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说两岸·

从俞老师考英文谈起

汪毅夫

俞元桂老师生前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是众多学生共同敬重和怀念的老师。

俞老师晚年告诉我，他于抗战后期报考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入学考试之英文考题是“英译汉”。俞老师自忖英文很菜，读那英文仅能略知大意。如何是好？急智中想起吾闽先贤严复、林琴南惯用的方法，将英文“意译”成文言文。然后是阅卷的英文老师感到头痛了，他也在急智中给俞老师对英文略知大意的理解能力、当然也给自己对文言文略知大意的理解能力打了60分，来一个大圆满的结局。我想，如果近代以来福建人在语言上有“四大发明”，则其中应该包括把飞机说成灰机，也应该包括把英文意译成文言文。更奇巧的是，林琴南不识英文，是边听友人从英文名篇讲故事，边用生花妙笔写成文言文小说(如《茶花女轶事》等)的。

“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1919年前后新文学革命的主张之一。新文学在中国大陆，是从1919年实现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 的转换后上路的。在中国台湾，情况大不一样。在1919年前后的台湾，用文言文写作、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作品并不多，所多的是用日文写作的作家、作品。这造成了台湾文学史研究的许多特殊问题。譬如，用文言文写作的作家便是“旧文学的堡垒”吗？他们用文言文而不用日文写作是完全负面的示范吗？用日文写作的作家就应该受到诟病吗？在1919年前后的台湾，国语（白话）普及率低下，当编者、读者、作者大都不能使用国语（白话）的情形下，实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可能的吗？文言文不是白话文，所以现代台湾作家用文言文写作的作品不是台湾新文学作品，那么，日文也不是白话文，现代台湾作家用日文写作的作品也不是台湾新文学作品吗？现代台湾作家用日文写作的作品大多是1970年代翻译成白话文的，能将白话文译文等同于日文原文吗？最坑爹的问题是，如果釆用吾闽先贤严复、林琴南惯用的方法，将台湾现代作家用日文写作的作品译为文言文而非白话文，研究者该如何是好？学术研究往往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发现问题就会感到头痛，发现感到头痛的问题，研究者就有活干了。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