县令黄去疾在将乐建龟山书院祀杨时；“仍诏郡县拨田养士优其后，春秋有司致祭。” 

武夷精舍。咸淳四年（1268）十月，朱熹的武夷精舍，由宋度宗赐额，改名为武夷书院，仍设山长一员，由官府拨给公田，以赡养学者。

尤溪南溪书院。“宋置文公圭田叁百亩，优免四差，以供祠祀。”旧设老人一人管理。圭田，系古代卿大夫专供祭祀用的田地。南溪书院乃朱门后学为纪念朱熹而建，祭祀的功能大于教学，故有专门用于祭祀的“圭田”之设。

此外，朱熹的考亭书院，在宋理宗淳祐年间有可能已得到学田之赐。明彭韶《考亭书院新置祭田记》有云：“文公居考亭，视鲁阙里，没而天子为赐书院额，广教诸生，节置院田五百余亩，以祭以养。而其家割田供祀者，别遵《家礼》，不系此数，盖于公私兼致其隆焉。”此言天子赐额之外，还置祭田五百余亩，此说恐怕有误。证以元儒熊禾《考亭书院记》，疑应为九十余亩，详见下文《元代福建书院的学田》。

除了官方拨给学田之外，私家自筹也是书院学田的渠道之一。晚宋时期的庐峰书院即为一例。庐峰书院在建阳县崇泰里北峰下，本为宋乾道间蔡沈所建。宝祐三年（1255），宋理宗御书“庐峰书院”四字匾额。蔡沈之孙蔡公亮拨田三百亩以赡来学。其田“隶兹邑之东田等里，早晚田亩三百余，庄屋、园地、山林具备。来学廪给，岁不匮”。“元初田攘于豪右，书院亦圯。孙希仁极力经理，复所夺田，为堂于中，揭以旧扁。”

元代福建书院的学田

元代福建书院的学田，在规模上，以建阳考亭书院最具代表性。

元大德九年（1305），建宁路通判母逢辰、建阳县尹郭瑛将考亭书院原有学田90余亩增至500多亩。熊禾《考亭书院记》云：

岁戊子（1288），侯为郡判官，始克修复。邑令古澶郭君瑛又从而增辟之。乙巳（1305），侯同知南剑郡事，道谒祠下，顾谓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所养乎？”书院旧有田玖拾余亩，春秋祀犹不给，侯捐田为倡。郭君适自北来，议以克协。诸名贤之冑，与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为田五百亩有奇。供祀之余，则以给师弟子之廪膳，名曰“义学田”。

此言“书院旧有田玖拾余亩”，具体是何时不甚明确，考虑到熊禾(1247—1312)是宋末元初人，故此一“旧”字，有可能可以上溯至宋末。明彭韶《考亭书院新置祭田记》中说“文公居考亭，视鲁阙里，没而天子为赐书院额，广教诸生，节置院田五百余亩，以祭以养。”将五百余亩祭田均说成是宋天子所赐，证以元儒熊禾《考亭书院记》，显然有误。故熊禾所说的“书院旧有田玖拾余亩”之“旧”，指的应该是在宋理宗时期。

明朱世泽《考亭志》亦载：“大德乙巳，知县郭公瑛，古澶人。置田四百余亩供祠祀，余以给师弟廪膳，名之曰‘义学田’。”元大德“置田四百余亩”，加上晚宋所遗“旧有田玖拾余亩”，正好为五百余亩。

义学田之外，为祭祀提供资金支撑的祀田制度也在元代的福建书院形成。其中典型代表就是母逢辰、郭瑛募置的考亭书院祀田。学田与祀田，本质上都是田产，因用途不同，在书院中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职责，而形成不同的名称。熊禾为母逢辰代撰《考亭书院募置祀田疏》，其中有云：“祭而无田，何以为春秋菜祀之助？教而不养，何以为晨夕虀盐之供？祀典，实风化之有关，人才，岂世道之无补？……与其徼异端一日之福田，孰若绵吾道百世之利泽。画田井以兴学校，且共为横渠一乡之谋；丰廪饩以延师儒，当有建明道十事之议。”

元延祐四年（1317），浦城西山书院被列入官学。其起因，源自宋儒真德秀之孙真渊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筑室祠公，相率举私田给凡学于其宫者，而请官为之立师。江浙行中书省上其事，朝廷伟之，名之曰西山书院，列为学官。实延祐四年四月也”。此为举家族之力，捐私田以助书院。此后，捐私田以助学，成为福建书院学田的主要来源之一。

至正十九年（1359）十月，福州建勉斋书院，次年秋八月吿成。廉访使率郡大夫士行释奠礼。“行省平章布哈特穆尔闻之，亟发白金五十两，及租田一百五十亩奇，以给以赡。于是即旧以图新，拓隘以増广。”这是较早的以官帑现金发放方式以助学的书院史料，且学田的经营方式明确为出租。

明代福建书院的学田

受明代书院政策的影响，明前期的福建书院，是一个沉寂期。故明前期的福建书院学田，以前朝宋元时期遗留的部分理学诸子的著名书院为主，建阳的考亭书院仍为其中的主要代表。究其缘由，盖因出于思想统治的需要，明初较元朝更为重视程朱理学。从太学到各级地方官学，诸生只准学习四书五经，讲学、科举考试均以朱子之学为正宗。

明初洪武二十二年（1389），地处建阳麻沙、由北宋名儒张载后裔创建的横渠书院，开明代福建书院获得学田之先河。明洪武十八年（1385）状元建阳丁显在《横渠书院记》中说：

洪武丁卯（1387）春，邑侯郭伯泰以进士来宰斯邑，访诸儒苗裔而皆勉之以学。及闻先生书院驰废，遂召十三世孙子贵予钱若干，命于故址鸠工度材以营其事。始于己巳（1389）之三月，逾四月而落成。悉如旧制，屋宇加丽，观者歆仰。郭侯知民有所感动，由是俯顺众心，给田二十亩以为祭礼之需，而郡守宣城芮侯麟为书“横渠书院”四字以揭于门，请予记其事。

此为建阳知县郭伯泰发拨田产二十亩给横渠书院，作为祭祀。据其用途，可称其为书院祭田。

与此类似，莆田涵江书院于成化三年（1467）获得兴化知府划拨的废寺田产，以供祭祀。《重刊兴化府志》载曰：涵江书院“入国朝来，不列诸学官。然先圣道德之大，勋业之远，其声迹所及，人不忍废。洪武十三年（1380），同知赵亨修。永乐四年（1406），通判孙旼、董彬重修，训导黄源为记。正统间主簿唐礼、景泰间盐运判官周询等相继修茸。成化三年（1467），知府岳正毁三真君庙，而迁建焉，立绰楔于前，匾曰‘正学门庭’。庭之内为明德堂，堂之后为思圣堂，其左为大成殿，奉祀先圣、四配、十哲。殿之前为灵星门，为大成门。左右有厢屋、廊庑。于其右别为门，匾曰‘阙里一脉’，以通书院。又于通衢立华表，总匾曰‘涵江书院’。及于思圣堂后葺理居第，以居孔氏子孙。仍拨方广、惠济二废寺田、地、山共一十三顷，以供祀事。”

据朱世泽《考亭志》及方志所载，明前期有不少官方下拨或捐赠给考亭书院的田产，均用作祭祀。

弘治六年（1493），知县张津置田三十亩，以供祭祀事。弘治十一年（1498），巡按御史张敏又檄知县佘次能买田四十亩，充入加厚。据彭韶《考亭书院新置祭田记》，张津置田之资，乃“搜公帑得羡余白金九十两，请于巡按御史姑苏陆君，规置祭田隶书院户籍。御史曰：‘崇重先儒，此美事也。’即允行之，仍令勒石纪载，侯以付考亭九世孙荣，俾买良田三十亩，岁收租，以石纪者，四十有五，永资常事。”

正德丙子（1516），御史胡文静，建泰山乔岳、景星庆云坊。又置祭田四十五箩。

正德己卯（1519），都御史林俊，置祭田壹拾贰箩。

嘉靖甲申（1524），参政蔡潮，书“道源堂”换旧匾“明伦堂”，置祭田壹拾玖箩。

隆庆五年（1571），按察使邹善、提学副使宋仪望为邑人参政王应钟在乌石山之麓建道山书院。应钟卒，门人祀之，置祀田数十亩。万历三十八年提学事熊尚文重修增置祀田。

万历乙酉（1585），王世懋以提学副使校士建宁府。事毕，至建阳考亭书院。朱熹裔孙五经博士朱法偕其族人为弟子员参见，“白曰：‘此直指廉峰杨公之赐。公按吾闽，下车即询吾祖祠宇何若，子孙何若，毁应新者，窘应卹者，有司其亟议以闻。有司议报，公即出赎金爰 若干，为新其堂庑，已籍田之在官者，如学田例，以赡吾族之贫士。又买民田陆拾肆亩，给吾子孙之奉祀者，为岁祀需。’”

明万历二十年（1592），许孚远官福建巡抚，也曾拨祀田给建阳考亭书院。据其所撰《置先贤祀田行福州府》一文：“照得朱文公先生，宋室真儒，继往圣而开来学，流寓考亭，百代瞻仰。本院观风兹地，合行敬修祠祀，以致尊崇。为此仰府官吏，即查商人薛德美所报余税伍拾两，解送建宁府置买腴田，令其奉祠。裔孙牧租，供祀其田，仍免杂派。坐落号段，图记在官，亦不许朱氏子孙擅行贸易，具解过日期，并取该府收领遵行。缘由缴查。”

以上数例，明嘉靖以前均为祭田，只有万历乙酉王世懋所记，提到以学田例赡族之贫士，由此可知，明前期福建书院的讲学的功能有所弱化，也与王世懋是分管教育的提学副使，特别关注书院田产的助学功能有关。 

明后期，福建书院随着阳明学的兴起而再度兴盛，不少书院都有学田的配置。其典型代表是福州的养正书院、共学书院和两贤祠书院。

养正书院为福建巡按聂豹建于嘉靖七年（1528），因“虑夫士之无养，乃查废寺之田，得百余亩，收其租” 。聂豹，字文蔚，号双江，私淑王阳明。嘉靖四年（1525），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嘉靖七年（1528）官福建巡按。“按闽时辟养正书院，买田供费，群诸生讲读其中，官至兵部左侍郎。” 嘉靖二十九年（1550）冬，朱衡任按察副使、提督学校。见书院倾圮，“养士之田，亦莫知其所属”，欲复兴书院。乃请于巡按曾佩、监察御史沈宠等，“而各出帑赎以成之，檄福州知府翁君五伦董其事。”次年九月，书院焕然一新，“士亦翩翩来学也”。聂豹为此作记。

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共学书院，由福建巡抚许孚远与提学徐即登将原怀安县学（怀安县，今福州北）旧址改建而成。许氏《敬和堂集》有文字记此书院改建始末云：“据提学道陆续呈送，所属八府州县儒学有志向学生员八十余人，到院听讲。又先据在省三学生员王达枝等，呈有怀安县儒学，见今废闲，堪以修作书院。随批提学道速行查议，详夺去后。但前学估修一时未得竣事，今外府诸生杂寓旅次，相应暂为安处。为此牌仰本司官吏，即将贡院外帘供给等，所行县打扫洁净，听令各生般入暂住。俟怀安旧宫修完之日，移寓聚讲，具由报查毋违。”此以“废闲”的“怀安县儒学”“修作”而成的，就是后来的共学书院。

《共学书院志》载：“院故有田，自许中丞始，而后为徐学使所增置益之，以贤绅之捐助，而虑无不膴膴也。”许中丞即许孚远，字孟中。浙江德清人。时任福建廵抚。他在福州，首创共学书院。“与诸生讲课其中。置田数百亩，岁计租银数百两以资会。设督会六人，每人定廪银五两，凡檄入号舍者，各给灯油银一两，剩则贮以待用。又稽讲课之勤惰，以酌给而鼓舞之。”许孚远之所以能在短期内筹集到为数众多的学田，关键在于他将目标锁定在占有大量田地的各地寺庙中，其中就有闽县开化里寺田、侯官三十都官田、闽清十一都寺田，宁德小云峰寺田等。

提学副使徐即登，字献和，江西丰城人。他同巡抚许孚远共创共学书院，又创明道堂于两贤祠书院。两人“每月一赴书院，一赴两贤祠讲学，寒暑不辍。……复置两贤祠会田六十五两，又捐俸银一百六十两，就三学中立义仓，以赈贫生。及兴化诸学所在有之”。

此处称“会田”不称学田，系受明中叶阳明学讲会风气盛行的影响。许孚远笃信阳明之学，早年在德清之时，就曾制定《同里会约》，倡导“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认为：“古者诗、书、礼、乐及于射御书数，皆谓之文。以文会友，相与讲习讨论，明其身心性情之理，闲其动作威仪之节，而由之以收敛放逸，消融鄙吝，日渐月磨，相与共进于高明光大之域，故曰以友辅仁。” 其会约共六条，在后来的《共学书院志·会规》中，所使用的名称、条例，以及具体的人事安排如会长、会期之约、会中的点心水果等，均可在此《同里会约》中觅其端倪。以故，共学书院与两贤祠书院的学田被称为会田，可谓由来有自。

清代福建书院的学田

清代以前的福建书院，资金的性质比较单一，主要是学田。而清代的书院资金，除田租之外，还有屋租、地租、店租等诸多名目。

书院的性质，以资金来源区分，则有官办、官办民助、民办官助和民办几种类型。有不少书院，出现了董事会管理制度，如罗源罗川书院、同安金门浯江书院、厦门玉屏书院、政和熊山书院、东皋书院、周宁初晴书院等。浦城石陂青藜书院，司董多达八十余人，“续捐腴田数百亩为延师修脯课士膏火费。”董事按年份轮值负责，掌管学田的租赁和收入，以及其他办学经费，并参于书院的日常管理，如院舍的修缮，器具的购置，山长的聘任等。这是清代以前福建书院中比较罕见的现象。

董事的人选，通常选举产生，由当地有德行、有名望的士绅组成。如政和东皋书院董事暨攀，政和东平人。有兄弟五人，攀居其五，是弟兄五人唯一以儒为业者。因兄弟友爱，暨攀亦勤谨清慎，故被推举为东皋书院董事。在他的认真管理下，书院“增置院租至百余石”。分班轮流管理，是书院董事管理制度的常规方法，但如用人不当，也会产生弊端。如政和志书记载：“乡有东皋书院，旧以士人分班轮流管理，日久弊生，值理者多染指。”咸丰年间，宋人骐（字次农）曾三次选为该书院董事，曾先后“值轮三次，涓滴归公，其取与不苟如此”。

（一）寺田与学田

改佛教寺田为书院学田，这在清代各地的书院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由于寺庙多占有大片良田，又拥有各种免除赋税的特权，而书院的建置因大多属于民间所建，即使是官办书院，也因资金来源有限而往往难以为继，故改佛教寺田为书院学田的现象在各地或多或少都曾经出现过，而以清代最为流行。此举最早见于南宋崇安知县赵某，朱熹为撰记云：崇安赵侯悉取浮屠废田“而归之于学”，“以供养士之费”，“可谓务一而两得”。所谓“务一而两得”，后人的理解是，此举既“黜无父无君之佛术，又崇教孝教忠之儒典”，因此在后世广为应用。

如延平道南书院，始建于明弘治间，入清后久废。后于府学之旁建屋三间，作为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知府周文元曾动用无碍库银，并捐俸买置田谷，以资义学经费。掌教者自行向佃户收租。康熙五十八年，知府任宗延在紫云岗原府学旧基中重建。中为讲堂，上为文昌楼，左为四贤堂，外为官厅、斋舍，共二十八间，岁久倾圮。乾隆十一年（1746），巡道张坦加以重修，名其官厅为“会辅堂”，取义学之田，归于书院。二十年（1755），知县陶敦和，以师生膏火供馔未充，设法得三百金，买置田谷，余银交当铺生息。但仍感收入不足，后诸生王雅度，设法以西竺寺的寺田充入。过了数十年，书院房屋倾颓，掌教暂寓于梅山寺僧房中，后知其寺尚有遗业，为其他寺僧侵占。掌教黄宗杰于是嘱诸生禀请知府广善、知县童德本，清出废寺田谷200多石，租米120多斗归于书院。将银谷修整书院，买置院外民房三间，以广斋舍。于是书院得以绝处逢生。

泰宁的三贤书院，祀杨时、李纲、朱熹三贤，知县区遇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其经费来源，乃“拨已废檀香庵田亩若干，供春秋两祭”。盈余部分，才是士子膏火之资。由于邑无宾馆，官员使节往来，书院常作为迎来送往之用，影响学习。乾隆三十三年（1768）改建书院，费无所出，知县施文燽拨“寺废僧逃之产为兴筹学舍之资，且永以膳诸学者”。经核查，共得国兴寺、应真岩、龙凤山等共10座寺庙之田产，得租谷430多石。知府张凤孙撰写《拨废寺田记》说：

《志》称，泰宁之寺百有余所，昔之施金钱以兴土木，舍膏腴之产以养其徒者，不知凡几。迄今寝消寝废，名存而实亡者十四五，而其膏腴所入，第供游惰之僧饱食纵欲，以败坏清规，佛如有应，应亦褰裳去之矣。

又赞扬改寺田为学田之举说：“善乎施宰之牍辞曰：‘与其饱僧会之囊橐，毋宁资寒酸之膏火。’可谓识所轻重矣。”

乾隆十五年（1750），福安知县秦士望拨狮峰寺、石门寺田产95亩归紫阳书院；嗣后十八年，知县夏瑚又拨资福寺田租86石，立碑以记其事。

乾隆四年（1739），霞浦知县饶安鼎建蓝溪书院，捐俸延师之外，亦拨宝镜寺田产48亩归书院。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府李拔又将福安寺僧存茂等互争田产租谷40石之半充入书院，作为膏火不足之补。为何只取一半？他自为记解释说：

予为诸生时，私心蒿目。谓缁流田连阡陌，士子贫无立锥，若节取其半以资贫士，当有起色。释偈作令后，屡割寺田以益书院膏火，所至多成才。……缁流羽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养此龌龊者亦复何裨？即不诛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而留其半以相存，亦云幸矣。

由此可知，取寺院田产之半给书院，是李拔在各地为宦时，实现其在诸生之时所立下的夙愿而已。他接过了唐代韩愈“诛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反佛大旗，但又网开一面，在寺田的处理上，取一半留一半，而不把事做绝。

与李拔“取其半”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浦城知县吴镛在仙楼山建南浦书院，是“割粤山道院之半”而创。又建讲堂于铁笛岩之左，增读书廊于文昌楼之右。斋舍庖湢，一一具备。又拨废寺之田若干以充学田。经过若干年的经营，南浦书院成为一所规模宏大，直逼省城鳌峰书院的大书院。书院山长梁章钜甚至说：“尝综吾闽数十洲邑，书院之盛者，必以南浦，次鳌峰。”

福宁知府李拔有《请拨寺田充书院膏火议》，行文酣畅淋漓，阐述拨寺田充书院膏火的充分理由，可谓南宋朱熹《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一文在清代的回响。其文曰：

窃惟宁郡地界闽浙之交，山高海深，士气淳朴，咸知向学而见闻未广。儒风罕著，皆由奋兴无籍所致。旧有蓝溪书院一区，经前府余守饬县移置文庙右侧，经营修葺，规模完整，而膏火无资，修脯甚薄，生徒寥落，无以安厥身心而资其奋发。某以乾隆己卯（1759）来守郡，率属捐俸，延师督课，酌给赏需，以示鼓励。而生徒众多暂时补苴，终非长策。查府属各县，多有寺田，阡陌广阔，所取租利徒供不肖僧人荡费。寺大田多之处，量其多寡拨充义学膏火或于僧故寺废之时取半拨充余仍招僧在看守，在该寺既不废其香火，而其盈余亦得借以培有用之人材，甚为有益。又府开垦官山，有互争不明应行入官之地，随时查明，照例详充，既可以息争讼，又可以兴教化，此皆挹彼注兹，惠而不费者。昔崇安赵令尽取浮屠田以养贫士，朱子韪之。今但酌取其半，又或以入官者归之，固未为过当也。倘能实力奉行，毋令胥役侵渔，其有裨于士风文教，岂浅鲜哉！

（二）学田与院资

明末以来，不少书院屡遭兵燹，清康熙十三年（1674），又遭耿精忠三藩之乱，书院被毁，亦不在少数。如汀州龙山书院，即毁于耿藩之乱。其前朝所遗学田，则“半为奸胥豪佃之所侵占”。康熙二十年（1681），巡道邓秉恒、知府邬翼明重建。三十五年（1696），汀州知府王廷抡到任，立即着手重修书院、订立学规、置办学田，“察侵占之田而复其旧，新置若干以补其不足。”

在王廷抡的策划下，龙山书院的田产有所增长，且与传统的学田有所不同，出现了门店出租等租赁经营方式。其中计有店面七间，额收租银三十两五钱；学田可收租米五石、租谷六石五斗，租银拾玖两玖钱。用于书院春秋二祭和诸生燈油之费。总体来说，所得数量不多，体现了康熙年间福建在耿乱之后，百业仍有待复兴的状况。这种状况，十几年后，随着福州鳌峰书院的崛起，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鳌峰书院的学田，最著名的是称为“鳌峰洲”的200多亩学田。

鳌峰洲在福州台江东南隅，明朝时此地还只是一片大沙洲，寸草不生，直到明末才有人在洲上培土试行栽种。有了收成，前来垦植者渐多，才引起官府注意。清康熙四十六年（1767）鳌峰书院建立，因经费不足，将这大片无名且未入官府粮册的洲田充当学田。“鳌峰洲”因此而得名，且流传至今。

学田之外，据《鳌峰书院志·院资》，书院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朝廷御赐帑银。从雍正十一、乾隆三年、乾隆十七年、乾隆二十一等年份，分别御赐帑银一千至两千不等。

二是地方政府划拨，古称“衙门移解”。如在鳌峰书院中，有藩台衙门递年移解裁汰四门正音书院公费银、移解馆师脩脯银、移解诸生供应不敷银等。

三是地方缙绅自愿捐助。如乾隆五十二年闽县乡绅陈化龙将一百四十七亩、同年闽县贡生陈俯绅将契买田四十九亩、嘉庆二年浦城县祝缔封将员丝银伍千两、契买租谷一千九百多石等，先后捐给鳌峰书院，作为书院诸生膏火之资。祝缔封的这项捐助，是鳌峰书院史上最大的一笔民间资助官办书院的豪举。在《鳌峰书院志》卷十三《院资二·田租》中，用了整整一卷的篇幅，详细描述了这些田产的现佃人名氏，以及这些田产在浦城县的坐落与分布。

四是屋租、地租。仅福州府经历衙门有征收店屋十几间，年应收租钱八万七千五百七十文。此外，还有分布在全省各地二十几个府县的一批数额不菲的地租。从而在经济上，全面支撑起鳌峰书院作为有清一代全省书院之首的教育和学术地位。

漳州芝山书院，即南宋时期所创的龙江书院。其学田，宋明时期有柳陂庄、留塘庄、天宝山麓田和城海道后官地等多处，入清后，俱无存。故新置学田，成为支撑书院运转的必然。据载，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总督姚启圣捐置学田，坐落南靖县北门外，石碑牌、坑岸、赤单、过路掘等处，共受种二石二升，全年税额共粟六十石六斗，大年带正供银二两一钱零八毫，官除纳粮外，余粟分给贫生。”康熙五十三年（1713），知府魏荔彤在朱文公祠之东建仰文书院，捐置学田，其址在“漳浦县张坑上、下保田五十五亩八分五厘有奇”。

浦城南浦书院，在越王山之麓，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划越山道院划出一半创建。书院学田与经费，由官府以官田、寺院废田拨充以及当地富绅捐赠。每年所收田租，“除历次报销核减、现在踩勘无着外，共计实收乡市额租壹千贰百陆拾肆石捌斗壹升零，地租银贰两肆钱捌分贰厘，地租钱壹拾伍千壹百文。”另有房屋32座，岁收屋租银共553两有奇。这些房屋，均为曾捐赠福州鳌峰书院的富绅祝氏所捐。当地志书载：“嘉庆三年，邑绅祝乾封、缔封偕侄昌泰、昌瑞，捐充长兄祝荣封所遗产业，计房屋贰拾贰座，店屋拾座，每岁入租银伍百伍拾叁两零，租钱柒拾千文，归与南浦书院，拓充经费。”为了保证经费的正常开支，书院制订了《南浦书院经费章程》，共十条，内容涉及生童的膏火发放标准、激励考课优等生的奖赏、书院公举董事的薪资、山长的束金等。

《南浦书院经费章程》不仅在本书院使用，对周围的书院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如浦城南乡正学书院、青藜书院、西乡西山书院，均表示“本书院粮米不论若干，照依《南浦书院章程》交纳”。

厦门玉屏书院，创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平定之后。与大多数书院有所不同，支撑这所书院运行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田，而主要是通过典当行所获取的息金，以及房屋租赁所得。而原始资金来源，主要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

乾隆十六年（1751）十月，经过一次重建。前后历时二年，于十八年十一月竣工。计耗费白银1800多两，节余的捐银300多两，存入典当行生息，作为每年掌教的修金，而生童的膏火之资仍然短缺。侍御谭尚忠任兴泉永道，又劝绅士黄日纪等捐白银3000余两交厦防厅生息，每年计得息六、七百两，以备膏火之资。传檄各属于道署，先行考试优取生员20名；另取童生20名，送十名入院肄业，十名编外与课，不给膏火。每月三期课文，每名膏火一两，每岁佥董事生员二人，以辅掌教。行之数年，得到士民的交口称赞。继谭尚忠任者蔡琛，又增取新旧生17名，在内肄业。每月每名给膏火银一两六钱，编外与课肄业新旧生童12名，每月每名给膏火银五钱。董事生员二名，亦各给膏火银一两，以资笔墨。凡在内肄业者，不许擅自出入。为解决书院的用地，绅士黄日纪又出资购买文昌殿左侧瓦房20多间，增建崇德堂、芝兰室和漱芳斋以充学舍。又买集德堂后瓦房数间，用以租赁，所得银两，以贴补朱子春秋二祭之用。

对此次重建，参与者兴泉道白瀛有记文详述始末。因厦门历史上隶属同安县，故其文从南宋任同安主簿的朱熹说起。他说：

同安自紫阳朱子主邑簿，建高士轩、畏垒庵，倡道兴学，闻风踵起者，代有传人。如林次崖以理学名，洪芳洲以文章著，蔡元履以经济称。其他彪炳史册者，未易罄述。厦门于同，一都会也。连山环海、涵天浴日之区，衣冠辏焉。胜国隶中左所，旧有义学立于玉屏山麓。是山也，迤逦城东，隆然耸出。远瞩沧溟，则列岛浮空，金门、浯屿，壮学海之波澜；凭眺郊陬，则横峰拱翠。金榜、魁星，标文山之竦秀。昔时人文杰出，地灵殆有助焉。自海氛鞠为茂草矣。我国家底定海宇，文教诞敷。前威略将军吴公沿其旧，始建文昌殿。关部郎中雅公复构朱子亭，增置旁舍为师生课义所。彬彬济济，称盛一时。倪总戎封君任中协时，尝捐俸经理。

后因生徒稀少，讲学渐虚，书院荒废而被僧人所占。白氏认为，“党庠术序，竟作琳宫梵宇，夫以吾儒横经之地，沦为淄流卓锡之乡。官斯土者，曾弗过而问焉，毋乃昧于急务欤？”以故书院之重兴，已迫在眉睫。于是，方有始于乾隆十六年重兴书院之举。其具体措施，“肃清堂宇，毋滋僧徒鸠居其中。复斥地而广之，址仍其旧，制维其新。左为文昌殿，右为讲堂。堂之后，巨石屹立如削，玉屏之所由名也。上为集德堂，新朱子之像而祀焉。东偏为仙真祠宇，增而新之，西架萃文亭，中植魁星碑，巍然高踞，俯视一切。由亭而下，迥廊斋庑用舍，师徒庖湢厩库，无不备具。门庭爽垲，位置错落，木石砻琢。黝垩丹漆之工，既坚且致。” 他认为，这是促使“海滨邹鲁之风，蔚然再睹”，“与高士之轩、畏垒之庵，后先辉映”的“千载盛事”，“绵教泽于不朽”的伟业。

嘉庆十八年（1813），巡道多麟代蒞任，查书院因管理失当，费用浮滥，厅胥挪移而亏银一千两，书籍散失。斋长凌翰禀请彻查捐补，巡道命厦防厅厘清，经同知叶绍棻、薛凝度先后谕董事林云青等，劝捐番银二千四百余圆，修理书院立碑费用外，合前共存生息厦平银计六千两，仍交典当行生息。

在资金方面，与玉屏书院颇为类似的还有厦门紫阳书院。康熙年间同知范廷谟所建。雍正二年（1724），同知冯鉴扩建。又将大门两旁厢房，改作两个小店出租，年收税银备膏火之用。日久弊生，生徒寥落。

雍正八、九年间，李暲、胡宗文先后出任厦门海防同知，乃复设学延师，每月课艺。一时文风大振，刻《鹭江课士录》以示奖劝。自是相沿不改，延师讲学，遂无虚岁。但资费无所出，往往仅凭同知捐俸，显然不能长久。下延至嘉庆九年（1804），同知徐汝澜向各界劝捐，得番银三千九百四十五圆，连原捐银数，实存本银三千六百余两，每年计收息银六百余两。存典生息，以为师生修金、膏火。

泉州一峰书院，乾隆十五年知县黄昌遇重建，改名梅石书院，延师集生徒肄业其中。为了书院能传续久远，黄昌遇筹措了书院膏火之资，撰写了《建置书院膏火记》，拟定了管理条例八条：

一、设立书院，曾良相、曾华文两监生共捐银一千两，折番银一千二百两，大员每百两，每月行利一两五钱。每两价定制钱六百八十文，现交各当铺承领行运生息，以充公用。

二、每年送掌教修金供膳共银一百两正，俟膏火扩充再议加增。

三、每月给在馆肄业各生童膏火银每名三钱，俟膏火扩充再酌增益。

四、开馆散馆每次致送席仪二两一。端午中秋腊底三次节，敬随时酌送。一每月两课，每课诸生饭食银一两。

五、按月面课两次，请学师一位同掌教先生亲督以拨真才。每次交看院人银三钱，各办蔬饭供给。

六、每课给赏优等生童花红纸笔，随时酌量多寡每名一钱至三钱不等。

七、按月给看守书院工食钱四百文。

八、院内师生动用家伙杂物一切齐备，另有印册流存交代。

由上文可知，梅石书院基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学田”，而纯是银两。文中有“番银”“大员（元）”“膏火银”等名称，以及“交各当铺承领行运生息”的运作方式，体现了泉州作为商业都市，即便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书院，与闽北、闽西等地的书院也有不同的特征。

同安浯江书院、金山书院。

浯江书院，在同安浯洲（今金门），是一所官办民助的书院。乾隆四十六年(1781)，通判署职员黄汝试在原浯江义学旧址建书院，名浯江书院。这所书院其后又历经重修和扩建，规模有所扩大，迄今保存完好，是金门历史上号称为“四大书院”（燕南、浯洲、金山、浯江）中的一所。

道光年间，兴泉永道周凯亦撰《浯江书院碑记》，记此书院重修原委云：

 金门书院，宋有燕南，元有浯洲，明无考。今曰浯江，建国朝乾隆四十六年。前移通判驻马家巷，虚其署，岛中士黄汝试购为书院，祀朱子先儒。后设县丞。县丞欧阳懋德至，谋于众，仍前署，就署西义学改建焉。徐行健董其成。汝试愿捐银二千为膏火。寻卒，其子如杜以海澄田充之。讼于府，断如数，输银存晋江库，久之，被没，田亦失。嘉庆间，县丞李振青捐银为祭祀资。道光元年，兴泉永道倪公琇以文劝众绅士鸠賨钱一千算，吴献卿捐賨钱四千算，子学元又捐四十算，膏火始具。牒大府，由道延师课艺。书院在后浦乡，前为大门、仪门，中为讲堂，后为朱子祠，祀先儒。东西廊凡十有八斋，中厨皆备。余继倪公任，督课亦六年矣。董事诸君，以未有碑记，请余记其原始，并书（前后）捐输姓氏于他石。道光十六年五月日记。

从资金来源看，浯江书院最早为金门岛中士绅黄汝试购通判署旧址，改为祭祀朱子的书院。其后，经县丞欧阳懋德改建。随着时间的推移，书院资金来源是由各界人士的捐赠、襄助，资金构成有银两、賨钱、田产等，并最终形成了以民办为主的“董事”制度。

实际上，道光年间，浯江书院一度曾更名为金山书院。金门杨秉均有《重建金山书院碑记》一文，开篇即云：

金山书院者，昔之浯江书院也。明之世，人文蔚起，结构焕然。厥后倾頺，而季代渐远湮。其旧址逾为农人稼圃之地。乾隆庚子岁，卜镇后浦文衙署之西，踵浯江之名，以补其额。逮道光癸未岁（1823），诸同人忽有复古之志，就其古址而重建之，颜之曰“金山书院”。

下列董事姓名，有吕世修、黄鸣鸾、蔡鸿畧、杨学之、蔡占魁、杨秉均等共19人；继列捐资姓名有郑用锡、蔡德成、周茂川、蔡芳苑等110位，共捐银1631元。与建造所使用银相等，故此书院至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办董事制书院。

周宁初晴书院，在城内西北隅。这是一所罕见的先有学田，后有校舍的书院。乾隆五年（1740），县丞张章以入官田亩除变价纳粮外，所有赢余为延师掌教之费，讲学之址则暂借寺观或民居。直到乾隆二十一年 （1756），署县丞徐必显协董事生员周灼、廪生叶高甲、监生吴兆旭等倡议，始得建院。后历经筹措，学田分布周宁各地数十处，每年可得学粮11000多斤。

闽清文泉书院，初名崇文书院。在闽清六都，始建于乾隆年间。其性质，最早为当地的黄氏所建的“督课子弟”的家族书院，因“经费弗充缺其膏火”，在当地影响十分有限。

光绪十五年(1889)，里人黄增认为：“为族养士，不若为乡养士，为一乡养士，不若为一邑养士。”他建议应突破家族办学的局限，立足于全县，对书院加以扩建。此举得到时任知县胡庆荣的大力支持，“乃集诸同志首先倡捐，各乡应之，计募万余金，购买田亩，仍崇文旧址，拓而新之，名曰文泉书院。……仿宋儒分斋课士之法，优给膏火。”其时，此举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地方志书上称为“即崇文书院旧址，各乡绅士募捐巨资，拓而大之，延师课士，月给膏火。捐户姓名均镌石碑内”。书院推行董事管理制度。其时，后来任《闽清县志》主纂的刘训瑺（字玉轩），曾任书院董事。

综上所述，福建历代书院的学田，从用途来说，主要分为祭祀为主的祭田和以教学为主的学田；从其来源来说，则有官颁赐田、寺院废田和民间捐赠；从性质来说，则有学田、学粮、银两，以及衍生的息粮、息银等。早期的书院学田，因田产不足，往往是官拨民助，随着后期产业的增长，不少书院在管理上下了功夫，从而形成了书院学田管理制度；而管理人员选拔制度的形成，使不少书院推行了董事管理制度。随着书院学田制度的完善和落实，从而对福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厚的资金保障。

（本文原载于“闽学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