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 阳 七 贤

陈济谋

一

建阳，历史悠久，文风昌盛，曾有“七贤过化”的荣耀。

七贤，即朱熹和他的六位弟子：蔡元定、黄榦、刘爚、熊禾、游九言、叶味道。

朱熹（1130—1200），字元晦，晚号晦翁，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尤溪，18岁应乡试，19岁登王佐榜进士，24岁出仕任同安主簿，开始仕途生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理学、讲学授徒和著述，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编撰的《四书集注》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发展了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把中华文化推进到成熟发展的新阶段，是孔子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诗人。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号西山，建阳崇泰里（今莒口镇）后山人，博学多才，一生不应科举。史书称他“性质豪迈，器识宏深。道德文章足以仪形于当时，著书立言足以垂范于后世”。与朱熹疏释《六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每有洞明自得之妙，是朱熹最得力的助手，人谓“闽学干城”。因“庆元党禁”流放湖南道州，客死异乡，著有《易学启蒙》《律吕新书》等48种。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福州闽侯人，聪颖好学，性情坚毅，青年时慕名拜朱熹为师，苦学不怠，常常夜不宽衣，朱熹赞其“志坚思苦”，深为器重，将次女配其为妻，随侍朱熹身边十余年，助其授徒讲学，著有《四书同释》《黄勉斋文集》《易解》《仪礼通释》存世。

刘爚（1144—1216），字晦伯，号云庄居士，莒口马伏人，博学多闻，正直无邪，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为官忠正，兴学校，育人才，力排众议，要求罢“道学之禁”，最先奏请朝廷刊行朱熹《四书集注》，将朱熹制定的《白鹿洞学规》颁示国子监和太学，卫道师门，为朱子理学的传世立有不朽之功，后人评其“朱熹有功于圣门，刘爚有功于朱熹”。著有《周易解》《奏议史稿》《东宫诗解》《四书集成》《礼记解》等传世。

熊禾（1247—1312），字去非，号勿轩，晚号退斋，建阳崇泰里（今莒口乡）人，出身书香门第，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为朱熹再传弟子，他以弘扬朱子理学为己任，得朱熹、黄榦论学之要旨。宋亡后，麻衣布鞋，面东而哭，誓不为官，“束书入武夷山”构筑鳌峰书院，以继朱子之学为己任，其民族气节和精深学识吸引了一大批学子文士。一生著作甚丰，有《文公要语》《周易集疏》《书说》等传世。

游九言（1142—1206），字诚之，号默斋，建阳麻沙长坪人。自小受到良好的理学启蒙，学问精深，极擅词赋，长期在麻沙长坪讲学授徒，宣传朱子理学。“庆元党禁”时，不少人畏避自保，改换师门，他却宁折不改志，公然颂扬理学，深受里人尊敬。有《默斋遗稿二卷》，收入《四库全书》。

叶味道（1167—1237），名贺孙，字味道，祖籍浙江永嘉，受父之命，师事朱熹，待之若父。“庆元党禁”时，参加礼部考试名列第一，因坚持理学观点而被革除。其人知古通今，后移居莒口后山建溪山书院，讲书授徒，学识品行情操深为里人尊敬。“庆元党禁”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再次应试中进士，官至秘书省著作佐郎，著作有《易会通》《四书说》等十余种。

七贤，都是一代大儒，都是朱子理学的中坚砥柱，都是中华历史文化长河里的璀璨之星，难得的是他们大多是建阳人，又都在建阳办书院著书立说，讲课授徒，教化里人，吸引各地名儒纷纷慕名而来，四方学子云集，建阳成为全国理学的圣地和研究中心，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一段辉煌岁月。

如今，人们在麻阳溪畔的青山绿水间开辟宽广的七贤广场，安放着巨大的青铜七贤群雕，草木扶疏，江楼如画，雕像人物栩栩如生，或临风长啸，或泽畔行吟，或掩卷沉思……都深情凝视着眼前的无限江山，彰显后人对七贤教化乡里千秋之功的铭记和对未来的昭示。

二

朱熹曾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习气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他认为“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还说“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身为智者哲人，他认为天底下没有比化人更重要的。所以，他接过孔子“有教无类”的口号，以开启民智为己任，匡世济民。

朱熹一生痴迷讲学和著述，虽然很早走上仕途，而他似乎志不在此。或许是苍天的刻意，或许是民族文化的有幸，在此后的几十年生涯中，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理学研究和讲学著书上。有人做过统计，朱熹一生创立书院四所（其中三所在建阳，一所在武夷山），修复的书院三所，曾经讲过学的书院47所，与全国67所书院关系密切，门生弟子逾千人，至今有名姓、生平、履历可考者，就有215人。近代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说“宋之有晦庵，犹周之有孔子”，将朱熹和孔子相提并论。

寒泉精舍，是朱熹创建的第一所书院。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母亲病殁，他与精于风水的门生蔡元定一同择地，最终选在建阳崇泰里（今莒口镇）后山的天湖之阳。为给母亲守墓，朱熹在墓旁建草房数间，取名“寒泉精舍”，开始了长达七年的隐居。“耕田东溪岸，濯足西溪流。朋来即共欢，客去成孤游。静有山水乐，而无身世忧。著书俟来哲，补过希前修。兹焉毕暮景，何必营菟裘。”就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后因从学人数众多场地不够，又另辟一处云谷晦庵草堂。许升，范德念，蔡元定，刘爚、刘炳兄弟，吴楫，廖德明，吴公济等门人均从学于此。隐居云谷寒泉十年，朱熹完成了《太极图说解》《太极通书解》《论孟精义》《西铭解义》等几十部重要著作。还与有“东南三贤”之称的吕祖谦共同编成理学入门书《近思录》，初步构建起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云谷寒泉成了当时理学研究中心。

武夷精舍，建于九曲溪隐屏峰下，是朱熹弹劾唐仲友受挫后愤然辞官归隐武夷所建，于宋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落成，朱熹十分喜悦，一口气写下《精舍杂咏十二首》以记盛况。此后，朱熹广收门徒，四方学子纷纷负笈而来。蔡元定、刘爚、真德秀、李闳主、黄榦、叶味道、詹体仁等著名学者百余人皆从学于此。从淳熙十年（1183年）到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大部分时间都在此讲课授徒，栽培了大量学生，朱熹的理学思想也由此进一步传播开来，形成有影响的学派。这一时期完成的有《易学启蒙》《小学》等重要著作。

沧州精舍建于建阳西郊考亭村，是朱熹继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后创立的第三所书院。初名“竹林精舍”，因来学者众，于绍熙五年（1194年）加以扩建，更名“沧州精舍”，在当时闽北林立的书院中，沧州精舍规模和影响都是最大的。此时的朱熹已进入晚年，思想最成熟，学术也处于巅峰时期，因此沧州精舍名声远播，四方学子趋之若鹜，时人称沧州精舍是“煌煌上庠”，读书人均以到过考亭、亲聆过朱熹教诲为荣。即便在“庆元党禁”期间也依然络绎不绝，以至于经常出现“简瓢屡空”，而朱熹与“诸生……豆饭藜羹共与”，经常“为诸生讲论，多至夜分”。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有《书集传》《礼书》《辨正》《后语》等。其一生最重要的《四书集注》即刊刻于此一时期。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一代儒学大师病逝于考亭，为后人留下四百六十多卷七十余部著作。

在朱熹的影响下，蔡元定创办西山精舍为讲学授徒之所，叶味道在莒口建有溪山书院，游九言倡道讲学于麻沙长坪廌山书院，熊禾在故里熊屯办有鳌峰书院，黄榦曾居莒口河坝潭溪书院收徒讲学，刘爚于马伏云庄书院讲学授徒。这些书院皆学子云集，盛极一时。由于这些书院的巨大影响，当时闽北一带许多大姓望族的家祠也纷纷以书院命名，既为崇祠先贤之所，又负蒙童读书、教化乡里的功能，那时的建阳真是“书院林立，讲帷相望”，“家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当时福建书院居全国之首，而建阳书院又居全闽之首。书院的繁荣，带来科考的兴盛，宋代建阳共有进士108人，南宋就66人，社会重教重文蔚为风气，无怪乎著名爱国诗人刘克庄上任建阳知县时，会写下“巍巍文公，宋之夫子；翼翼考亭，闽之阙里”的词句。他以朱子比肩孔子，以曲阜孔府的阙里誉考亭，高度赞颂了七贤教化乡里的历史功德，建阳也由此有了“南闽阙里”的美誉。

三

七贤都是大智慧之人，他们学术精粹，人品高华，德行超迈。阅读史料，会有太多太多的叙事震撼人们的心灵，这里撷取一二，以感受往圣先贤足以传芳万世的师道之德。

一曰求真之德。“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脍炙人口的《观书有感》，是朱熹读了湖湘派学者著作《知言》后从中受到启发而写的，并誉之为“源头活水”。为了进一步探讨理学中无极太极、已发未发等问题，乾道三年（1167年）秋，朱熹率弟子不辞千里到长沙拜会湖湘学派领袖张栻，这就是文化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朱熹时年37岁，张栻少朱熹三岁。他们“昼而燕坐，夜而栖宿”，辩论进行了三天三夜，吸引三湘学子云集，以至于岳麓书院出现了“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的盛况。辩论的结果，张栻认为自己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更感到张栻的见解“卓然不可及”，对自己“开益为多”。朱熹还写下“忆昔秋风里，寻朋湘水旁。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联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的诗篇，记录了两位先贤追求真知和惺惺相惜的高尚情怀，留下一段千秋佳话。

二曰修身之德。七贤中，蔡元定是朱熹的得力助手，也是朱熹理学的主要创建者。蔡元定自小聪颖过人，八岁能诗，一日可记数千言，19岁筑室西山之顶，以野菜充饥发奋读书，25岁拜朱熹为师，两人相见恨晚，他的学问令朱熹感叹：“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而蔡元定只想当学生，自此师事朱熹终生不渝。朱熹治学每有疑难都会先与他探讨，朱熹的许多著作都凝聚着蔡元定的心血。

蔡元定一生不应科举，人品极受世人称颂，他“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是理学家中慎独的典范。庆元二年（1196年）“伪学”案起，蔡元定以“佐熹为孽”的罪名流放三千里外的湖南道州。临行前夜，朱熹率众弟子为其饯行，蔡元定从容泰然，无怨无悔：“执手笑相别，勿为儿女悲……断不负此学，此心天可知。”令朱熹十分感动：“朋友相爱之情，季通不屈之志，可谓两得矣。”是夜，师徒二人同处一室，通宵校订《参同契》一书，直至东方发白，使得本是伤别的夜晚变得无比的悲壮和美丽。庆元四年（1198年）蔡元定客死异乡，临终前遗言“惟以不见先生为恨”。苍苍年迈的朱熹老泪纵横，仰天长叹：“天何夺吾季通之速耶！”抱病写下字字带泪的《祭蔡氏季通文》。朱熹和蔡元定以自己崇高的德行赋予师生之间的尊严和神圣，为后人留下光辉典范。

三曰诲人之德。朱熹一生历经坎坷和磨难，随时都有被捕和杀头的危险，而这一切又都来自他的理学和教育，但他以哲人的先知和智慧洞见人性教化的神圣和艰难，坚定而无悔。蔡元定死后的第二年，朱熹避居东阳石洞，依然没有停止讲学。有人提醒他朝廷正虎视眈眈呢，他一笑置之。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九日，朱熹在“党禁横行”的人生逆境中走向生命的尽头，他的弟子蔡沈在《朱文公梦奠记》中记述了朱熹生命最后的几天；

初三日，在楼下改《书传》两章……是夜讲书数十条；

初四日，是夜，说书至太极图；

初五日，是夜，说《西铭》，又言为学之要；

初六日，改《大学·诚意章》；

初八日，作范伯崇念德书，托写礼书，又作黄直卿榦书：

初九日，甲子五更……气息渐微而逝。

噩耗传出，各地学子门生，不顾朝廷禁令，设置灵位，相聚祭奠，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村野山间，聚集起上千人为夫子送别。山风低回，松涛呜咽，人们的恸哭声和着辛弃疾“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祭文的悲怆声，久久回荡于天地之间！

传道、授业、解惑，诲人不倦，死而后已，夫子无愧矣！

（本文原载于《走进建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