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说两岸·
1895年公车上书的历史细节
汪毅夫
《伏阙陈书》图（陈冬挺供稿）
1895年四月初四日《都察院折（代递主事叶题雁等原呈）》（局部）（汪毅夫供稿）
上海《点石斋画报》1895年第3期刊有一幅《伏阙陈书》图（图一），描绘的是1895年公车上书的情形。图之上端有题记，其文曰：“台湾为南洋门户，自经李傅相与倭订约，允将全省拱手让之，全台人士义愤填膺，佥愿自备军饷与倭接战，为国剿除狂虏。其闽省诸孝廉之在京会试者，会同京官、商民缮就呈词，洋洋数千言，赴都察院陈情，继而浙江、广东、湖北、奉天、山东、山西、河南、湖南、广西、四川、江西等十省及陕、甘、云、贵、江苏、安徽、直隶七省各孝廉联名呈请代奏，众口一词，皆谓此地万不可让。已据都察院于四月初四日将先后所呈各情缮折具奏，未经发抄，是以初六、初八两日都察院内各省孝廉又聚，至千余名之多，纷纷议论，势若閧堂。旋经京畿道前往弹压。诸孝廉声称历朝有事，文死于谏，武死于战，今我国家被侵受辱至于此极，而文不闻有死谏者，武未见有死绥者，三百年养士之恩，所成全者固如是卑鄙无耻耶？一唱百和，院宪等皆莫可如何。我国家士气人心如此坚固，彼倭虏其知之否？”在我看来，此题记里有若干话题，虽属细节末枝，亦宜有说焉。
其一。举人、十八省之举人与公车上书。据清代闽人梁章巨《称谓录》，举人有公车、孝廉、贤书、乡进士等10余个别称。其中，作为举人别称的公车，其来由是举人赴考，官家给车马费的规定。我读康熙乙丑《台湾府志》，在《度支志》里看到“会试举人盘缠费30两”的记录，这便是台湾举人的公车待遇了。大凡举人上书，就叫公车上书。如，梁启超是举人，他的文集里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不是举人上书，则不能称为公车上书。如，1895年，福建进士黄谋烈曾上书抵制《马关条约》，黄谋烈上书不被称为公车上书。1895年有十八省之举人参加公车上书，《伏阙陈书》图之题记详列了这十八省之名：福建加上浙江等十省（汪按，题记误将奉天作为一省列入，删去不计恰为十省）、陕西等七省，凡十八省。据近人徐珂《清稗类抄》，清代初年即顺治年间，全国设十五个乡试即省级考试单位：顺天（顺天府试也作为乡试，也考取举人。后以顺天为直隶省别称）、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贵州。以省为乡试（省级科举考试）单位，清代初年有十五个乡试单位，也就有十五省举人。后来， 江南分为江苏、安徽，湖广析为湖北、湖南，陕西分出甘肃，成为清代的所谓“内地十八省”。以省为乡试单位（安徽和江苏分省后，虽有“江南汇考”例，但这属于两个乡试单位合办考试），十八个乡试单位便有“十八省举人”也。1895年以前，新疆、台湾已先后于1884年、1885年建省，但它们均未单独举办乡试、均未单独作为一个乡试单位。
其二。1895年公车上书之三阶段。诚如《伏阙陈书》图之题记所言，1895年先后三波公车上书潮：1.“闽省诸孝廉之在京会试者，会同京官商民，缮就呈词，洋洋数千言，赴都察院陈情”。据《都察院折（代递主事叶题雁等原呈）》（图二），1895年四月初四日，台湾举人（他们是从福建乡试胜出的举人，故被称为“福建诸孝廉”）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取具同乡京官”叶题雁、李清琦“印结”，到都察院联名上书，吁朝廷“勿弃”台地、台民“以予敌”；2.“继而浙江、广东、湖北、奉天（汪按，奉天府不是省级单位，应删去）、山东、山西、河南、湖南、广西、四川、江西等十省，及陕、甘、云、贵、江苏、安徽、直隶七省各孝廉联名呈请代奏，众口一词，皆谓此地万不可让”；3.“都察院于四月初四日将先后所呈各情缮折具奏，末经发抄（汪按，此即汪春源序《窥园留草》所谓“以公车诣阙，上书不报”）。是以初六、初八两日，都察院内各省孝廉又聚，至千余人之多，纷纷议论，势若閧堂”。我从《续修四库全书》读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见其年谱记：“（京师）连日并递章都察院，衣冠塞途，围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以一日二夜草就万言书，请拒和、变法、迁都三者”。又从《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附录“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公车上书记〉序》读到：“书上数日不报，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广东举人康长素者，素有时名，尝以著书被谤议。于时主其事，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公呈拟于初十日在都察院投递”，不料清廷提前于初八日“将和约盖用御宝，发使赍行”，于是“议遂中寝”。据此可知，史书所称“康有为合十八省举人上书”，其实有一重要细节被忽略了：“议遂中寝”，并未“在都察院投递”也。
其三。《伏阙陈书》图之题记谓：“旋经京畿道前往弹压。诸孝廉声称历朝有事，文死于谏，武死于战。今国家被侵受辱至于此极，而不闻有死谏者，未见武有死绥者，三百年养士之恩，所成了全者固如是卑鄙无耻耶？一唱百和，院宪等皆莫可如何”。此亦不当忽略而被忽略了的历史细节。1895年公车上书冲破了“士子干政”的禁令，故当局有“弹压”之举；1895年公车上书完全出于民族大义，所以当局又“莫可如何也”。
其四。《伏阙陈书》图之题记落款处钤有两枚印章，一为阴刻“忠君”，一为阳刻“爱国”。这是值得研究者重视的历史细节：当1895年公车上书渐进尾声，《伏阙陈书》图之题记的作者记其全程，临末乃以“忠君”和“爱国”作为1895年公车上书的基调和关键词。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