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绥之教授的故事
汪毅夫
薛绥之教授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曾任教于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和山东大学。
薛绥之教授
1946年，薛绥之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当了北平《世界日报》记者，在北平、台湾、青岛各地干得风生水起，好不精彩。当年，薛绥之在《釆访生涯杂忆》（载《北方杂志》）里说：“我从小起，就喜欢写一点什么东西到校刊上去发表，到了中学居然有同学开玩笑称我‘文人’了。‘文章’这种东西，古人称为‘致穷之具’，老早便想，自己是否潦倒终生不得预言，但不会发财是毫无疑问的了。当时颇想到燕大去读新闻系。”从北京大学毕业，薛绥之的夙愿“就得到了兑现”：当了北平《世界日报》的记者。除了偶有报道失误一类“塌场”的事，他对自己精彩的“采访生涯”还是满意的。例如，他在战后采写“汉奸新闻”，到北平监狱采访金璧辉（川岛芳子）后写的《悲剧里的喜剧——金璧辉会面记》轰动一时；他到北京八道湾周家采访周作人的夫人羽太芳子，报道周作人受审前后的事情，包括胡适给周作人劝其南下的诗。1947年2月至12月，薛绥之作为北平《世界日报》驻台记者，在台湾也写了很多精彩的报道。如 1947年3月8日，北平《世界日报》刊出薛绥之的《台湾人的悲哀》，该文副题是“当了50年奴隶，如今又没饭吃了”。薛绥之记当年台湾米荒、物价飞涨、失业剧增、学潮频发和自杀、贪污等社会问题，以及“台人口中失望论调”等社情民意甚详。1948年3月24日，薛绥之在山东青岛《青声月刊》 上写《我怀念台湾》，文中记其在台经历：“笔者于民国36年2月19日由北平经天津、上海抵基隆，（同年）12月31日离开基隆，在台湾逗留10（个）月又10天，因为职业及兴趣的关系，各阶层的人民接触的较广泛，到过的地方也较多，除在彰化、台北两地住过较长时间外，其余如基隆、罗东、桃园、新竹、竹东、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地都到过，名胜如南投、草山、日月潭、阿里山都曾涉足。在台期间及来青（岛）之后，朋友写信谈话，都探询台湾的情形。我在台期间不长，观察不周，意见不免‘皮毛’，但这‘皮毛’的意见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对台湾政治、经济情形已于在台期间，撰写通讯，分别寄交北平《世界日报》发表，近又写一《台湾十月》叙述我在台所见闻，拟在青岛《民言报》晚刊发表。”
薛绥之在台期间还担任教职。除担任台北、彰化的中学教员外，“有三个月在桃园农校兼课，每天下午坐1时火车到台北，夜里10点再坐火车回桃园”；他不但教国文，“英文、公民、历史，笔者都曾教过” 。出于老师的天性，他对台湾学生的学习负担相当焦虑，他说 ：“笔者在(台湾)一所省立中学兼为人师，因为缺人，高中部的国文、英文、公民、历史，笔者都教过。教来教去，觉得问题重要，和别人说起，也都有同感，所以觉得有这个资格，也有这个义务，来替他们说几句话。”他在《北方杂志》发表《替台湾学生诉苦》，略谓：“现行中学课程，本来已够繁重，台湾学生再加上语言和文字的困难，如何吃得消。上课时教员的讲授不能充分了解，回家书又看不通，许多学生向笔者诉苦，笔者也深感他们实在太苦了。”从心里关爱学生，这是老师的天性。“替台湾学生诉苦”，天性使然也！数十年后，薛老师的教泽亦及于我。1978年，我读大一时在母校《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发表《鲁迅在厦门若干史实考》。其时，薛老师在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主持编辑《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因而赐信于我。此后不时来信指导和勉励。1983年，薛老师指导的研究生宋益乔兄完成研究生学业。薛老师亲自送宋益乔兄到福建师大参加学位答辩、申请硕士学位。受俞元桂教授委派，我到福州火车站恭候，第一次见到了爱生如子、爱才如命的薛老师。宋益乔兄顺利通过学位答辩，薛老师特别高兴。接着，我陪薛老师看望他在福州的几个老友，又从薛老师的言谈受到教益。不久，薛老师从聊城师院发电报给俞元桂老师：“省教育厅让我带在职研究生，欢迎汪毅夫同志报考。”俞老师将电报给我，让我自己决定。我满怀感恩给薛老师写信，说是已决心报考俞老师的研究生了。同俞老师一样，薛老师的心满满的是对学生的关爱。俞老师《悼念绥之同志》称道薛老师“以创造性的方式培养研究生，先着手编辑资料性的书籍，并以此为凭藉，进一步撰写论著。研究生毕业了，论文通过了，一本资料性书籍和一本论著也随之诞生”。
薛绥之老师到访福州期间，我陪他看望原在福建师院、后到山东师院担任领导工作的老李。那时，老李半身不遂，健康状况堪忧。他住在福州干休所里，有个保姆照护他。故人相见，各是老泪纵横，情景令人动容。离开老李的住处，薛老师在车上沉吟多时，然后告诉我：老李在山东师院工作曾有“极左”的倾向，“文革”期间自己也受到“极左”的迫害。可是，在关押所谓“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老李也不忘同“右派分子薛绥之”划清界限。薛老师为此同他争论，他终于接受薛老师说的“我们都是受害者”，终于同薛老师成为患难之交。薛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我同老李争论，完全是因为个人遭罪事小，民族受难事大，不能不说。”
（原载于《炎黄纵横》2026年第2期，作者为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