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史纲卷）21.海外物产、科技文化对福建的输入和影响

一、海外物产丰富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一些海外的优良物产也传入福建，并经福建传至中国。

占城稻产自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其特点是耐干旱、成熟期短，从播种到成熟仅50余日，产量高，宋代从越南传入福建。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江淮两浙旱，“遣使从福建取占城稻种3万斛分给江淮两浙”，教民种之，以后继续推广到全国许多地方。可知，至迟在大中祥符五年以前，占城稻不仅从越南引进福建，而且大规模种植，否则福建怎么可能调出稻种3万斛进入江淮、两浙？福建农民还根据本地土壤、气候特点对占城稻进行改良，从中分化出早占城、晚占城、红占城、寒占城等品种。

番薯又称甘薯、朱薯，原产于中美洲，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后，将番薯引种于吕宋岛。明万历年间番薯从吕宋引进福建。

玉米又称玉蜀黍、包黍、包萝，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约在明万历年间引种进福建闽北浦城、崇安、建瓯等县，清乾隆以后，不仅福建闽北、闽南山区大量种植，还逐渐传播至两江乃至于全国各地。（民国《建阳县志》卷4《物产》）

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后引种福建，有一种说法是华侨从东南亚一带引进的，传入中国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可见，马铃薯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从海上传入福建，在福建得到广泛的种植。

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就有土生土长的小粒花生，但栽种不多。16世纪，巴西大粒花生从南洋传入福建、广东、江浙。明代学者王世懋《学圃杂疏》称，巴西大粒花生“引蔓开花，花落即生”，故称“落花生”。

16世纪70年代后，烟草从菲律宾吕宋岛传入福建漳州。由于农村种植烟草，获利高于种田，因此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闽西、闽北等地都成为重要产烟区，南平“烟草近多莳之，价昂，甚以腴田种艺者”嘉庆：《南平县志·物产志》。。福建烟草的质量也属上乘，上杭、永定的烟草尤佳。“福烟独著名天下，而汀（州）烟以（上）杭、永（定）为盛”（咸丰《长汀县志》）。

棉花的原产地是南亚的印度和西亚的阿拉伯。在棉花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只有可供枕褥填充的木棉，没有可以织布的棉花。南朝宋以前，有蚕丝制成的“绵”，没有带“木”字旁的棉字，可知棉花的传入，至迟在南北朝时期，但多在边疆种植。棉花传入内地为宋元时期，有海陆两路，海路是沿着丝绸之路，自印度传入福建、广东。宋元棉花称木棉，又称“吉贝”。方勺《泊宅编》记载木棉所产的棉絮纺织为布的生产过程：“闽广多种木棉树，高七八尺，树如柞，结实如大麦，而色青，秋深即开，露白绵茸茸然，土人摘取去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织为布，名曰吉贝。”福建种植棉花比较普遍，种棉花的效益很好，宋人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诗云：“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厥土不宜桑，蚕事殊艰辛。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谢枋得：《叠山集》卷3）棉花的大量种植促进了棉纺织品产量的提高。南宋绍兴年间仅泉州一地就上贡棉布5000匹(乾隆《泉州府志》卷21《田赋》)。元代福建木棉的种植更为广泛，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廷在福建等产棉区设木棉提举司，专司木棉的生产管理和纳税事宜。福建每年向元廷输纳棉布10万匹。

各种花卉草木也纷纷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福建。

茉莉花是阿拉伯人经海上丝绸之路移植于广东、福建，并在福建有广泛的种植。

素馨，梵名耶悉茗，又名六月雪，《乾隆福州府志》载：“枝干袅娜，叶似末利（茉莉）而小。其花细瘦，四瓣，有黄、白二色，采花压油，泽头甚香滑也。”蔡襄描述素馨花：“素馨出南海，万里来商舶。团团末利丛，繁香暑中折。”(乾隆《泉州府志》卷19)可知素馨花在福建的广泛种植也与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商舶的往来有直接的关系。

凤凰木是热带林木树种，取名于“叶如飞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别名金凤花、红花楹树、火树等。高可达20米，树冠宽广，花期花红叶绿、满树如火，富丽堂皇，是世界上色彩最鲜艳的树木之一。原产非洲马达加斯加，世界各热带、暖亚热带地区如南亚、东南亚一带广泛引种。“夙栽印度、马来等地，民国初，厦门始有”(民国《厦门市志》卷10)。民国初年，厦门始引进凤凰木，后闽南很多地方都有种植。凤凰木已成为厦门市的市花、厦门大学的校花。

占城稻、番薯、玉米、马铃薯、花生、烟草、棉花、花卉等引进福建，既丰富了福建的物种类型，促进了福建农产品的优化和多样化，同时也改变了福建的农业生产结构，加速农业商品化，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物质生活需求。

从海外进口的大量舶货，主要是香料和药物。香药产于东南亚、阿拉伯及东非各地，唐以前就有进口，但数量不大。宋元时，随着海外贸易的大规模开展，香药进口量增大。进口的香药主要有乳香、沉香、安息香、蔷薇水、龙涎香、苏合香等。

乳香，属橄榄科小乔木，茎皮渗出的树脂凝固后称“乳香”，主要产于红海沿岸。宋元进口香药中乳香是主要品种，被中医吸收，用作活血、行气、止痛之用。

沉香，亦称“奇南香”“伽南香”，瑞香科常绿乔木。产于印度和中南半岛。宋元时期，用含有棕黑色树脂的树根或树干加工后可入药，主治气逆喘息、呃逆、腹痛、呕吐等症。

安息香，安息香科落叶乔木，产于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地，此植物伤其干部，泌出树脂，干燥后呈红棕色半透明状，称为“安息香”，主要含有肉桂酸、苏合香素、苯甲酸等成分。中医用来开窍行血，主治中风昏厥等。

檀香，既可制成器具，如扇骨等，也可刨片入药，作为健胃、芳香剂。

从海外输入的各种香药，有的是中药学上的重要药物，属于稀缺物品；有的为中国人所未见，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给中国传统医药学增添了新的药物品种；有的成了民间的常用药品，如“苏合香油，出大食国。……番人多用以涂身。闽人闻大风（麻风病）者亦仿之。可合饮食及入医用”（赵汝适：《诸蕃志》卷下）。香药还可作杀菌剂，可用烧香来“辟秽”，净化环境。香药由于在日常饮食生活方面具有防腐和杀菌功能，被掺和在很多食品中食用，成了饮食方面的重要调料。

二、海上丝绸之路对福建经济的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与福建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福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交通事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仅从宋代市舶收入与福建经济的关系便可知，市舶收入已成为支撑福建经济的重要支柱。

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宋廷在福建设立泉州市舶司，政府和泉州地方有了市舶收入。由于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奖励招徕番舶有功的官吏和商人，外国商舶不断增加，市舶司除了“抽解”外，也往往将一些“不堪上供物货”和外国进贡物品就地转手拍卖，市舶收入大量增加。据《文献通考》载，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以后，市舶收入“九年内收至一千万”（《文献通考》卷20《市籴一·互市舶法》），则每年收入在100万缗以上，泉州市舶司收入相当可观。

南宋，福建市舶司的收入与日俱增。从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的8年间，福建市舶司仅因一个番舶纲首招致舶船，就获得“净利钱”98万缗（《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9），平均每年12万缗以上。建炎四年（1130年），泉州市舶司“抽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宋史》卷186《食货志·香》），如果按南宋初“乳香九万一千五百斤，直可百二十余万缗”（《宋史》卷404《张运传》）计算，泉州市舶司这一年仅乳香抽买价值就达100万缗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市舶的收入仍很可观。泉州、广州“两舶司抽分及和买，岁得息钱二百万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市舶司本息》）。当时，泉州、广州两舶司规模和地位大致相当，泉州大约可占一半，每年有100万缗的收入。

福建海外贸易收入数额巨大，除了上缴国库外，也有一些成为福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说得很真切：“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50）泉州靠的是番舶和海外贸易使得公私之费充足。朝廷的财政收入增加，就可以搞建设，提高民众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一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也可以将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用于发展各项生产及公益事业。南宋、元代泉州各项生产和建设事业蒸蒸日上，港口面积广大，城市建设美丽，船舶技术先进，桥梁雄伟壮观，书院林立，其资金显然与市舶收入有关。

三、海外文化对福建社会的影响

海外文化对福建社会影响很大。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各种外来宗教纷纷传入。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各种宗教在福建竞相传播，教寺林立，给福建社会生活以很大影响。外来宗教中，伊斯兰教势力最大。当时泉州的伊斯兰教徒数以万计，有礼拜寺六七座。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建造艾苏哈卜清真寺，元至大三年（1310年）重新修葺后一直保存至今。该寺具有典型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式的建筑风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俗称清真寺格，也吸收我国古建筑结构的优点，是我国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是福建建筑史的一朵奇葩。

印度教早年已传入中国，到元代传播很盛，据考古发现，当时泉州的印度教寺至少有两座，其所遗石像雕刻与青石建筑构件等达200余方，具有典型的印度教风格，它是福建石雕史上的佳作，并给以后的福建石雕建筑以一定影响。

元代基督教传入福建，受教皇尼古拉斯四世派遣到中国的传教士哲拉德、裴莱格林、安德鲁三人，先后任过泉州主教，死后葬于泉州。当时接受洗礼的教徒不少。泉州城里建有雄伟华丽的教堂三所（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254页），为这座东方大港增添了浓郁的异国色彩。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它融佛教、祆教、基督教而成，7世纪传入中国，元代在福建曾盛极一时。元廷在泉州设有管领江南各路明教、景教等的教务大总管。明教即摩尼教。晋江华表山麓草庵的摩尼教寺，有元至正年间所刻的摩尼光佛浮雕的石座像，这是目前全国重要的摩尼教遗址。

各种外来宗教传入福建，以至于福建泉州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它们在福建这块土地上互相竞争，又和平共处，共同为这块土地上的海外贸易事业提供精神食粮和安定因素。各国番商定居福建，带来了各国的文化艺术、风俗习惯，也丰富了福建人民的社会生活。

海外贸易的发展，经济生活的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特别是在福建的沿海地区，传统教育重视“耕读传家”，以往福建的一般百姓只知“耕樵”和“业儒”，但在福建海外贸易港口则以从事商业为重（刘克庄：《泉州南廓二首》，《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传统社会重农抑商，商业被认为是末业，不被重视，福建沿海百姓的从重“耕樵”到重商，反映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对福建传统思想的冲击。当然这种冲击力量还很有限。它们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并没有改变当时福建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往往将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转移到农村，购买土地产业，由大海商而转为大地主，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

四、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了福建与各国人民的联系

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中国与各国的联系，福建的港口成了各国友好往来中的重要口岸。各国使臣很多通过海路来到福建港口，然后前往京城。为了接待各国使臣，宋王朝于政和（1111—1118）年间在泉州设“来远驿”专门负责接待。到达泉州港的各国使臣很多，如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占城使者搭乘福建海舶抵泉，宋廷乃按规定礼仪“令泉州差官以礼管设”（《宋会要辑稿》蕃夷7之50）。淳熙五年（1178年），三佛齐国使臣到泉州时，南宋朝廷乃“诏免赴阙，馆于泉州”（《宋史》卷489《外国传》）。

福建港口还成了宋元派往外国的一些使节以及归国的外国使节出入的必经之地。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派杨廷璧出使俱兰（印度半岛西南），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蒙古公主远嫁波斯，都是由泉州港出发的。1953年，泉州市文管会在泉州南校场发现一块元代石刻，记载元大德三年（1299年）泉州人奉使往火鲁没思（即波斯湾的忽鲁谟斯）的事情，他们受到该国哈赞大王的接见，并带回特赐的“七宝货物”，呈献给元朝廷。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马黎诺里也是从泉州乘海舶归国的，可见福建港口在宋元王朝与各国政府之间友好往来中的重要地位。

泉州伊斯兰教圣墓来福建的外国人有的就客居福建，至今泉州的丁、蒲、郭、金、夏、马、葛等姓，许多都与曾在泉州居住过的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有血缘关系。在福建的番客很多死了以后就安葬在泉州等地。大食国商人蒲罗辛，“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为表彰他的功劳，宋廷除了鼓励他继续“说喻番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宋会要辑稿》番夷4之94），还特赐予他“承信郎”的官衔。“居泉之城南”的南毗国商人罗巴智力干父子经营海外贸易，“自是舶舟多至其国矣”（《宋史》卷489《外国传·南毗国》），可见，侨居泉州的外商对发展福建与该国的海外贸易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居住在福建的番商，有的热心于公益事业。晋江县官员曾受命建造一批战船，当时海外“诸番”“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叶适：《林心（湜）墓志铭》，《水心先生文集》卷19）。由于番商的出资，从而使百姓减轻了负担。南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泉州城得力于“贾胡簿录之赀，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大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