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台湾时期的泉州洪潮和通书
陈冬挺
清代，大陆对台湾流传最广、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书籍，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经史子集，而是民间刊刻的通书。通书，又称历书，俗称黄历，一年一本，年年不同，是自古以来囊括中国人由生到死等一系列活动的年度指导用书。泉台民间，尤以洪潮和继成堂编刊的通书最为盛名。
日据之前，除原住民外，一般的台湾人民，在民俗与农事乃至日常各类活动中，频繁使用来自祖国大陆的通书，就跟呼吸空气一样地自然。然而在日本窃据台湾后，殖民当局逐渐从各个方面割裂两岸文脉。1909年，已是日本占据台湾的第14个年头，日本政府以禁止台湾人使用清朝皇帝之年号为由，拟全面禁止著名的洪潮和、罗传烈及其他中国通书输入台湾，目的很明显，即欲使台湾社会逐步“脱中国化”，于是《台湾日日新报》于1909年12月9日刊载《禁用清历书》一文，如下图：
图一、1909年12月9日《台湾日日新报》剪影 （陈冬挺提供，下同）
该文称：“自来本岛人所用历书，概系清国福建泉州所刊之洪潮和历，及广东所刊之罗传烈历，与其他历书。在当局亦明知不能立使改用我国（笔者按：日本）历书，而又无可以代用之适当编著，不得已而默许其用。然为帝国臣民，而用大书外国皇室帝系与年号之历书，其不可者何待言，爰妥为审议。冀得其当者，其始原欲毅然禁止转输，以人民不便故，殊费踌躇。幸此际有斗六街人张文囿者，谋欲编纂适于本岛人之用者，爰许其发售，为此从前所输入清国历，此后务禁其使用也。”
文中坦言，殖民当局也知道日本历书无法立即替代传统的中国通书，如强禁则恐人民生活不便而引发反弹，便以所谓斗六街张文囿欲新编适合台湾人使用的日历为由，准许已在台湾社会存在的中国通书可予继续使用，但此后就严禁再使用中国的通书。
21天后，即1909年12月30日，《台湾日日新报》又载：《略历概说》一文。如下图：
图二、1909年12月30日《台湾日日新报》剪影
该文称：自明年始，本国所颁历书，既废附载阴历，且禁输入清国历书。本岛人惯用阴历，其蒙不便者，自亦在情理中。间尝取所颁明治四十三年（笔者按：即1910年）历书而观之，觉其体裁翻新。亦曾计及用阴历之便，虽不明示以阳历何日，即阴历之何日，然亦暗示于其间即设有月龄栏。曰月龄者，即指月之盈亏也，在月龄栏，别标明为朔为望为上弦下弦。标明为朔，即是日为阴历之初一日也……（下略）
该报道明确表示，自明年始（笔者按：即1910年），即将颁发的日本历书中，不会注明阴历，虽然该报道将日本历书的崭新体裁夸了一顿，但可以想见，这将会让几百年来都使用阴历作为日常生活参考，且以二十四节气作为生产劳作参考的台湾人民无法适应，且从该报道看来，殖民当局明确于1910年起，禁止中国通书输入台湾。
笔者不知道报纸上所谓的斗六街人张文囿在后来是否编出适合台湾人的通书？但从之后的报纸中，我们可以得知，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台湾社会，对于中国传统择日习惯，特别是泉州洪潮和通书的功能作用，仍然非常依赖。
图三、1927年5月26日《台湾日日新报》剪影
由此则《 艋舺筹备建醮续闻 日期由泉州洪潮和寄到》报道可见，1927年，艋舺龙山寺已聘请当地著名的日师，对其庆成福醮期日予以择日。但为求慎重，又另外委托海峡对岸的泉州洪潮和馆择定日期。由此可见，在中国通书无法流通的环境下，即使是著名的日师，或许其所参考之书不甚权威，或许甚至无书可考，故其所择之日自然无法让众人信服，于是艋舺龙山寺只得求助于泉州洪潮和馆帮忙择日，由此一窥洪潮和品牌在台湾人心目中的权威地位。
如果说艋舺龙山寺一例尚不能说明中国通书在台湾人民心中的认可度与需求度，那么再请看如下几则旧闻：
图四、1932年1月27日《台湾日日新报》剪影
由1932年1月27日报载《密输通书 二百四十部》的内容可知：台南市明治町人陈蔡发等人，购买华历（即中国通书）二百四十部输入台湾，被台南警署查获。
图五：1934年3月2日《台湾日日新报》剪影
由1934年3月2日报载之《旧除夕偶得大犯，密输华绸及阿片通书，其数约值四五千圆》一文可知，台南警署于1934年的旧历除夕夜，查获台南人李文山等人贩运绸布、鸦片以及八百五十册的通书。
图六：1936年3月25日《台湾日日新报》剪影
由1936年3月25日载《洪潮和通书密输入案 求刑罚金五百》之内容可知，台南市永乐町的布商李锦成，于客年（笔者按：即去年，1935年）十一月末，向厦门刘火炎购买了三千部的洪潮和通书，销遍全岛，被台南地方法院判罚500圆。
图七、1936年4月23日《台湾日日新报》剪影
由1936年4月23日报载之《密贩通书》可知，台中大屯郡北屯庄的廖隆志，秘密购买了洪潮和通书数百部，单价三圆，转卖于彰化郡下乡村，获得奇利，被彰化两名刑事警察扣押。
从以上多则关于台湾商人私自贩运中国通书、特别是洪潮和通书的报道来看，台湾人民对于祖国大陆传统文化的依赖性及需求性十分强烈，特别对于泉州洪潮和这个两百多年的通书品牌尤为看重，导致商贩因有利可图，不惜违反当局法令，冒险贩运。
洪潮和通书取自名家洪潮和之名，其人于清代乾隆初年任钦天监。出仕后迁居泉州府，以历学闻名遐迩。洪潮和归隐后，将其历法术算传授给长子彬海，彬海认为立法对当地民间习俗和农事活动具有积极的作用，以此向朝廷请旨，经恩准由官商合办日历馆。命名为洪氏“继成堂”，编印“春牛图”出售，民间广为使用。后来洪氏其他房份又各自独办择日馆。
洪潮和继成堂大约于嘉庆二年（1797年）开始编刻继成堂趋避通书，乾嘉以来，大批泉州人移居台湾，泉台之间交流密切，洪潮和通书大批输入台湾，而前来继成堂祖馆参学的台湾人自然也较多。清代输往台湾的继成堂通书，多为三房所编，且书上均特别标明有“专售台湾”字样。日据期间，尽管殖民当局在1910年严禁中国通书入台，试图切断中国文化对台湾的影响，但阻挡不了台湾人民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天然刚需，对于洪潮和通书的需求，依然非常巨大，在洪潮和继成堂祖馆（包括长房和三房）及各门人分馆的推动下，单是祖馆通书在台的发行量就相当惊人，据说最全盛期可达十万册。而在过去两百多年间，该堂编印的通书共超过了千万册。
在日本殖民当局禁绝中国通书长达35年之后，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泉州洪潮和继成堂就用船赶运了三千本通书到达台湾。至此，台湾人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光大属于自己传统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