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2.魏晋南朝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一、魏晋南朝北方汉人入闽与福建经济的开发

1. 北方汉人入闽与福建人口的增长

秦汉以前，福建地广人稀，居民为闽越族。秦统一中国后，在福建设置“闽中郡”。汉武帝平闽越，“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史记》卷114《东越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闽越国原本人口就不多，这么一迁徙，人口就更为稀少。冶县初立时，人口不足万户。此后，由于北方汉人大量入闽，加上本地闽越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福建人口才迅速增加。

北方汉人大规模入闽，开始于三国孙吴时期，从汉末建安元年（196年）孙策渡浙江、取会稽，南下入闽打败侯官长商升，占领侯官（今福州）开始，到吴太平二年（257年）吴派钟离牧入建安平定“山民作乱”为止，仅仅60余年间，孙吴军队就5次入闽。每次入闽不是因为福建反吴势力一时并起，就是因为民众反抗，少数民族“山越”起事，孙吴政权和反吴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如建安八年（203年）这次，双方摆出的阵势和规模都很大，吴将贺齐直接由浙江进兵建安（今建瓯），并把南部都尉迁到建安。当时，反吴势力也不小，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5人，各率万户，连屯汉兴（今浦城），吴五率六千户别屯大潭（今建阳西南），邹临率六千户别屯盖竹（今建阳南），同出余汗（今江西余干）。吴军征讨汉兴，经余汗，分兵留备，进讨洪明等人，接连大破之，临阵斩洪明，其他将领吴免、华当、洪进、苑御皆降。吴军随后转击盖竹，军向大潭，吴五、邹临二将又降，吴军共斩首六千级，反吴主将都被擒获，仅这次孙吴的出兵就不下万人(《三国志》卷60《贺齐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孙吴5次派兵入闽，大量将士参加。战争结束后，很多人就留在当地，由军士而转为居民，如惠安县黄氏祖先黄兴，“吴孙权将也，与妻曹氏弃官入闽，居邑南之凤山”(嘉庆《惠安县志》卷30《寓贤传·黄兴》)。

西晋的短暂统一，表面上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但由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终于导致惠帝时的“八王之乱”，随后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等入主中原，加上这一时期自然灾害频繁，战争不断，于是中原人民纷纷向南方迁徙，北方汉人又一次大批入闽。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记》引宋人路振《九国志》载：“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一)。

事实上，在永嘉二年以前，就有不少汉人入闽。1973年在福建松溪县渭田公社发现一座西晋古墓，出土了很多文物，并有“永兴三年八月廿二日建造”的文字《福建松政县发现西晋墓》，载《文物》1975年第4期。。显然，这古墓的主人葬于西晋永兴三年（306年），早于永嘉二年，而他的具体活动时间当早于永兴三年。另据乾隆《莆田县志》记载：“康熙廿九年九月二十四日，郡城西岩寺建山门铲地，砉然有声，土陷一洼，长一丈四尺，阔半之。上锐下方，甃以巨砖。砖土花三面凸起，旁篆‘太康八年（287年）八月□日作’。”乾隆《莆田县志》卷35《杂事》。21世纪以来莆田也还有晋太康砖出土，可知太康年间已有汉人入居莆田。另者，入闽汉人是否只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这所谓“入闽八姓”呢？显然不是，据民国《建瓯县志》载：“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刺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民国《建瓯县志》卷19《礼俗志》。这记载说明永嘉末入闽的还有危姓等。再者，入闽汉人是否都是衣冠望族呢？松溪县渭田的西晋墓出土器物有金手镯、银手镯、银耳挖、铜镜、铜盘、铜鐎斗、铁刀、青瓷壶等，从墓的结构和出土器物来看，显然它是当时上层人物的墓葬，可能是衣冠望族。然而，在福建出土的一些晋代墓葬的旁边，却有很多极其简单的墓葬，不仅随葬品少得可怜，有的连纪年砖铭也没有，这些人显然是一般平民。

东晋时期，南北分立，北方汉人更是大批南下。据《太平御览》卷170引《十道志》载：“泉州清源郡，秦汉土地，与长乐同。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南渡的北方汉人不仅定居于闽江流域，而且有不少又南迁至木兰溪流域、晋江流域，甚至九龙江流域。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考古发掘，福建省发掘有数以百计的两晋南朝墓葬，出土有许多明确纪年的铭文砖，如咸和六年、咸康元年、永和元年、永和五年、永和七年、永和十年、永和十二年、升平元年、升平四年、太元囗年、隆安三年、义熙十二年等等(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256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1973年在南安丰州发掘一座东晋宁康三年（375年）的墓葬，出土了一颗“部曲将印”和镌有“陈文绛”字样的长条砖等物(《福建南安丰州狮子山东晋古墓（第一批）发掘简报》，载《文物资料丛刊》第1期，1977年)。说明北方汉人率领部曲已经南下到晋江流域，并扎下根来。

东晋末年，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司马元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晋书》卷64《简文三王·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激起孙恩、卢循领导的民众起义。元兴二年（403年），卢循从临海至东阳，又由永嘉攻入晋安，在福建活动达3年之久，义熙元年（405年）才浮海往番禺（今广州）。起义军建立自己的舰队，出没江、河、湖、海，他们征遣东晋王朝在福建的官吏，授其符书，供起义军调役。起义失败后，卢循余部还散居在福建沿海一带。据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102《泉州风俗》条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卢循余众，也是一次人数不少的汉人入闽。

总之，魏晋南朝时期北方汉人不断南迁入闽。这也体现在福建行政区划的变动上，孙吴时期在原秦闽中郡故地设立建安郡，建安郡初置时，领7县，3042户，17086口。西晋初年，分建安郡为建安、晋安两郡。建安郡辖地均在今闽北，有建安、吴兴、邵武、将乐、延平、东平、建阳7县；晋安郡辖地均在今闽江下游及闽东、闽南地区，有侯官、温麻、原丰、晋安、同安、罗江、宛平、新罗8县。《晋书·地理志》载：“建安郡，统县七，户四千三百。”“晋安郡，太康三年置，统县八，户四千三百。”这样看来，晋代福建两郡15县的全部户数仍不满万户。当然，这些统计数字与实际并非完全吻合，因为南迁的北方汉人中有大量的隐匿户口，如佃客、义附、奴客、部曲、衣食客等依附人口，多未被统计，居住在深山老林中的原著居民以及汉族逃户也不会列入户籍中。尽管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福建的人口较之秦汉时期实际上有大的增长，较之孙吴初立建安郡时的户数、口数更是成倍增长。特别是到了南朝后期梁时，闽南人口增长很快，以至于闽南地区可以自立为一郡——南安郡。据梁克家《三山志》载：南朝梁“天监中置南安郡”，“以晋安县为南安郡”（梁克家：《三山志》卷1《叙州》，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南安郡管辖今泉州、漳州、莆田地区。

2. 福建经济的开发

魏晋南朝时期，入闽的北方汉人大多是具有丰富生产经验和掌握一定生产技能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分子等，他们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管理经验和文化知识，推动了福建耕作方式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福建生产力落后的状态。当时福建的本地居民有早先入闽的汉人，有已融入汉族的闽越族后代，有居住在深山的“山越之民”，九龙江两岸还有众多的“蛮僚”（《读史方舆纪要》引《漳州丁氏古谱》载：“六朝以来，戍闽者屯兵于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两岸尽属‘蛮僚’”），入闽的北方汉人和福建本地居民共同开发福建，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福建的农业、手工业、交通等各项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 农业

魏晋南朝时期福建开发的标志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大量垦辟土地、兴修水利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

大量垦辟土地。西汉时期，福建还是个人烟稀少、到处深林丛莽的原始地区，正如淮南王刘安所描述的，其地“非有城郭邑里”，人“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汉书》卷64上《严助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在这样一个蛮荒之地，由于移入的汉族人民和原在此地生活的人民一起筚路蓝缕，开垦荒地，到西晋初年，初步开发了闽北建溪、崇阳溪、富屯溪等流域的河谷和山间盆地，建安、邵武、将乐等7县的设置就是其结果。西晋时福建设有建安、晋安两郡，所属有15个县，每个县都有一些居民点，在闽北、闽江中下游、闽南各地，都星星点点散布着一些“城郭邑里”，人们要维持自己的生计，也就必然要垦辟荒地，种植粮食作物。从各个时期垦田的具体情况看，孙吴时期开垦的重点是闽北，西晋时期扩大至闽江中下游，东晋南朝以后更往南移至木兰溪、晋江、九龙江流域。从人口的增加，郡县的增设，可以看出当时福建垦田数的迅速增加。

兴修水利。水利与农业关系密切，这一时期福建的水利也得到初步的发展，晋安郡（今福州）初立时，首任太守严高重视水利建设，在郡城的东西两侧开挖了东湖、西湖，“凿东西二湖，周回各二十里，引东北诸山溪水注于东湖，引西北诸山溪水注于西湖，二湖与闽海潮汐通，所溉田不可胜计”（王应山：《闽都记》卷15），这样就保证了农田灌溉以及郡城免受水灾，也为以后福州平原的水利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奠定了基础。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由于北方汉人入闽，福建推广了江南一带的水稻栽培技术。江南多水，故“东南以水田为业”（《晋书》卷26《食货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以种植水稻为主。福建气候温和，闽江、晋江、九龙江沿江河谷地带，水量充足，灌溉便利，适合于水稻的种植和生长。入闽的北方汉人不仅推广了水稻栽培技术，还培育出不少优良品种。葛洪《抱朴子》说：“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初学记》卷8）。什么意思呢？据《初学记》卷27“五谷”条引郭义恭《广志》又载：“有虎掌稻，紫芒稻，又曰有赤白米稻，南方有蝉鸣稻、累子稻、白漠稻，并七月熟”，“有青芊稻，六月熟”等。仅《广志》所列的水稻品种就有以上7种，它们的生长期与栽种期各不一样。可见，福建已经培育出了可以在9个不同时期收获的水稻新品种。南朝刘宋时，福建已有早熟粳稻的种植，沈怀远《次绥安诗》云：“闽方信阻狭，兹地亦丰沃……阳亩秔先熟。”（《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06《漳州府·艺文二》）。福建的一些地方已经成为种植水稻的丰沃之区。

小麦是北方民众的主要作物之一，对水的要求不如种水稻那么高。随着汉人南下，麦和其他对水要求不高的作物也在福建的一些旱地种植。东晋、刘宋政府都曾大力提倡推广种麦，东晋元帝司马睿于大兴元年（318年）曾下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维新故之交，予以周济，所益甚大。昔汉遣轻车使者汜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勿令后晚。”（《晋书》卷26《食货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福建旧属扬州，南迁的汉人把种麦的生产技术带进福建，加上统治阶级的提倡，麦的种植得到推广。由于稻麦对土壤、水分、气候的要求不同，一年中两种作物交错种植，可以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此外，福建还种植了豆、粟等其他各种作物。《南齐书·王秀之传》记王秀之“出为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俸常充。’”《闽书》卷50《文莅志·福州府》也记载有王秀之的事迹，可见当时福建的粮食生产已有很大发展，粮食产品较为充足，在这里当官，不愁拿不到俸禄。

栽培果树。福建地处亚热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气候条件好，适宜多种水果的生长。左思《吴都赋》在谈到闽越岭南的著名水果时写道：“其果则丹橘余甘、荔枝之林。槟榔无柯，椰叶无阴，龙眼橄榄，探榴御霜。结根比景之阴，列挺衡山之阳。”据注引的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说：“余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后口中更甘，高凉、建安皆有之。荔枝树生山中，叶绿色，实赤，肉正白，味大甘美……龙眼如荔枝小而圆，如弹丸，味甘胜荔枝，苍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献之，山中人家亦种之。橄榄生山中，实如鸡子，正青，甘美，味成时食之益善，始兴以南皆有之。”（《昭明文选》卷5：左思《吴都赋》）可知建安郡种植有余甘。这种水果大小如同梅子、李子，核有刺，刚吃时味道苦，后在嘴里转甜。岭南的苍梧、南海等郡都有种植荔枝龙眼，不仅平原栽种，“山中人家亦种之”。晋时南海郡管辖福建南部漳浦一带，这里气候炎热，既有平原，也有丘陵，适合荔枝龙眼的生长，故福建南部种植有荔枝龙眼。橄榄，“始兴以南皆有之”，福建南部与始兴郡的纬度相同，故福建种植有不少橄榄。《太平御览》引《临海水土志》说：“余甘子，如梭形，出晋安侯官界中”（《太平御览》卷973），“初入口舌［涩］酸，饮水乃甘。又如梅实，核两头锐。呼为余甘，橄榄，同一物异名耳”（《太平御览》卷972）。这里说余甘与橄榄同物异名，是错误的。余甘正如前引薛莹所说，这里实际上说的是与余甘不同的橄榄，它种植于闽江两岸。福建还种植有梅桃子，《齐民要术》卷10果蔬类引《临海水土志》载：“梅桃子生晋安侯官县，一小树得数十石。实大三寸，可蜜藏之。”橘柚，福建也有栽种，南朝齐谢朓《酬王晋安》诗云：“南中荣橘柚”（谢朓：《宣城集》卷3《酬王晋安》），福建橘柚数量不少。可以看出，魏晋南朝时期福建已种植有余甘、荔枝、龙眼、橄榄、梅、桃子、橘柚等各种水果。

由以上可知，魏晋南朝时期，福建的农业在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已完全摆脱了以往的蛮荒状态。

（2）手工业

魏晋南朝时期福建的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的进步，在纺织业、陶瓷制造业等许多行业的成就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纺织业生产。福建的纺织品生产历史悠久。到了魏晋南朝时期，福建纺织业迅速发展。东晋南朝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地方州郡的征赋，“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可见江南主要州郡都产有数量不等的布、绢、绵等各种纺织品。这一时期福建纺织业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麻葛织品质量的提高和丝织业的发展。在麻葛织品质量的提高方面，由于当时南方麻葛织品技术精湛，花色品种很多，有所谓越布、香葛、细葛、南布等等，这些纺织技术也传入福建，使得布、葛织品的质量得到很大提高，在丝织业方面发展很快。南朝刘宋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文帝曾经下诏：“凡诸州郡，皆令……蚕桑麻纻，各尽其方。”（《宋书》卷5《文帝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说明蚕桑的地位已经摆在麻纻之前，在南方得到普遍推广。建安郡所产的“建安绵”（即丝绵），质量上乘，较之南朝南方其他地区所产的绵更珍贵。所以刘宋时建安郡丞许瑶之罢职还家，专门带了建安绵馈赠亲友，他珍重地将一斤绵送给郭原平，说：“今岁过寒，而建安绵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南史》卷73《郭原平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可知福建的绵质量之好已闻名遐迩。到肖梁时候，福建养蚕一年可以有8次收成，曾任建安太守的到溉诗云“闽中徒八蚕”（《南史》卷25《到溉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真实地反映了南朝时福建养蚕业和丝织业的发达。

陶瓷制造业生产。魏晋南朝时期，福建陶瓷制造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青釉瓷的生产。带釉瓷的出现，是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釉是一种矽酸盐，施釉在素地上，经过火烧，就成了有釉的光亮面，便于洗擦。如果在釉药里加上某种氧化金属，经过火烧，就会显现出某种固有的色泽，这就形成色釉。比如加了氧化铁的色釉，在氧化火里烧成灰色，经过还原火就会成为青色，这就是青釉。瓷釉首先出现的就是青釉，魏晋南北朝是我国青釉瓷的重要发展时期。青釉瓷，简称青瓷。烧制青釉瓷，釉药里必须含有适量的氧化铁，必须经过还原火。铁的含量以及还原火的掌握，对技术和经验的要求很高。因此青釉瓷的烧造，显示了我国瓷器制造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福建出土魏晋南朝时期的青瓷很多，有盘、碟、罐、壶、碗、钵、盂、豆、杯、羽觞、博山炉、灯、五盅盘、分格盘、鐎斗、三足盘、唾盂、虎子、文砚、水注等等。青瓷的釉色，有青黄色、青绿色、青灰色和苍青色等不同色调，如福州仓山区乐群路东晋墓出土的天鸡壶，质地坚硬，釉苍青润泽（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256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青蛙小瓷盂和三足瓷盘，釉色深绿透明（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南安丰州东晋、南朝、唐墓清理简报》。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这些日用的瓷器，还进行了一些艺术装饰，如在壶的腹部画上流行的卷草纹；碗和盘，除了式样不同外，还在盘内或碗外画上或刻上莲花，既实用又美观，在透明细净的釉层里看来尤觉美丽。又如水注，有形态简朴的羊形，有栩栩如生的蛙形，有怒目切齿的辟邪。此外，还有形态别致的天鸡壶和虎子。这都是精心制作的艺术品，也是当时南方青瓷系统流行的器形。它们显示了福建青瓷在全国青瓷史上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256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关于福建的青瓷，过去曾有人认为是来自浙江的“越窑”，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进行和对器物的比较分析，有关专家认定：福建出土的青瓷，除了少数来自浙江的“瓯窑”，“绝大部分都是福建本地烧造，与江浙地区的青瓷有显著不同的地方特点”。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第256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这个时期的古窑址，在福州和晋江都有发现，如在福州附近的怀安村已发现了一座，在晋江磁灶溪口山也发现一座，出土器物有盘、盘口壶等。“南朝晚期，磁灶溪口山烧制的盘口壶，壶身较瘦长，最大径在腹上部。烧制的盘厚重，多铁瘢，器心平坦。施青釉，略闪灰黄色，多数仅挂半釉，且易脱，胎灰白，器形与1958年南安丰州南朝墓出土的盘近似。窑具只有托座与支钉。”（陈鹏等：《福建晋江磁灶古窑址》，载《考古》1982年第5期）可以看出，南朝时期福建已有自己的青瓷生产，且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能生产出壶、盘等青釉瓷。

（3）交通

在水陆交通方面，汉代福建与江西、浙江一带“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汉书》卷64上《严助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交通很不方便。魏晋南朝时期，由于北方汉人不断入闽，福建加强了与外界的交往，水陆交通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福建与外界的陆路交通线主要在闽北，主要有由浙江经枫岭关进入闽北浦城、由江西经分水关进入闽北崇安，以及由江西杉关进入光泽、邵武这三条交通线。这三条与外界的交通线都通往当时闽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建安。在建安所属的各县与郡城之间也有交通线，如从光泽、邵武经界首、麻沙而达建平（今建阳）、建安，就是一条郡城建安与邵武光泽之间的陆上通道。同时由于这里地处闽江上游，县城多处于各支流边，溪流交错、河网密布，水上交通也有所发展。从建安至闽江下游侯官也有水、陆两条交通线路。水路沿建溪、闽江顺流而下，陆路或沿闽江边走，或翻越山岭经过建安、古田、大桥而达侯官。从侯官往南至木兰溪、晋江、九龙江也有一条沿着沿海平原南下的陆上交通线路。

在海上交通方面，福建东部面临大海，具有发展海上交通的有利条件。三国时，福建与会稽之间常有船只往来，有一条海上交通线。福建有很多熟悉海上交通的篙工楫师。福建的船工、舵手已经能够熟练地操纵、驾驭各式大船在海上纵横驰骋。从福建出发，往北可达江浙一带沿海，往南可达交广二州。孙吴末帝孙皓建衡元年（269年），由海陆两路进攻交趾，陆路由荆州南下，海路则由“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三国志》卷48《三嗣主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南朝梁末绍泰年间，“时东西岭路，寇贼拥隔”，陆路交通受阻，占据福建的陈宝应乃“自海道趋于会稽贡献”（《陈书》卷35《陈宝应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版）。陈文帝天嘉四年（563年），陈王朝对福建陈宝应用兵，水路由信威将军余孝顷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由海上进攻晋安（《陈书》卷35《陈宝应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版）。可以看出，整个魏晋南朝时期，福建的海上交通甚为发达。陆上海上交通的发达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建安郡的设置与温麻船屯的造船业

三国时，孙吴向南发展势力，进兵闽中。孙吴将领贺齐于建安元年（196年）首次率军入闽，打败侯官长商升等反吴势力，占领侯官（今福州），将福建纳入孙吴的统治区内。建安八年（203年）闽北动荡，贺齐又一次进兵闽北，据有建安（今建瓯），还将原设在浙江监管福建的行政机构南部都尉迁到建安。建安十二年（207年）孙吴政权设立建安郡。建安郡下辖建安、南平、将乐、建平（建阳）、邵武、吴兴（浦城）、东平（松溪）、侯官和东安（南安、同安）九县。建安郡治在建安，这里处于闽北山区最大的盆地中，地势比较平缓，南浦溪、崇阳溪、松溪三条直流于此汇合成建溪，然后流入闽江，沿崇阳溪溯流而上，经崇安，过武夷山分水关，可达江西，这是入闽的主要大道。经建平（今建阳）、麻沙可达邵武，自邵武往西过松关可达江西。沿建溪顺流而下，可达侯官，外通大海，水陆交通相当方便。建安郡的设置是福建政制史上的一件大事，表明福建已从汉武帝平闽越时起近300年的纷纷扰扰、战乱不断逐步走向安定和文治。福建人口也逐渐增多。《宋书·州郡志二》载：建安郡在吴永安三年（260年）有3042户、17686人。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个明确的人口数字。

社会安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孙吴政权所以能立足江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因此，发展航海事业、建造舰船、扩大海上交通，是孙吴的国策。建安郡设置后，孙吴继续践行这一国策。在福建原有擅长造船航海的基础上，孙武在建安郡侯官设温麻船屯，这是个颇具规模的造船工场。在福建造船的除了当地和外地的熟练工人外，还有一些北来的谪徙之徒。如孙皓时，会稽太守郭诞与人非论国政，议章安侯当为天子。事泄后，郭诞虽然因为皇帝的开恩而免除大刑，但是被“送付建安作船”（《三国志》卷48《三嗣主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中书令张尚能言善辩、见知当世，然而不为皇帝所容，孙皓便借故将他下狱，后也“送建安作船”（《三国志》卷53《张纮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可见，建安的造船工场属孙吴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是孙吴最主要的造船基地。

孙吴时期，福建造船业成绩显著。侯官设有典船校尉，负责督造船只，孙吴的造船工场不但规模大，而且所造船舶种类多，设备好。单是战船就有艨艟、斗舰、楼船等，民船的种类更是各式各样。多次率军入闽的孙吴大将贺齐，“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干橹戈矛，葩瓜文书，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艨艟斗舰之属，望之若山”（《三国志》卷60《贺齐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

早在东汉末三国初，福建的海上航线继承汉代基础并不断发展，福建航线北达会稽、江淮，南到交趾。《三国志》记载名士许靖等人从会稽到交州，“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三国志》卷38《许糜孙简伊秦传第八》，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福建东冶港与中南半岛的海上交通顺畅。

建立在温麻船屯、福建篙工楫师基础上的孙吴航海事业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越前代。在中国东海、南海沿岸，到处都有孙吴海军的踪影。

孙吴曾多次派海军北上攻打辽东，南边据有珠崖、儋耳（在今海南岛）。东边孙吴海军还跨海东征，到达台湾。《三国志·孙权传》载：“黄龙二年春，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孙权为统一天下，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大型舰队，载运一万多将士，航海到达台湾，回来时带回数千名台湾当地居民。这是一次长时间、大规模的海上行动。甲士万人出海，如果没有大量坚固的远洋船只、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没有娴熟的船队指挥和篙工楫师，要完成如此规模的跨海航行、登陆作战以及带回当地人员，是不可能成功的。

在孙吴时期，福建既是孙吴的海军基地，也是孙吴联系岭南及南洋各国的主要基地。由福建到广东、广西合浦而达交趾，有一条“建安海道”的海上航道。孙权曾经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南海诸国，其海上行走路线应是经由“建安海道”。这条海上航道的开辟，福建是始发点。可以看出，在孙吴时期，由建安出发的远洋船队，由东南沿海南下，经广东、广西到达交趾，然后自交、广二州分赴南洋各国，加强了古代中国与南洋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南朝的梁安郡与泉州港

魏晋南朝时期福建与外国已有商贸往来。

早在西汉时期，西起大秦、波斯，中历天竺诸国，南至南洋群岛、中南半岛诸国，都与我国有贸易关系，经常有商人航海到中国来，亦有中国商人航海到各国去，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港口主要是交、广二州。三国孙吴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梁书》卷54《诸夷海南诸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海外往来继续进行，但尚未见有福建与海外进行贸易的记载。两晋时期，因中国内部纷争迭起，中外往来一度中衰，至宋齐又逐渐恢复，南海商船至者有十余国。到了梁代，南朝的海外贸易开始得以全面恢复和发展。

踏上福建土地的外国人主要是商人和僧侣，商人来做生意，僧人则来译经和传经。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中名真谛）是最早来到福建的外国人。拘那罗陀是西天竺优禅尼国（今印度）僧人，少时学通佛法。他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年）由扶南国（今柬埔寨）到达南海郡（今广州），以后从南海出发，到达都城建康（今南京），受梁武帝厚待，翻译佛经。后因侯景之乱，自承圣三年（554年）后，辗转迁播今浙江、江西等地，后到达晋安郡（今福州），住佛力寺。拘那罗陀在晋安郡核定所翻译的佛教经论，宣扬佛法。天嘉二年（561年），“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追逐，相继留连。太守王方奢，述众元情，重申邀请。谛又且修人事，权止海隅……至（天嘉）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载《历代高僧传》，上海书房1989年版，第430页）。

关于梁安郡的具体地点，由于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故众说纷纭。章巽先生的《真谛传中之梁安郡》（《福建论坛》1983年第4期）。认为梁安郡为今福建南安市的丰州，这是很有道理的，也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可参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第1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李玉昆、李秀梅《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第1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现略作补充论述。

首先，从地理位置看，真谛从晋安郡“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可见晋安郡至梁安郡并不太远，且有海路相通，这与从闽江口至晋江口的距离不远相符。其二，晋江流域的海上交通口岸早期就在南安丰州，丰州是晋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吴永安三年（260年），析侯官具地置东安县，治所在南安丰州，管辖今闽南地区的泉州、莆田、漳州一带。海舶可以从这里出发，经过晋江海口，航行于世界各地。其三，据唐初杨炯所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记载：“公讳义童……祖僧兴，齐会稽令梁安郡守南安县开国侯……父方赊，梁正阁主簿伏波将军梁安郡守。”（杨炯：《盈川集》卷7，《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65册，第243—244页）这里碑主王义童的父亲梁安郡守王方赊与《续高僧传》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奢显然是同一个人，只是传写之误。

拘那罗陀在南安等待海舶、“泛舶西引”期间，住在丰州九日山西二里的延福寺，主要从事《金刚经》的翻译工作。延福寺建于西晋太康九年（288年），是闽南最早的寺院，至今还有据传是泉州南安九日山九日山延福寺拘那罗陀翻译佛经的“翻经石”古迹。拘那罗陀是最早踏上福建土地的外国人，也是至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从福建港口乘大船出洋的外国人。拘那罗陀到南安的目的是为了“更装大舶”，可知当时的南安丰州晋江边，有一个可以停泊的港口，有“大舶”可以航行东南沿海以至东南亚一带。且港口还驰名中外，以至于当时身在晋安郡的拘那罗陀得知后要乘小船前往，到达南安后还确实从南安乘船出发，“泛舶西引”，踏上回扶南国的航程。可以看出南朝时在南安丰州的晋江边，有一个大港口，它是泉州港的最早雏形。以后随着晋江平原的开发，泉州港也就逐渐沿着晋江向东南移动，由丰州逐渐转移至晋江下游的泉州和后渚等港，并不断发展壮大。

拘那罗陀两次从泉州乘船赴南洋，说明这一时期泉州的海上交通已相当发达，不仅有一般的中小型船只，而且还有大型船舶交通南洋各国，因此拘那罗陀要到棱伽修国（今马来半岛北部）需到泉州换乘大船。南朝时期，特别是在侯景之乱前的齐梁时，福建社会经过三国两晋以来100多年的开发，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为海外交通提供了船只、航海技术和交易商品。正如《梁书·诸夷传》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海外交通时所说：“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多至，逾于前代矣。”（《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诚非虚语。泉州港在南朝梁代的兴起也正是形势使然，在情理之中了，福建的海外贸易因之而迅速形成。

（原载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史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