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说两岸·
读研的故事
汪毅夫
曾任福建师大中文系主任的俞元桂教授，是中山大学研究院出身的名师。报考研究生照例要考外文，俞老师当年的外文考题是一篇作品的英译汉。读了考题，他对这篇英文作品略知大意却对其中的不少单词似懂非懂，恐怕很难考试过关。急智中，他用林琴南式的意译笔法将英文作品译成文言文。到了阅卷环节，轮到对文言文似懂非懂的英文老师感觉头疼了，阅卷老师百般纠结，最后以60分的成绩放他一马、也放自己一马。
和白话文一样，文言文也是汉文。将英译汉的考题做成文言文，没毛病。可是，该划重点的问题来了。我们知道，在日据台湾时期的50年里，台湾作家的写作用语主要是日语，用文言和白话写作的作家、作品不多。我们今天阅读的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作品（其集大成者是《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几乎全是白话文作品，文言文作品几乎全被忽略。实际上，这些白话文作品有一半以上是从日文翻译成白话文的。试想，如果将当年台湾作家用日文写作的作品一律译为文言，一部《台湾现代文学史》当如何写作？就《台湾现代文学史》而言，文言文不是白话文，所以台湾作家的文言文作品得不到釆认，但日文也不是白话文，台湾作家的日文作品却为什么得到采认？另外，在日据台湾当局推行的同化政策的重压之下，用文言文写作，同用白话文写作一样，也是用汉文写作、也是对日据当局在台湾实施的同化政策的抵制。看来，台湾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也可以有研究作品翻译问题的读研故事：从留意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写作用语入手，比照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作品的原著和译本、比较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也可以将台湾作家用文言文写作的作品纳入研究视野。
俞元桂教授晚年在为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1994）撰序时回忆说：“抗战后期，我在迁移粤北的中山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那时文科研究所设立有中国语文文学部、历史学部和文化人类学部等专业，前两种是传统学科，后一种较为时新。他们研究生的治学方法与我们大不相同，他们很注意实地调查，如考察民族、民俗、宗教、民间文艺之类，我觉得十分新鲜，相当羡慕。我在导师的指导下，循着传统方法进行研究，延续了几十年，甚至自己当了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也一仍旧贯。”
我是俞老师指导的学生之一。俞老师告诉我，他的指导教授对他的要求是“竭泽而渔”，即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同论题相关的资料。俞老师教给我的学习方法，其实不止文学的“传统的研究方法”，还有更多。记得考研时，“专业基础“有一道考题：《清忠谱》的作者是谁？它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何特点？这道“很容易”的考题，其关键词“《清忠谱》”却是“很容易”让人忽略的呀。要命的是，这道题的占分比例很高。我答题仅得其一半考分。这给我一个教训：基础知识要全面、做学问当“竭泽而渔”。
考研后便是读研。第一学年，俞老师布置的作业是：1.《中国现代文学史著撮要》；2.《新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于今思之，俞老师意在让我作为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遵循文学的“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接受历史学的训练和“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记得我看到赵家欣先生写于1936年12月31日厦门《星光日报》的《郁达夫在厦门》，其中有一节说：郁达夫“上星期从神户到台湾，对于这笼罩在亡国氛围下的岛屿，郁先生怀有相当的好感，四十年来，日本把台湾统治得似乎很有秩序了，然而这是一座火山，一座蕴酿四十年的火山，迟早终有爆炸的一天，郁先生说：台湾人很好，无论老的少的，对祖国都很热烈。年纪老的，他们一切都亲切的感受到；年纪轻的，他们有个热烈的眷恋祖国的心。可是在统治者多方面的压迫下，年轻人是苦恼的，他们彷徨在汉文和日文之间，汉文因环境关系，使他们不能长期间学习，故根底很浅。日文亦因种种习惯，当然比不上日人。所以在文学方面，他们的作品虽然很多，但很少好的。可是他们是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断地努力着，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的钦佩，所以我断定台湾的文学将来一定很有希望的。日本人对于台湾人思想的自由极端的防范，想尽法子使他们忘掉了对中国的关系，台湾青年的作品无处发表，三五个人在马路旁说话便要受干涉，这样的生活，你能够叫他们不苦恼吗？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们热烈的想念祖国，他们非常关心祖国，无时不尖着耳朵在打听祖国的信息，然而，我们对不住台湾同胞，祖国给他们太失望了！郁先生从皮箱内取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一共三个人，站在中央的郁先生，两旁站立两个中国青年，郁先生指着那两个青年说：这两个是满州学生，到日本念书已经三年，他说不愿再回满州当亡国奴去，我劝他们有机会还是到祖国来，他们很表示赞同，这古老的国度他们是眷恋的，我想他们一定会找机会投到祖国的怀抱里。”这属于稀见史料，俞老师读后就同赵家欣先生打电话，让我到赵家做访谈，并嘱问问有无郁达夫同两位满州的台湾青年的合影。
这是文化人类学调查取证的套路。俞老师还在序文里说：“我国学术界近来出现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的趋势，文学研究扩大到文化研究的许多领域，与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 宗教学等紧密结合起来。毅夫同志的研究符合学术研究的新潮流，也就开辟了他研究的广阔前景。我以为他的研究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师恩重如山！
（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