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35.高度发达的造船与航海业

宋代，福州的造船业、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走向鼎盛时期。福州开辟了多条海外航线。福州知州蔡襄在《蔡忠惠公法书》卷三《荔枝谱》中记载，福州的海船已能东行新罗、日本等地，且以东行居多。福州荔枝是当时闻名遐迩的贡品和贩运海内外的重要土特产品。“水陆浮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宋］蔡襄：《蔡公惠公法书·荔枝谱》，卷3）且有“闽粤荔枝食天下，其余被于四夷”之称。福州的甘蔗皮节红而淡，“居民研汁煮糖，泛海鬻吴、越间。”据日本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云，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大理寺奏：“福州逐年常有船舶三两只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吏，多使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真珠、犀象、香药等。致公人、百姓接受博买，却违禁宝物不少。”钟门海口即闽安镇的钟门。林仁川的《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写道，近年在台湾、澎湖出土了许多宋代瓷器，其中有连江县浦江窑的宋代印花青瓷和闽侯县油窑的印花青瓷残片，说明当时商人从福州贩运瓷器到澎湖、台湾。

北宋中叶前，福州设有巡检，检查进出船舶，港务与泉州并列，后来才隶属于泉州市舶司。福州进出的海舶很多，这从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八）《福州》所引鲍祗诗可见一斑：“海舶千艘浪，潮田万顷秋”（［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福州》，引鲍袛诗，卷128，中华书局1992年版）。正是宋代福州海外贸易鼎盛的真实写照。有诗曰：“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宋］龙昌期：《三山即事》，引自［清］林枫：《榕城考古略》。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可见福州市井之繁华，贸易之兴盛。福州市内，接待外来客商的驿馆，也由闽国时的1所增至5所。

由于早期航海技术落后，船舶航行一般都是“循岸梯航”，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远航大洋。当时福州以北的航线，海船从福州港出发，在抵浙江宁波附近海域之前都是循海岸而行。之后因吴、南唐中间梗阻，才先横渡大洋，再绕道由山东的登州、莱州诸港登陆，辗转而至中原，或北上高丽，或东航日本。北宋后期，指南针已在海船上普遍使用，加上天文导航技术的应用，“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中华书局2007年版）。指南针成为航海中阴天辨别方向的重要工具。南宋时，福建提举市舶司赵汝适说：“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6页）。证明北宋已开始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克服茫茫大海无法辨别方向的困难，确保航向准确无误，大大提高航海能力。不仅航行方向准确，而且海船可以远离海岸，长时间在大洋航行而不致迷途，海上交通摆脱了以往“循岸梯航”的束缚，向远洋航行的方向发展。宋代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载：“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行，乃火长（船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宋代吕颐浩也说：“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宋］吕颐浩：《吕颐浩集·忠穆集·论舟楫之利》，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宋代，航海技术有了巨大进步，尤其是指南针被广泛应用和航海罗盘出现，使得福州海舶可以到达更远的海域，可以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福州港仍然是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最近，考古工作者连续几次在黄岐半岛的黄岐湾和定海湾一带发现大量宋代沉船遗物，打捞出各种陶瓷、瓷器和锡器。这些资料，有力地证明了宋时福州港仍是重要海港，福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宋代福建造船技术先进，所造船只不仅船形大，而且设备好，适宜远航。有官方造船，也有民间造船。福州成为全国造船业的中心，到了南宋，还出现专为外商提供舶船的“番船主”。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五十之二十三记载，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福州番船主王仲珪等言，本州差拨海船百艘至明州”（［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卷50之23，中华书局1957年版〔北平图书馆1936年影印本缩印〕）。又载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之后规定，福建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县分三番应募把隘”（［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卷50之23，中华书局1957年版〔北平图书馆1936年影印本缩印〕）。每年调拨的船只不超过三分之一，“仅福州一地，面阔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就有三百艘以上”（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这是相当可观的数字。南宋时，官府征发海船户从事纲运、水道防守，仅“淳熙元年（1174年），遣使臣黄飞英括九县三番海船，及新收籍船四百九十二只”。从福州分甲、乙、丙三番往两浙路明州等地“防托”（［宋］梁克家：《三山志》，卷7，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四年（1130年），宋廷为抵抗金军南下，进行战备，在福州囤积大量粮食。朝廷下诏：“广东转运司募使臣，押粮舟自海道至福州交纳。”（［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4，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2年版）

两宋时，宋廷在福建路建造船工场。《宋会要辑稿》载：“嘉定五年（1212年）九月二十八日，臣僚言：‘漳、泉、福、兴化，凡滨海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卷50之23，中华书局1957年版〔北平图书馆1936年影印本缩印〕）《三朝北盟会编》载，福建所造的海船尤为著名，有“海舟以福建为上”（［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7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的赞誉。常见的船长33米多，深10米，阔11.6米。大型的船则是它的3倍。宋代民间大型商船载重量一般为1000~1200石，同时可载500~600人。《三朝北盟会编》载，北宋遣使航海去高丽，往往不是在北方招募海船，而是“先期委福建、两浙监司雇募客舟”（［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7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福州是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官府在福州设置船坞，当时福州船场的具体地址为：“场在南台，旧盐仓之东。复在井楼门外，州东北。……官造舟率就河口弥勒院之旁。”（［宋］梁克家：《三山志》，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宋时所造海船，船桅高大，多挂风帆，充分利用风力航行。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舟楫》中描述，中型船桅高33米，正风时张布帆50幅，稍偏则用“利篷”。大桅顶端加小帆10幅，称为“野狐帆”，无风时用之。至于大型船，船帆就更多了，出航时“帆若垂天之云”，蔚为壮观（［宋］徐兢：《宣和奉天使高丽图经·舟楫》，卷33，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造船业是航海业的先行产业。商船要装上大批量的货物去南洋贸易，非造出千吨级海舶是不行的。当时，中国的商船不仅坚实耐用，而且船体庞大。据《梦粱录》记载，宋代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纳500~600人。其时，中国船可以通行于南洋和“西洋”（今印度洋），而大食商人从波斯湾出发东来时，则要在锡兰湾换乘宋舶才行，那是要以高度发达的造船业与高度发达的航海术作保证的。

宋人航海的优势在于用上了罗盘针，可以在茫茫大洋上作经纬定向与定位；海船用隔舱技术造成，舱壁用双层松木板料，一舱破损漏水，对邻舱无影响，可以持续远航；能够绘制“海图”，熟悉航线，还知道利用海洋信风与洋流往返。南宋赵汝适著《诸蕃志》中的海图，不仅标出了南海诸岛的位置，而且标出了南洋诸国的位置。古代中国木帆船主要类型有沙船、福船、鸟船和广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平底沙船，适于长江中或江北近海航行的平底船；一类是适于远洋航行的尖底福船、鸟船、广船，这些船型都始于古闽越人的舟船。福船载重量大，稳定性好，适合远洋航行，成为中华大帆船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