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文学的一种解说

汪毅夫

台湾现代文学（包括现代时段的台湾新文学）及其历史的研究始于台湾光复初期、亦即台湾现代文学史的最后阶段（1945～1948）。在此一研究领域，台湾学者王锦江（诗琅）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料》（1947）[1]乃是最早、亦是最好的论文之一。王锦江此文留意及于台湾现代作家的写作用语、留意及于台湾现代文学在日据时期发生的“一种特别的、用中文和日文表现的现象”。

于今视之，王锦江当年留意的问题似乎很少受到留意，由此而有弊端多多。例如，有台湾现代文学史论著对台湾现代作家吴浊流的文言作品完全未予采认，对其日语作品，则一概将译文当做原作、将译者的国语（白话）译文当做作者的国语（白话）作品来解读。我们可以就此设问和设想，假若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在写作用语上的采认标准是国语（白话），文言不是国语（白话），文言作品固当不予采认；但日语也不是国语（白话），日语作品为什么得到采认？假若日语作品的译者也如吾闽先贤严复、林纾一般将原作译为文言而不是国语（白话），论者又将如何措置？另有语言学研究论文亦将吴浊流作品之译文当做原作，从1971年的国语（白话）译文里取证说明作品作年（1948）之语言现象。

本文拟从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来考量台湾现代文学的分野、台湾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的分类，以及台湾现代作家创、译用语问题的分析。

一

关于台湾现代文学和台湾新文学的“发轫”或“发端”，论者多锁定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相关著述亦往往以“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作为台湾现代文学史和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章”或“第一节”。

这里有三个问题应当得到澄清和说明。

首先，“台湾现代文学”不是“台湾新文学”的同义语。

“台湾现代文学”乃同“台湾古代文学”、“台湾近代文学”和“台湾当代文学”并举，而“台湾新文学”则与“台湾旧文学”对举。与此相应，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包括了文言作品、国语（白话）作品和日语作品等，而台湾新文学作品首先就排除了文言作品。

其次，“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实行与“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实现乃是同一个过程而不是同一回事。

“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之议的首倡者胡适曾经记忆道：

当我在1916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结果）；它成熟的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们只用了四年时间，要在学校内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几乎完全成功了。在民国九年（1920），北京政府教育部便正式通令全国，于是年秋季始业，所有国民小学中第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

在1919年至1920年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共约四百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2

应该毫不含糊地指出，胡适在这里所记所忆的情形其实并不曾发生1916～1920年间的台湾。其时，台湾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已经二十余年。日据当局从据台之初就将“使台人迅速学习日本语”列入《对台教育方针》（1895），开始在台湾强制推行日语、阻限汉语。台湾的报刊几乎都以日语版发行，报刊之“汉文栏”篇幅相当有限。日据当局企图在台湾学校和报刊实行的不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而是用日语取代汉语。在台湾，“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始倡乃在1920年以后，它在台湾光复以前只是部分地得到部分台湾现代作家的响应，基于“保持汉文于一线”[3]的理念，部分台湾现代作家学习和使用文言的活动不曾稍怠，文言一直是台湾现代作家主要的写作用语之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则在台湾光复初期（1945～1948）、在胡适1916年曾经预计的“三十年”届满之期才得“几乎完全成功”。

日据时期台湾公学校课程表

第三，“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可以表述为“从文言到国语（白话）”。

文言即古代汉语书面语；白话即国语（民国初年确定的国家共同语，[4]包括书面语和口头语），如张我军1925年在台湾倡言“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时所称“我们之所谓白话是指中国的国语”[5]，亦如叶荣钟1929年向台湾读者介绍“中国新文学概观”时所谓“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6

那么，有什么理由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亦即从文言到国语（白话）的转换作为台湾现代文学起始的标志，或者说，作为台湾现代文学与台湾近代文学分野的标志呢？

在我看来，其合理性盖在于：在台湾文学史上，包括从文言到国语（白话）在内的语言转换问题，乃是发生于台湾现代文学时期的特殊问题，并且始终贯穿于台湾现代文学的进程；在台湾现代文学时期，国语（白话）是语言转换的主要趋向和最终结局。因此，从文言到国语（白话）不仅是台湾现代文学同台湾近代文学，也是台湾现代文学同台湾当代文学分野的显要标志。

首先，从文学总体看，台湾现代文学的全程乃是“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7]，即语言转换的过程。从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从台湾现代作家的写作用语来研判，台湾现代文学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黄朝琴《汉文改革论》和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在《台湾》发表、《台湾民报》创刊的1923年起，迄于《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和《台湾新民报》之“汉文版”被迫“废止”的1936年6月为第一阶段。在此一阶段里，文言作为传统的写作用语，从台湾古代文学、台湾近代文学承袭而来，又从台湾近代文学时期兴起的结社联吟活动的惯性得力，于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延续和普及；另一方面，由于大陆文学革命的影响及于台湾，也由于黄朝琴、黄呈聪和张我军一干人等的倡言推展，国语（白话）也成为台湾现代作家一种时髦的写作用语。另有部分台湾现代作家已经养成了用日语写作的能力，如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所记：“能够写日文的固是济济多士”[8]。

（二）从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至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为第二阶段。在本阶段，日据当局全面取缔报刊之汉文版、汉文栏和学校之汉语教学，用国语（白话）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基本上失去了发表作品的空间，用文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却由于日据当局并未取缔诗社而有乘隙活动的余地，文言和日语乃是台湾现代作家仅有的两个选项。

（三）台湾光复初期（1945～1948）为台湾现代文学的最后阶段。在这最后阶段里，随着国语推行运动的推展，台湾民众的国语普及率大幅提升，学校的教材，坊间的书报改用了国语（白话）。用日语写作的作家几乎都停止了写作，文言作品的作者和读者也一时间失去了热情，国语（白话）终于取代文言、取代日语成为台湾现代作家的首选。

总而言之，台湾现代作家的写作用语从第一阶段的文言加上国语（白话）和日语，到第二阶段的文言和日语，再到第三阶段的完全采用国语（白话），恰是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从起到合又恰是一个从文言到国语（白话）的转换过程。

其次，就作家群体而言，除了洪弃生（1867～1929）、王松（1866～1930）和连横（1878～1936）等老作家坚持用文言写作而不移易，使用不同写作用语的台湾现代作家在其文学活动中经历了各不相同的语言的转换。

兹举例言之。

（一）从用方言写作到兼用国语（白话）写作

台南南社社友谢星楼（1887～1938）和黄茂笙（1885～1947）终生未放弃用文言写作。1923年7月，谢星楼在《台湾》发表被誉为“相当优秀的小说”和“现代小说的萌芽”[9]的国语（白话）小说《犬羊祸》（同年8月，《犬羊祸》又在《台湾民报》重刊）。黄茂笙的剧作“共有《谁之错》、《破灭的危机》、《暗明夜灯》、《复活的玫瑰》、《人格问题》等”，其中《破灭的危机》“语言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未完全口语化”。[10]

赖和（1894～1943）、陈虚谷（1891～1965）和杨守愚（1905～1959）均是彰化应社的社友，长于用文言写作，赖和并且是“在台湾的旧诗坛崭露头角，成为应社的一员大将”[11]的人物。他们用文言写作，也用国语（白话）写作；用国语（白话）写作新诗，也用国语（白话）写作小说。

（二）从用文言起草到用国语（白话）和方言定稿

在台湾“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提示到大众之前”[12]的赖和，“每写一篇作品，他总是先用文言文写好，然后按照文言稿写成白话文、再改成接近台湾话的文章”。[13]显然，赖和“每写一篇作品”的过程就是一个从文言到国语（白话）的转换过程。

赖和

（三）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日语写作

吴浊流（1900～1976）早年参加苗粟诗社和大新诗社，一生写作旧诗上千首。吴浊流颇看重自己的旧诗创作，生前留言以“诗人吴浊流先生葬此佳城”勒其墓碑。[14]1936年起，吴浊流用日语写作《水月》、《泥沼里的金鲤鱼》和《亚细亚的孤儿》等小说名篇。戴国辉指出，吴浊流“虽然吟咏并书写汉诗，但小说一概都用日文撰写”。[15]

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

（四）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日语和国语（白话）写作

叶荣钟（1900～1978）的文学生涯是从用文言写作旧诗开始的。“叶氏生长于文风鼎盛的鹿港，从小习古诗文，后来到台中雾峰跟随林献堂时加入‘栎社’，与林幼春成忘年交，从十八岁到七十八岁去世时为止，前后六十年诗作不辍”。[16]叶荣钟的“日文功力系不容被质疑的……但他的中文造诣不仅不差，甚至有过于北大校友洪炎秋和北师大毕业生张我军等人”[17]。叶荣钟在台湾现代文学时期用文言写作，也用日语和国语（白话）写作。

（五）从方言俚语到文言词语

连横曾谈论“以台湾语而为小说”的问题。他认为：“台湾之语，无一语无字，则无一字无来历”，“其中顾多古义，又有古音、有正音、有变音、有转音”，他举出方言俚语中的“灶下八语”来证明“台湾语”即闽南方言之“高尚典雅”。[18]基于这一判断，他反对在使用方言俚语时“随便乱书”，即使用同音替代字或生造僻字，要求采用规范的古代汉语对应词。

显然，连横主张的是从方言到文言的转换。

总而观之，尝试用方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鲜有斩获、亦终未形成群体。对“以台湾语而为小说”颇为关注的连横只看中许丙丁的《小封神》一篇。但是，在作品里采用方言俚语在台湾现代作家中乃是一种创作风气。部分作家在采用方言俚语时，留意于取其对应的文言词语。兹以赖和的小说名篇之篇名为证。赖和的《斗闹热》（1926）和《一个同志的批信》（1935）里的“斗”、“闹热”和“批”都是方言里保存下来的古语。斗，相接谓为斗，李贺《梁台古意》：“台前斗玉作蛟龙”；闹热，热闹也，白居易《雪中晏起偶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诗》：“红尘闹热白雪冷”；斗闹热，凑热闹也。批，古代指一种上传下达的公文，在闽南方言里指各种书信。

（六）从用日语写作到用国语（白话）写作

吕赫若（1914～1951）在台湾光复前用日语写作，并成为最重要的用日语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之一。其日语名作有《牛车》、《暴风雨的故事》等20余种。在台湾光复初期，吕赫若改用国语（白话）写作，有《故乡的战事一：改姓名》（1946）、《故乡的战事二：一个奖》（1946）、《月光光——光复以前》（1946）和《冬夜》（1947）等国语（白话）作品发表。

（七）从用方言思考到用日语和国语（白话）写作

在台湾光复前用日语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有相当部分运用日语的能力低于其方言的水准。叶荣钟有与此相关的一番评估，略谓：

台湾人在日本占据的51年间，受尽欺凌压迫，但是在日常生活上最感痛苦的仍然以丧失语言的自由为第一，因为不能自由运用日语（比较台语而言），未开言就有三分的败北感，这是笔者身受的感觉，使人永难忘怀。若论笔者年轻时的日语能力，不但自信相当强，跟随林献堂先生屡次到东京去访问日本政要，为他老人家做翻译，颇受他们的嘉奖，当笔者毕业由东京归台时，所担心的，就是返回故乡能否用台语演讲一事，以笔者这样的日语能力，尚且会感觉三分的败北感，其余的不是可想而知吗？[19]

这部分作家在改用国语（白话）写作的初期，其运用国语（白话）的能力也往往低于方言的水准。因此，他们的写作过程乃是一个从用方言思考到用日语和国语（白话）写作的转换过程，其作品也往往留有用方言思考的痕迹。

以吕赫若的作品为例。林至洁翻译的、吕赫若的日语小说《财子寿》的中文译文有“室内打扫的一尘不染，而且摆放了几张待客用的‘猿椅’”之语。[20]“猿椅”其实应译为“交椅”，是一种有靠背和环行扶手的座椅，亦称“太师椅”。在闽南方言里，“猴”与“交”近音，而猴的日语对应词是“猿”。吕赫若在其日语作品里留下了用方言思考的痕迹：他生造了“猿椅”一词来对应闽南方言里的“交椅”。吕赫若的国语（白话）作品也留有用方言思考的痕迹。如《冬夜》有“他是个某某公司的大财子”之语，[21]“财子”应为“财主”，在闽南方言里，“财主”读若“财子”，两者是完全同音的。

当然，也有一些用日语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连思考都全是日文”，[22]他们在台湾光复初期几乎完全停止了写作。例如，张文环“在台湾光复以前，他是台湾的中坚作家，做一个文学作家正要步入成熟的境地。就在这当儿，台湾光复了……一向用日文写惯了作品的他，蓦然如断臂将军，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得不将创作之笔束之高阁，”转而“认真学习国文”。[23]

（八）从日语作品到国语（白话）译文

台湾光复初期，也有少数用日语写作的作家一边学习国语（白话），一边用日语写作。其日语作品经他人译为国语（白话），以此方式间接地实现了从日语到国语（白话）的转换。

台湾《新生报》之文艺副刊《桥》，乃是台湾光复初期重要的文艺园地。该刊编者曾刊登广告，“欢迎本省作者投稿”，并说明“无论日文与中文均所欢迎”。[24]杨逵的日语作品《知哥仔伯》[25]、叶石涛的日语作品《澎湖岛的死刑》[26]和《汪昏平·猫·和一个女人》[27]，就是由潜生译为国语（白话）并发表于该刊的。

上述种种语言的转换，其前项都不是国语，其后项的一半以上乃是国语（白话）。质言之，国语（白话）乃是台湾现代文学进程中语言转换的主要趋向。在台湾光复初期，完全采用国语（白话）则是语言转换的最终结局。

二

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遗留，我们今天看到的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略可分为文言作品、国语（白话）作品和日语作品。其中，部分日语作品发表前已经过译者译为国语（白话）、已经过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如杨逵作、潜生译的《知哥仔伯》，叶石涛作、潜生译的《澎湖岛的死刑》和《汪昏平·猫·和一个女人》；大部分日语作品则在发表后由经过译者译为国语（白话）、又经过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因此，对台湾现代文学作品还应有原作和译文之辨；对于译文又当注意各种译本之别，如吕赫若作品之施文译本、郑清文译本和林至洁译本等。

吕赫若小说全集（林至洁译）

某些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其实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一个亦创亦译的过程。如赖和作品的从文言初稿到国语（白话）夹杂方言的定稿，吕赫若作品的从方言腹稿到日语或国语（白话）文稿。与此相应，台湾现代作家的创作用语其实可以称为创、译用语，它涉及文言、国语（白话）、日语和方言。

兹谈论台湾现代作家创、译用语的若干问题。 

（一）台湾现代文学乃从倡言“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起步，又在日据当局强制阻限汉语的重压之下艰难地进步。然而，作为古代汉语书面语、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写作用语，文言在日据时期始终是台湾作家主要的写作用语之一。我在上文已经谈到，在台湾现代文学起步以后、台湾光复以前，“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只是部分地得到部分台湾现代作家的响应。我们看到的事实是，部分台湾现代作家接近和接受了国语（白话），但罕有用文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放松或放弃了文言。用文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提倡作诗，组织诗社以期保持汉文于一线”，[28]他们使用方言、写作旧诗、结社联吟，用意乃在“特籍是为读书识字之楔子”。[29]这是台湾现代作家主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情况看，日据当局政策调整过程中留下的空白也使得用文言写作的台湾作家有了乘隙活动的余地。在日据时期，日据当局的文化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笼络政策到限制政策和扼制政策的调整过程；而台湾文学则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期（1895～1902）后开始复苏，其标志是1902年台中栎社的重振和结社联吟活动的恢复。作为日本汉文学在台湾的延伸，侵台日吏中的汉文学家和汉文学爱好者广泛地介入结社联吟的活动，共同倾心于用文言写作汉诗（中国旧诗）。日本汉文学在台湾的延伸、日人在台湾的汉文学活动，最初乃受到日据当局文化笼络政策的鼓励，属于执行文化笼络政策的行为。当日据当局不再采取文化上的笼络政策，开始限制并进而扼制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发展，日本的汉文学却因感受了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魅力而继续延伸。它在客观上延长了文化笼络政策的时效，并使得文化限制政策和文化扼制政策的覆盖面留有空白，为台湾作家使用文言、写作旧诗和结社联吟活动的公开化和合法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日据当局限制并且进而扼制汉语教学和汉文报刊，却不曾对使用文言、写作旧诗和结社联吟的活动实施严厉的限令或禁令。据台湾学者报告，1902年台湾全省共有诗社6家，到台湾现代文学起步之年的1923年增至69家，此后，仍然保持逐年增加的惯性，至日据后期的1943年竟然攀升至226家。[30]这是日人始料不及、亦是我们终于看到的文言成为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包括台湾现代作家）主要写作用语的客观原因之一。

（二）在台湾光复以前，用文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有相当部分是透过方言来学习文言，又用方言来诵读或吟唱文言作品的。

台湾学者黄美娥报告：

考察日据时期本地的诗社活动，尚可发现一有趣之处，由于土地开发关系，本地人口结构包括了闽籍与客籍百姓，因此成立诗社时，也就出现有以闽籍成员为主的诗社，如新竹市区内的“竹社”、“青莲吟社”、“耕心吟社”……创立于竹北地区的“来仪吟社”、“御寮吟社”、“锄社”，以及创立于关西、新埔地区，以客籍成员为主的“陶社”、“大新吟社”、“南瀛吟社”等。由于使用语言不同的关系，吾人可以发现地方境内的各个诗社当其举行联吟诗会时，语言对于活动的进行，会发生关键性的区隔作用：例如竹北地区的“锄社”，其举办诗会时，往往会与同操闽语的新竹市区文人联吟，始终未见其与附近的“陶社”或“大新吟社”、“南瀛吟社”举行区域性的诗社联吟；而使用客语的“陶社”，则屡与邻近同属客语系统的新埔文人或桃园龙潭诗人聚会切磋。[31]

显然，“操闽语”的作家与“使用客语”的作家都用文言写作，却用各自的方言吟唱，由此发生了结社联吟活动中的方言“区隔”现象。这种方言“区隔”现象，同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方言“区隔”的情况是一致的。当台湾光复之时，重庆《大公报》记者李纯青在台湾苗粟就曾有“苗粟讲客家话，有时要经过两道翻译，由国语翻闽南语，再由闽南语翻客家话”[32]的遭遇。文学上和社会上的方言“区隔”共同反映了国语（白话）低普及率的状况。以此衡之，台湾现代文学在台湾光复初期短短几年之间迅速实现为“国语的文学”，[33]台湾光复初期的国语推行运动与有力焉、功莫大焉。

（三）1925年10月25日，张我军在《台湾民报》发表《中国国语文做法·导言》；[34]翌年，张我军《中国国语文做法》一书在台湾出版。二十年后，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翌年，张我军返回台湾，并着手编《国文自修讲座》。《国文自修讲座》1～5卷于1947年起陆续在台湾出版。

《中国国语文做法》乃是“用国文讲国文”，而《国文自修讲座》则是“借用大多数台胞能懂的日文做工具”即用日文“讲国文”。张我军说：

用文字对现在不懂国文的台胞讲授国文，要用国文做工具。换句话说，要用国文讲国文，事实上恐怕是等于不讲；假如台湾方言是能够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文字来表现的话，那么用它来做工具，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了。无奈台湾方言是无法表记的，即使勉强用汉字写出来，读起来比国文也许更难懂。所以本讲座只好借用大多数台胞都能懂的日文做工具。但是大约推量起来，读过六卷之后，浅近的国文也能够了解了，第七卷以后便可以用国文讲解，而实在无法了解的地方才辅之以日文。[35]

同编写《中国国语文做法》时的情形不大相同，《国文自修讲座》面对的是“现在不懂国文的台胞”和“大多数台胞都能懂”日文的情形，面对的是基本“不懂”国语（白话）和基本“都能懂”日语的读者。《国文自修讲座》因而“只好借用大多数台胞都能懂的日文做工具”。从张我军的话语里，我们感受了苦楚。

从台湾光复初期国语推行运动的实际情况看，“用国文讲国文”、用方言“讲国文”也是台湾民众曾经采用的讲授和学习国语（白话）的方式。台湾民众最常用的方式则是借助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或方言罗马字来学习国语。钟肇政先生自称在台湾光复初期透过注音符号和文言读本学习国语（白话），并宣称这是不少人“共通的学习经过”；[36]朱兆祥则提及“注符、方符、国罗、方罗”（即注音符号、方言符号、国语罗马字和方言罗马字）都是“国语指导员”；[37]胡莫和朱兆祥在台湾光复初期还分别提出《新拼音法（台湾新白字）》[38]和“厦语方言罗马字”之“新草案”，[39]以济“台湾方言是无法表记的”之穷。“由方言到国语，由方符到国文，这是国定的左方右国———或左义右音的政策。台湾省的国语运动正是朝着这个路走的”。[40]据我闻见所及，台湾光复初期出版的国语自学辅导读物，先于张我军《国文自修讲座》的有林忠（台湾广播电台台长）的《国语广播教本》（1945）和许寿裳（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1946）。

（四）从总体上看，台湾现代文学作品采用了大量的台湾方言俚语。某些作家甚至抱持了用方言来写作小说的态度，某些日语作品在译成国语（白话）后，亦是方言俚语迭出。一部《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41]（1920～1945），简直是一部“台湾方言语汇”。

例如，废人（郑明）的国语（白话）小说《三更半暝》[42]篇制短小，采用方言俚语竟达70余处：半暝（半夜）、家伙（家当）、落车（下车）、土粉（灰尘）、生成（天生）、头面（脸面）、大肠告小肠（喻饥肠辘辘）、安尔（如此这般）、滚水（开水）、无工（没时间）、银角子（钱）、早起（早上）、落眠（入睡）、有影（真的）、后壁（后边）、淡晡（一点点）、下晡（下午）、淡薄（一点点）、随时（马上）、啥货（什么）、恁（你）、人客（客人）、干鄙噪（咒骂）、人气（人缘）、生理（生意）、菜店（酒店）、走桌（跑堂）、舍（对世家子弟一类人物的称谓）、落崎（下坡）、饲妻子（养家小）、趁（赚）、滚笑（开玩笑）、晏（晚）、住暝（过夜）、知影（知道）、仙（先生）、拢（都）、终世人（一生、一直）、时行（行情好）、头家（老板）、无偌远（不多远）、畅话（笑话）、敢（恐怕）、二点外钟（二时许）、娶（领）、拼（清理）、步辇（步行）等。

又如，翁闹的日语小说《戆伯仔》由钟肇政译为国语（白话），[43]译文里也有唐山（大陆）、翘（死去）、仙（先生）、银（钱）、牵手（结婚）、转来（回来）、番薯（地瓜）、查某（女人）、埕子（平地）、红毛番（外国人）、空（闲）、店仔（小店）、街路（街道）、阵（行进的队伍）、大日头（炎日）等方言俚语。

由于台湾现代国语（白话）小说和日语小说之国语（白话）译文往往夹杂方言和日语，《光复前文学全集》的编者特地采用了文后附注之法：“内容有日语或闽南方言之处，为求不干扰原文，一律附注于后，我们希望附注部分并非是原文的附属而已，而能自成独立单元，让读者在查阅之余，能进一步伸入其中，去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是以，诸如 ‘二林事件’、‘台湾文化协会’、‘公益会’、‘尾衙’`开正’、‘演武亭鸟仔’、‘举柴仔撞目睛的’……皆尽可能予以评注”。[44]

台湾文化协会第一回理事会纪念合影

我曾在《台湾文学：民俗、方言的介入》[45]一文里指出：

民俗和方言本来就有一层如影相随的密切关系。民俗学家顾颉刚曾经说：“以风俗解释方言，即以方言表现风俗，这是民俗学中新创的风格，我深信其必有伟大的发展。”顾颉刚肯定的是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的研究方向，也是民俗和方言之间的密切关系。台湾民俗和台湾方言共同介入台湾文学，主要是由这层关系约定的。

日据时期，在日据当局文化政策的重压之下，坚守传统的民俗习惯和语言习惯成为台湾人民抵制日据当局文化政策的主要斗争方式，成为台湾人民最为看重的生活方式。传统的民俗习惯和语言习惯，台湾民俗和台湾方言，自然也为台湾作家所看重。对于台湾现代文学作品采用方言俚语的现象，这应该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那么，为什么在台湾现代文学的进程中，方言作品始终未能自成一类、自成一种气候呢?

举例言之。在《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里，柳塘（杨朝枝）的小说《有一天》[46]里有“谁叫你来的，是你的阿母吗”和“不是，是我的阿妈叫我来的”之问答。在闽南方言里，“阿母”指母亲，“阿妈”却是对祖母的称谓。作者或编者不就此注释，闽南方言区以外的读者将困惑不解：妈妈（阿妈）不是母亲（阿母），这算什么回事?废人（郑明）的小说《三更半暝》里有“娶查某出局”之语，意即带妓女出场。在闽南方言里，“娶”另有“带领”之意。如果作者或编者于此处不予附注，所有的读者都会产生歧义，以为书中人物娶了妓女为妻为妾。所谓“方言作品”当然是通篇方言，给通篇方言加注，注文当然多于本文。读此注文多于本文的作品，对此“椟多于珠”的情形，读者往往不堪卒读。看来，张我军所谓“台湾方言是无法表记的”和连横所谓“以台湾语而为小说，台湾人谅亦能知，但恐行之不远耳”[47]，乃是尝试用方言写作的台湾现代作家鲜有斩获，文言作品未能自成一类、自成一种气候的原因。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载台湾《新生报》1947年7月2日。

[2]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63页，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3]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下册，第619页，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4]关于“国语”和“共同语”周有光谓：“现代的共同语源出于古代，但不同于古代……共同语的名称也经过演变。清末民初称‘国语’(国家共同语)，50年代称‘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1982年的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全国共同语)。新加坡和海外华人称‘华语’(华人的共同语)。名称不同，实质相同。”语见《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2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5]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第56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

[6]叶荣钟：《叶荣钟早期文集》，第231页，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7]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42页。

[8]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下册，第619页，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9]刘登翰等：《台湾文学史》，上册，第373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0]吴毓琪：《南社研究》，第196～198页，台南市文化中心1999年版。

[11]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第286页，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12]守愚：《小说与懒云》，收李南衡主编《赖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出版社1979年版。

[13]王锦江：《赖懒云论》，收李南衡主编《赖和先生全集》。

[14]钟肇政：《铁血诗人吴浊流》，转引自黄重添等：《台湾新文学概观》，上册，第50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

[15]戴国辉：《叶荣钟先生留给我们的淡泊与矜持》，引自叶荣钟《少奇吟草》第29页，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16]洪铭水：《〈少奇吟草〉跨越世代的见证》，引自叶荣钟《少奇吟草》，第42～43页。

[17]戴国辉：《叶荣钟先生留给我们的淡泊与矜持》，引自叶荣钟《少奇吟草》第29页。

[18]连横：《雅言》，第2页，台湾省银行1963年版。

[19]叶荣钟：《半壁斋随笔》，下册，第224页，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

[20]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第228页，台北联合文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

[21]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第537页。

[22]钟肇政：《创作即翻译》，载台湾《联合报》1991年8月20日。

[23]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第366页。

[24]见台湾《新生报》1948年8月9日。

[25]见台湾《新生报》1948年7月12日。

[26]见台湾《新生报》1948年7月21日。

[27]见台湾《新生报》1948年8月8日。

[28]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下册，第619页。

[29]台中栎社发起人林痴仙语。转引自林献堂：《无闷草堂诗存·林序》。

[30]吴毓琪：《南社研究》，第33～34页。

[31]黄美娥：《建构中的文学史：新竹地区传统文学史料的采集、整理与研究》，台湾文学史料编纂研讨会论文(台北，2000年)。

[32]李纯青：《二十三天的旅行》，载重庆《大公报》1945年12月6日，引自《望乡》，第28页，台北人间出版社1993年版。

[33]胡适语。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27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34]载《台湾民报》第76号，1925年10月25日。

[35]引自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第433页。

[36]钟肇政：《创作即翻译》，载台湾《联合报》1991年8月20日。

[37]朱兆祥：《厦语方言罗马字草案》，载《台湾文化》第3卷第7号，1948年9月1日。

[38]胡莫：《厦门方言之罗马字拼音法》，载《台湾文化》第3卷第5号，1948年6月1日。

[39]见《台湾文化》第3卷第7号，第13～18页。

[40]朱兆祥：《厦语方言罗马字草案》。

[41]钟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

[42]原载《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10号，1936年12月;收钟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6卷。

[43]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7号，1935年7月，译文收钟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6卷。引自钟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6卷。

[44]引自钟肇政、叶石涛主编：《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1卷，第5页。

[45]收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46]收《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第5卷。

[47]连横：《雅言》，第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