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25 16:16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福建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11.郑成功收复台湾与闽台一体化

 

 

一、   郑成功收复台湾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占领北京,顺治皇帝即位,清廷开始实行对全国的统治。第二年闰六月,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隆武帝在福建主要依靠郑芝龙的势力拥戴。郑芝龙的儿子郑森,隆武帝对他极为器重,“赐姓名曰朱成功,授为总统使招讨大将军”。

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入闽,隆武帝被俘受害,郑芝龙在泉州降清。郑成功高举抗清复明的旗帜,前往南澳招兵,得数千人,于是以厦门为据点,攻同安、泉州、福清。顺治五年(1648年),明桂王在广东即位,建元永历,郑成功尊桂王为正朔,遂改用永历年号,先后被封为威远侯、广平公。以后,郑成功收并郑联、郑采部,队伍发展到近10万人,分设左、右、前、后、中五军。据厦门、浯州(金门)两岛,威震海上,并取漳浦、海澄、长泰,围漳州,进逼福州。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七月,明永历帝晋封郑成功为延平王。郑成功感到连年在福建、浙东和粤东沿海攻城略地,难以实现复明的事业,便于顺治十五年五月统领北伐大军自厦门扬帆北上,第二年,数千艘郑军战船入长江,一举攻下瓜州,占领镇江,进围南京,江南为之大震,很多府州县纷纷归附郑军。后来由于郑成功轻敌,受了清将假投降之骗,围而不攻,坐失战机,待清朝援兵来到,郑军连战失利,退出长江,回师厦门。

这时,我国领土台湾正处于荷兰殖民者的侵占统治之下,为了驱逐荷兰殖民者,并建立稳固的抗清基地,郑成功决心渡海东征,收复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郑成功亲率十三镇官兵约2.5万人,数百艘战船,自金门料罗湾出发, 经澎湖,在台湾登陆,迅速进逼赤崁城(今台南市内),接连打败了荷兰殖民军的多次反扑,光复赤崁城。随后,乘胜进围台湾城(即“热兰遮城”,今安平),围城达半年多之久,多次打败敌人的负隅顽抗。荷兰殖民者不甘心失败,还从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派来援军。郑军英勇作战,打败援军,使被围困在台湾城的荷军处于绝境,终于迫使荷兰台湾总督揆一投降。十二月十三日,揆一在投降条约上签字。

郑成功仿效明朝的政治制度,在台湾收复后设立府县,以赤崁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二县,加强政权建设。郑成功重视发展生产,仿效前人的经验,推行“屯田”,寓兵于农杨(英:《从征实录》第190页,《台湾文献丛刊》第32种)。鼓励文武官员招佃垦荒,并注意保护当地百姓和少数民族的利益,加强民族团结。郑成功还积极鼓励大陆沿海人民移居台湾,从事开发,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努力,台湾的各项生产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二、   清廷统一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致力于台湾的开发和建设。可是郑成功复台不久,便过早去世,由郑成功儿子郑经当政。郑经“溺于酒色,无复西征之意,东宁之业遂衰”(夏琳:《闽海纪要》卷2,《台湾文献丛刊》11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郑经集团日趋腐朽,还向清廷提出“称臣入贡,不剃发登岸”(清国史馆:《清史列传》卷1《施琅传》,中华书局1928年印行)的分裂国家的主张,妄图使台湾“如朝鲜例”(夏琳:《闽海纪要》卷2,《台湾文献丛刊》11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成为藩属国,因此,消灭郑氏割据政权,巩固边防就成为当务之急。

清廷统一台湾的军事统帅为施琅(1621—1696)。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郑经暴死,郑氏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政局动荡不安,很多大臣都认为这是一次平定台湾的极好机会。福建总督姚启圣和内阁大学士李光地力荐施琅担此重任。施琅也主动向康熙皇帝建言统一台湾。这一年七月,康熙皇帝重新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并加封太子少保。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亲率水师两万余人、大小战船200余号,从铜山(今福建东山岛)出发,向澎湖进发,经过激烈的海战,郑军大败,施琅攻克澎湖36岛,获得大胜。

以郑克塽为首的郑氏集团在内外压力的逼迫下,做出了同意接受清廷提出的各项条件的决定,派人至澎湖,就如何归降问题与施琅进行商讨。

施琅率清兵顺利在台湾鹿耳门登陆,对投诚人员给予赏赐,封郑克塽为汉军公,冯锡范为汉军伯,刘国轩为天津总兵。台湾与大陆的复归统一,为后来台湾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台湾统一后,有人认为台湾土地狭小,人口稀少,财富不多,若派兵驻守,靡费粮饷,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主张弃守。对此,施琅上了一封《陈台湾弃留利害疏》,详述台湾在东南海防与西方海上强盗“红毛”斗争中的重要地位,高瞻远瞩,实为重视海防、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经典文章。

施琅指出,“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削,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台湾虽然孤悬海上,但却是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东南四省的天然屏障。把台湾这一海岛的重要性提到与国家的海防安全联系在一起,这是施琅以前的大臣所没有认识到的。

对于弃而不守的主张,施琅坚决反对,他认为“今台湾人民稠密,户口繁息,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施琅还指出,若弃而不守,台湾必将落入红毛之手,“彼性狡黠,所到之处,善能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海外所不敌,若再得此地,必倡合党伙,窃窥边场,逼近门庭,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宴然”。施琅还用许多台湾的历史事实说明若失去台湾,沿海将不得安宁,外国侵略势力若占据了台湾,将成为中国的百年大患。

施琅的《陈台湾弃留利害疏》言辞恳切,句句在理,获得许多大臣的支持和康熙皇帝的同意。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十四日,侍郎苏拜会同福建督抚、提督上奏,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福建行省,康熙皇帝批准上奏。至此,施琅等大臣孜孜以求的在台湾确立地方行政体制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台湾的地方行政体制是这样的:“设一府三县,设巡道一员分辖,隶属福建。府称台湾府,初设知府一员,海防粮捕同知一员,经历司经历一员。长官为知府,统理司法、财政及内政事务。在台湾府下设置三个县:台湾县,官员有知县一人,县丞一人,典史一人,新港巡检司巡检一人,澎湖巡检司巡检一人;凤山县,官员有知县一人,典史一人,下淡水巡检一人;诸罗县,官员有知县一人,典史一人,佳里兴巡检司巡检一人。”(蒋毓英:《台湾府志》卷8)台湾府隶属福建巡抚直接管理。

清初,福建省下辖有福州、泉州、漳州等八府,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增设台湾府后,福建省辖有九府,闽台在行政上形成一体,这是福建地方行政区划史上的大事。

闽台行政一体之后,又设立台厦道,管理台湾及厦门两个行政区。雍正五年(1727年),“加福建兴泉道巡海道衔,移驻厦门,改台厦道为台湾道,添设台湾府通判一员驻澎湖,裁澎湖巡检一员”(《雍正实录》卷53)。雍正时改台厦道为台湾道,说明台湾的地位日益重要。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船政大臣沈葆桢认为:“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筹防计”(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5),必须把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清廷同意他的建议,此后,福建巡抚行署迁至台北,冬、夏轮流在台北和福州办公,进一步密切了福建与台湾的行政关系。

闽台行政一体后,福建人民迁往台湾的日渐增多。起初,“春时往耕,西成回籍,只身去来,习以为常”(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20),后来携家带口,搬眷入台。清廷还陆续开放厦门与安平港间单口对渡、泉州的蚶江与鹿港的通航,以及福州的五虎门与淡水河口的八里岔的通航。这些措施都密切了闽台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三、   渡海向台

 

明清之前,台、澎一带地广人稀。尽管陆续有福建人前往台湾定居,但人数并不多。中央政权对它的管理,以军事控制和航道安全管制为主。

明清时期,福建人开始大规模向台湾流动。据乾隆《晋江县志》记载: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从晋江县渡海,当时有安海人龚朴伯等人随同郑和前往,途经台湾时,多人留在岛上,开发土地,繁衍子孙。嘉靖(1522—1566)初,东石蔡氏四世祖蔡显聚、蔡显宾、蔡显仁等居住台湾嘉义县布袋咀,是东石蔡在台湾的开基祖(《晋江文史资料》第8辑)。万历十五年(1587年),漳州人王锡祺等开垦唭里岸,即今台北市北投区吉利(《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明天启(1621—1627)年间,海上武装集团首领郑芝龙在台湾筑寨定居,后又招其弟及沿海居民3000多人赴台。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降明,又值福建饥荒,便组织沿海灾民数万人赴台从事农业垦荒,“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船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黄宗羲:《赐姓始末》第6页)。由此,台湾人口迅速增加。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据连横《台湾通史》统计,“郑成功挈去水陆官兵眷口三万有奇,他的部属多为漳泉一带人。康熙三年(1664年),郑经复挈去六七千人”(连横:《台湾通史》卷7)。以后郑成功还派人到漳泉等地“招沿海居之不愿内徙者数十万人东渡,以实台地”(连横:《台湾通史》卷2)。所以,在郑氏政权时代,台湾的实际人口已有20万人。

清统一台湾后,行政建置上历时200年的闽台合治,在政治、经济上的合治为福建人民东渡台湾和台湾各项事业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雍正十年(1732年),大学士鄂尔泰等建议:“有田产生业,平日守分循良之人,情愿携眷来台入籍者,地方官申详管道府查实给照,令其渡海回籍;一面移明原籍地方官,查明本人眷口,填给路引,准其搬携入台。”(吴士功:《题准台民搬眷过台疏》,见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20)清廷准许有条件携眷入台的移民政策的松动,让福建掀起了一股举家迁居台湾的热潮,人民纷纷申请前往。“至者日多,皆有辟田庐,长子孙之志”(连横:《台湾通史》卷3)。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全台湾汉民有241217户,人口超过200万,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汉番共250万人(连璜:《台湾通史》卷3,卷7)。

1874年,日本借“牡丹社事件”发动了侵台战争,清廷任命沈葆桢以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沈葆桢意识到台湾在国家海防中地位的重要,他向清廷提出开禁的请求,指出:“际此开山伊始,招垦方兴,臣等揆度时势,仰恳天恩,请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以广招徕,俾无瞻顾。”(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第5卷,第16页)沈葆桢的请求获得批准。此后,大批以福建籍为主的内地人民前往台湾,抚垦番地,开山筑路,使得台湾的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四、环台湾海峡经济圈的形成与闽台一体化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此后台湾处于长期的和平统一环境,为海峡经济圈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当时,海峡两岸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融为一体,海峡经济圈正式形成。

从海峡两岸的商品贸易情况看,康熙末年台湾市场上流通的两岸商品种类繁多,根据黄叔璥《台海使槎录》的记载:

海船多漳泉商贸。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剪绒、纸料、烟、布、草席、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柚、青果、橘饼、柿饼;泉州则载瓷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干笋、香菇;建宁则载茶。回时载米、麦、菽、豆、黑白糖、锡、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诸海口。或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枲棉、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至浙江则载绫罗、绵、绸、绉、纱、湖帕、绒线;宁波则载棉花、草席。至山东贩卖粗细碗碟、杉、枋、糖、纸、胡椒、苏木、回日则载白蜡、紫草、药材、茧、绸、麦、豆、盐肉、红枣、核桃、柿饼。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曲、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干(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2《商贩》)

海峡两岸的港口建设也随之兴起。1684年,清廷指定厦门与台南的鹿耳门为两岸通商的对渡港口,厦门与台南的城市建设迅速发展。据1752年撰修的《台湾县志》所载:台南城(即台湾县城)已是街市横布,店肆林立,有:

十字街、花街、真武庙街、枋桥头街、岭后街、岳帝庙街、山川台街、经厅巷、大埔街、油行尾街(以上俱东安坊)。帽仔街、大井头街、南濠街、看西街、新街(即鱼市)、暗街、下横街、武馆街、水仙宫后街、南势街、打棕街、镇渡头街、北势街、佛头巷街(以上俱西定坊)。打石街、菜市街、柱仔行街、安海街、糖仔街、道口街(以上俱宁南坊)。竹仔街、禾寮港街、总爹街、竹仔行街、故衣街、针街、关庙口街、妈祖港街、关帝港街、五宫港街、新大道街、水仔尾街、草仔寮街、妈祖楼街、石街(以上俱镇北坊)。

商贸的繁荣,港口的建设,促进了两岸城市的兴起。据鹿港所在彰化县的《彰化县志》所记,“总港大街,街衢纵横皆有,大街长三里许,泉厦郊商居多,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台自郡城而外,各处货市,当以鹿港为最,港中街名甚多,总以鹿港街概之”(周玺:《彰化县志》卷2《规制志·街市》)。八里坌港口的开放,促进了艋舺市镇的繁荣,艋舺民居铺户有四五千家,外以八里坌港口为对外商船停泊之地,商舶聚集,地方官也常到当地处理事务,因为“民富而事繁”(姚莹:《东槎纪略》卷3《台北道里记》)。至咸丰年间,艋舺更加繁荣,与台南、鹿港成为全台湾最繁荣的商业市镇,台湾俗谚有“一府二鹿三艋舺”,即是反映这种现象。

当时在台湾和大陆经商的多为大陆移民。清同治年间,福建安溪县人林远芳经营茶行,有茶商林英芳号,于闽、粤、台湾各有置家(转引徐本章《台湾唐山是一家》,载《泉州文史》1979年第1期)。随着贸易的迅速发展,闽南和台湾沿海的重要港埠相继出现了具有同业公会性质的组织——郊行。如嘉庆年间,厦门就已有台郊(即台湾郊)和鹿郊(鹿港郊)。泉州则有鹿港郊。

台湾经营大陆等地生意的郊行组织以台南“三郊”最为有名,“三郊”即南郊、北郊和糖郊。南郊经营地区为福建的漳州、泉州、厦门、金门以及汕头、香港、南洋各地。由台输出的货物有青糖、鱼胶、鱼翅、米、豆、苎、麻等,运入台湾的货物有泉州瓷器、棉布,漳州生厚烟、药材、丝线,龙岩州纸,福州杉木,广东杂货等。南郊以金永顺商号最为有名。

随着两岸商业的繁荣,文化交流也进一步深入,福建的商业传统习惯和宗教信仰也传到台湾,为台湾商界所尊奉和沿袭。如“二月初二日,是福德正神的祝寿日,闽南一带商界竞备牲礼,在家庆祝,佣工皆食酒肉,名曰‘做头牙’。十二月十六日,各铺户商业及人家皆备牲礼以供神,凡商业雇工,任其豪饮尽醉,名曰‘做尾牙’。福德正神在闽南既被称为管理土地的土地公,又是商业守护神,因此祭祀十分隆重,称为‘做牙’,泉州、漳州府志称‘商贾皆祭福神’。‘做牙’的习俗传入台湾,在台湾商人中普遍传播并延续到现代。在做头牙的宴席上,头家拜托伙计努力工作,以使商店生意兴隆,这时大家心情愉快。到年尾的尾牙酒席上,头家常发年赏,也有在此时乘势辞退不满意的伙计,伙计不能抗议。所以吃头牙和吃尾牙饭时伙计的心情截然不同,所谓‘吃头牙拈嘴须,吃尾牙面忧忧’。”胡沧泽:“环台湾海峡经济区商缘圈研究”(载《环海峡经济区发展报告(2007)》第24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原载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史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