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说两岸·

国语和文学的结合

汪毅夫

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里，胡适先生回忆说：当我在1916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结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们只用了短短四年时间，要在学校内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几乎完全成功了。在民国九年(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便正式通令全国，于是年秋季始业，所有国民小学中第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

又说：在1919年至1920年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四百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文言即古代汉语书面语；白话即国语(民国初年确定的国家共同语，包括书面语和口头语)，如张我军1925年在台湾倡导“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时所谓“我们之所谓白话是指中国的国语”，又如叶荣钟1929年向台湾读者介绍“中国新文学概观”时所谓“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年)，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

胡适当年参与“策动”的“运动”，史称“文学革命”，其要义之一是国语和文学的结合，所谓“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所谓“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国语和文学的结合，好比是一桩美妙的婚姻。但在老夫子胡适看来，婚前当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交往，“只用了短短四年时间”，当然出乎前辈“意料之外”。用时下网络潮语说，这属于“闪婚”。

对于这段历史，语言学家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里回忆说：“民八(1919年)……本会(指国语研究会)的国语统一与‘言文一致’运动和《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完全合作了。”黎锦熙说的是国语运动同文学革命“合作”，指的是同一桩婚姻：国语和文学的结合。黎锦熙同时告诉我们：“言文一致”(即胡适所谓“以白话文代替文言”)也是国语运动的要义之一。

语言学家黎锦熙和文学家胡适好比是一对亲家。黎锦熙告诉我们，也告诉胡适，有国语运动的成长，才会有这桩婚姻的“成熟”。谁说不是呢？

胡适是学术牛人。他当年关于“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预言，居然也得到了证实。

从1916年屈指算来，第“三十年”是1945年。

1945年，台湾光复。

国语和文学再次“闪婚”，在美丽的台湾。

光复初期(1945-1948年)，台湾国语运动的成绩促成了台湾国语文学的成长。

我在《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现代文学的一种解说》(2002.6.9)和《魏建功等“语文学术专家”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2002.9.15)里指出：

1. 胡适所记所忆1916-1920年间“以白话文代替文言”的情形并不曾发生于当时的台湾。日据当局在台湾的学校和报刊强制推行的不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而是用日语代替汉语。在台湾，“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始倡乃在1920年以后，它在台湾光复以前只是部分地得到部分台湾现代作家的响应。基于“保持汉文于一线”(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的理念，部分台湾现代作家学习和使用文言的活动不曾稍怠，文言一直是台湾现代作家的主要写作用语之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乃是在台湾光复初期(1945-1948年)，在胡适1916年曾经预计的“三十年”届满之期才得“几乎完全成功”。

2. 从作家的写作用语看，台湾现代文学的全程乃是“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换另一个工具”(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即语言转换的过程。由此研判，台湾现代文学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a. 从黄朝琴《汉文改革论》、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发表，《台湾民报》创刊的1923年至《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台湾新民报》之汉文栏、汉文版被废止的1937年为第一阶段。在此一阶段里，文言作为传统的写作用语，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延续和普及；由于大陆文学革命的影响和黄朝琴等人的介绍和提倡，国语(白话)也成为部分台湾作家的写作用语;另有部分作家已养成用日语写作的能力，“能够写日文的固是济济多士”(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

b. 从1937年到1945年，日据当局全面取缔台湾报刊和台湾学校的汉文版面和汉文教学，用国语(白话)写作的台湾作家基本上失去了发表作品的空间，用文言写作的台湾作家却由于日据当局并未取缔诗社而有乘隙活动的余地。文言和日语是此一阶段台湾作家的主要选项。

c. 台湾光复初期(1945-1948年)，随着国语运动的推展，台湾民众的国语普及率大幅提升，学校的教材、坊间的书报奉命改用国语。用日语写作的台湾作家几乎都暂停写作、努力学习国语，文言作品的作者和读者也一时失却热情，国语(白话)终于取代文言、取代日语成为台湾作家的主要写作用语。

3. 光复初期(1945-1948年)台湾的国语运动经历了民众自发与官方筹划的过渡阶段(1945.10.25-1946.2.1)和学者主导的正规阶段。

过渡阶段恰为100天。在此一阶段，民众自发组织国语讲习班、编写各类教材(包括用歌仔册形式编写的《国语对台湾话新歌》)。官方筹划的重点则在于学校(招聘和训练国语教师，编写和出版国语课本)和学者(招聘“语文学术专家”，筹设国语推行委员会)两个方面。

正规阶段始于魏建功到台、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运作的1946年2月2日。在此一阶段，国语运动采用了“自家学话的方法”，“不用日本人学中国话的方法”，即“实行台语复原，从方音比较学习国语”的正当途径。

4. 上承自清初刘继庄开始的国语运动的“统一国语，研究方言，制造音字”及现代学者始倡的“改古文为白话文”(即“国语运动的四大涵义”)的传统，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乃沿着四条跑道并行推展。

5. 魏建功教授到台就任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曾经兴奋地说:“从今以后，我们由台湾丧失而积极开始的国语运动，将要在台湾光复以后又巧巧地从台湾开始完成大功!”他说的是，国语运动乃从1895开始积极推展，而1895恰是“台湾丧失”之年。台湾光复以后，国语运动又在台湾完成大功。

以国语运动“四大涵义”之一的“制造音字”为例，吴稚晖《豆芽字母》(1895年)、蔡锡勇《传音快字》(1896年)、力捷三《闽音快字》(1896年)、王炳耀《拼音字谱》(1896年)、沈学《盛世元音》(1896年)、康有为《十六音》(1896年)、王照《官话合音字母》(1933年)、劳乃宣《简字》(1905年)皆出于1895年以后。台湾光复初期，国语推行委员会推广注音符号、颁布台湾方音符号方案、设计方言罗马字方案，成绩斐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同台北市政府合作，“为街路牌上加注国音一千一百块”。该会委员朱兆祥说：“台湾全省路牌的罗马字注音，即是国定的国语罗马字的拼音。”“国语运动又在台湾完成大功”，诚哉斯言也!

（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