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海洋精神”专题·

16.近现代福建与海外的文化交流

近代80年是中国思想文化急剧动荡的年代，鸦片战争后，闽人最早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随后将它转化为“洋务运动”，马尾船政是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成果。其后，林纾翻译西方小说，严复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陈季同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在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睁眼观天地  译书通海国

福州是一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对外交通的港口，早在汉代，以东冶出名的福州城便建立了与日本、越南的海上交通线。它一向有海外开放的传统。早在唐代，福州城即有“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的说法，这说明当时有不少海外来人住在福州，乃至福州风俗受影响（陈叔侗：《福州中唐文献孑遗》附图，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千百年来历尽沧桑，福州一直是沟通中外交流的桥梁。即使在清代前期普遍封闭的背景下，闽人关注海外的程度也高于内陆省份。尤其是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以郑光策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兴起，它为中国知识界培养了林则徐、李彦章、梁章钜等务实的官员。 

荷兰人绘制的福州地图

鸦片战争前后的外交与军事冲突震撼了闽中士大夫，福建是一个“经世致用”学派昌盛的区域，有经世之志的士大夫们，过去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但尖锐的外交问题很快吸引了他们，他们纷纷为林则徐献计献策。鸦片战争中方失利后，中国士大夫更感到必须了解这个远隔重洋、千古未闻的对手。因而，“经世致用”之学又添了一个重要内容：研究西洋国家。

在研究西方上，走在最前面的还是福建的林则徐。身负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折冲樽俎的重任，遵行经世学派的一贯作风，他很注意了解对手。在广州时，他组织人马翻译澳门报刊，选编《澳门月报》，还翻译西方地理学著作，编为《四洲志》一书，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经过初步研究后，他已感到中西文化有许多不同点，又编成《华事夷言》一书，有意探察西方的社会。他的这些贡献，对后世影响很大，著名思想家魏源继承他的工作，编成《海国图志》一书，为中国人展开了整个世界的画卷。

林则徐对后人影响最大的，还是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以后，魏源将它改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两个口号一脉相承。它们的价值在于：表明中国人第一次承认海外文明有胜过中华文明之处，中国人有必要向西方学习。因而，后人称赞林、魏开启近代西学之先河。从这一点看，后人将林则徐誉为近代睁眼看西方的第一人，并非虚誉。

林则徐是一位眼光博大的战略家，从他晚年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林则徐对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充满忧虑，他察觉北方沙皇的帝国必为中国将来之患，而英国贪婪之心永无止境，因而，挽救大清面临的危机、抗击外敌成为他晚年主导思想。这位爱国主义者的思想有两点沾惠后人：其一，爱国主义；其二，为了保卫国家，中国人必须向海外国家学习。近代闽人思想的变化，也可以从这两点中看出。

五口通商后，海禁松弛，有一些士人联翩游历南洋、美洲等地，他们的游记曾引起许多人的好奇。而宦游闽中的官吏，更是借职务、地利之便，开始编辑了解海外的图志。例如，在福建做官的姚莹就颇有成绩。后来，因为魏源《海国图志》一书出版，姚莹才中止了自己的工作。

另一位对西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是福建布政使徐继畬（山西人）。他于鸦片战争前即任职福建延建郡道，后调任汀漳龙道，1842年任福建布政使，1846年升福建巡抚，直到1851年去职，在福建任职达十几年。其时，福建经世学者中已形成探索海外之风，徐继畬在与海外人士接触后，便有了编写《瀛环志略》的想法。该书于1848年出版，前后费时6年。他在序言中说：“道光癸卯，余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此后，他利用公事之暇，广泛收集材料，终于撰成《瀛环志略》一书。

《海国图志》书影            《瀛环志略》书影

《瀛环志略》仅十卷，而魏源《海国图志》多次增刊，达一百卷，然而，在道咸时期，二书齐名，王韬说：“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继畬）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也。”（王韬：《瀛环志略跋》，《弢园文录外编》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徐松龛之《瀛环志略》，以精约胜，魏默深之《海国图志》以渊博胜。”（王韬：《上丁中丞书》，《弢园尺牍》，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05页）可见，《瀛环志略》是一部简约精要的地理书，对当时扩大知识分子的视野起了重要作用。

    二、通西学精髓  铸变革新人

严复、林纾、陈季同是近代福州三大翻译家，他们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的贡献，沾惠后人。

严复，福建侯官人，生于1854年，13岁入马尾船政学堂学习英文、自然科学与造船，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数年。1877年被派至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在英国留学期间，他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受到强烈的震撼。甲午战争失败后，他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重要政论文章，猛烈抨击时政之弊，提倡新学，宣传变法救国。他有感于国人对西方思想所知甚少，乃下决心翻译《天演论》《社会通诠》《法意》《原富》《群己权界论》《名学》《支那教案论》《群学肄言》等名著，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介绍到中国。他在《天演论》中强调中国必须顺应“天演”的进化规律实行变法维新，使国家由弱变强，否则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而亡国灭种，终被淘汰。严复古文极佳，观点新颖，此书一出，引起知识界的轰动，进化论成为人们口头引用最多的理论，书中的名词也流行起来。 

      船政留学生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学院门口合影

更为重要的是，严复通过该书翻译，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弊病所在，要求世人改变锢习，全面吸收西方文化。他认为富强的根本方法是：培养民力、民智、民德。所以，应当禁止鸦片与缠足，提倡尚武精神，废除八股取士而以西学教育民众，乃至废除专制政治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所以说，严复为维新运动构造了理论依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也为维新运动指出它最终目标——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制度。因此，严复与康有为并列为维新运动中的两个核心人物。

    严复和《天演论》手稿

令人赞叹的是：严复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并不是盲目地崇拜，他在译述这些著作时也加以分析和批判，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学说有赞有弹，从总体上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让中国的学者自己进行比较，并期望后人能有建树。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也不是一味否定，他的《辟韩》一文严厉批判法家的专制主义，同时对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大感兴趣。在晚年，他还写了《老子》与《庄子》的评语，将老庄的政治思想与孟德斯鸠的思想进行对比，大体上肯定了老庄思想中进步的成分。他在对八股文进行挞伐的同时，提出了传播西学最终能使旧学昌明的观点。对于这些，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思想中存在着矛盾，而要看到他“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了“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以后，这一方针成为北大的传统，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也成为中国学术界奉行的指导思想，以故，被资产阶级视为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思想能在北大校园公然传播，从而造成了一场伟大的革命。

林纾及其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

林纾是桐城派古文大师，以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一书闻名于世，其实，他还是一个热心的维新运动推动者。他曾模仿白居易讽喻诗的风格，作《闽中新乐府》32首，针砭时俗，力图唤醒国人。组诗的第一首是《国仇》：“国仇国仇在何方，英俄德法偕东洋。”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威胁，他提醒国人：“波兰印度皆前事，为奴为虏须臾至。”他呼吁恢复尚武精神：“须求洋将练陆兵，二十万人堪背城。”在终篇中他的爱国之心跃然纸上，“我念国仇泣成血，敢有妄言天地灭”。对西方的经济侵略他也十分警惕，在《谋生难》一诗中指出西方工业品夺走中国商品市场，中国人应当奋起重振工商，改变歧视工商的传统习惯。为了使中国重振，他无情地批判各阶层的陋俗：《渴睡汉》指责外交官员蒙昧无知；《林先生》讥刺塾馆的教学方法；《灯草翁》批判吏治；《关上虎》点出厘税害民；《郭老兵》揭发兵制的腐朽。林纾重视社会习俗的改造：《生髑髅》哀痛吸食鸦片者；《小脚妇》三篇痛诉女性缠脚之苦，主张放脚；《灶下叹》反对锢婢陋习；《水无情》哀怜被溺女婴；《跳神》《棠梨花》《检历日》《郁罗台》《肥和尚》等篇反对宗教迷信。林纾的这些诗，反映了维新派力图全面改造社会的雄心，在闽中传诵一时，也为维新运动大造舆论。林纾的另一贡献是大量翻译西洋小说，为中国人展现了西方社会的各个侧面，从而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不仅有放火焚烧圆明园的强盗，还有和中国人具有同样感情的平民，他们的社会与制度有许多长处。这对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观念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林纾主张改革，向西方学习，却没有放弃儒学，乃至民国初年，他被当作落伍的典型人物。其实，他和严复共同的特点是多元的文化观，主张兼容并蓄。

     严复写给陈季同的对联

陈季同（1851—1907年），福州人，16岁考入船政学堂，他跟随法国教习学习法语和制造工艺，从此打下了坚实的法文基础。因其在翻译法文方面十分流利，被授予“文案”一职，1877年他和严复等人一同到欧洲留学，在法国学习政治、法律。次年成为清朝第一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受其器重，在清驻法大使馆工作，仕至参赞一职。他在法国前后16年，著有8部法文著作：《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中国的娱乐》《黄衫客传奇》《巴黎人》《吾国》《英勇的爱》，这些著作在欧洲产生巨大的影响，被译成英、德、意、西、丹麦等多国文字。其中《中国人自画像》《中国的娱乐》二书，其价值不亚于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但比其要早50年！受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陈季同在介绍中国文化时，很注重不同文化在文化取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规范的差异，并分析了差异导致文化冲突的原因。陈季同回国后，为了保卫台湾，曾设计台湾民主国的共和制度体系，宣称只要打败日本侵略者便回归中国。抗割台斗争失败后，陈季同在上海创办《求是报》，介绍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政治制度，宣传维新思想，并翻译了西方法律制度的经典之作——《拿破仑法典》，为西学传播出了大力。

中国近代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时代。欧美国家是近代科学的发源地，也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它不仅在科学技术上远远超过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界也有许多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福建的贡献是独特的，涌现出一批精通西学之人，如林则徐、严复、陈季同等，他们的贡献为铸就新一代中国人奠定了基础，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浪潮。

    三、开眼观天地  鼓浪几哲人

自电讯技术革命发生后，电报传播消息的速度远胜于轮船、火车，福建在这方面不再有地理优势。而中国的文化浪潮也多在消息便利的大城市兴起。不过，因为历史与传统的延续，闽人某些领域的贡献还是十分突出的。

辜鸿铭(1857—1928年)，福建同安人，又名汤生，字鸿铭，别称汉滨读易者，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槟城。1877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荣誉学位，其后，又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学位。他精通英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法文、日文，学过西方哲学、文学、工程学等学科。1885年，辜鸿铭回国，进入张之洞幕府20多年，曾得清廷赐“文科进士”称号。1910年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辛亥革命后，他被聘为北大教授。主要著作有《张文襄幕府纪闻》、《读易草堂文集》、《中国人的牛津运动》(英文)、《中华民族精神和战争的出路》(英文)、《怨诉的声音》(德文)等，并将《论语》《中庸》《春秋》《孝经》翻译为英文、德文。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辜鸿铭是兼通中西学术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主要贡献是向西方人介绍东方文化，弘扬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对沟通中西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以思辨哲学闻名的德国，他被誉为与泰戈尔并列的两大东方文化代表人物。晚年，他与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通信，托翁接受许多东方文化观念是和他有关的。德国学者曾组织“辜鸿铭俱乐部”和“辜鸿铭研究会”，以示尊崇。在中国近代，他是第一个受到西方学术界广泛认可和赞誉的学者，在世界文化界获得崇高的声誉。不过，他在国内却被视为守旧派、时代落伍者。这种评价的巨大反差是很少见的。

辜鸿铭是近代中国学者中第一个大力批判西方文化的思想家。尽管他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同时也接受西方文化的科学技术，不过，他对西方文化的内核持批判态度。其一，批判西方的权利观念，提出“西人之政刑有不足法也”（辜鸿铭：《辜鸿铭文集·读易草堂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第17-18页）。他认为西方人崇尚权势，将有无权势当作好人、坏人划分的标准，进而用儒学的仁义观去批判权势观，从而否定了西方的人生哲学。这种批判似是而非，但反映了他厌恶西方权利观的倾向。其二，批判西方重利轻义观念。在20世纪初，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强终于相互厮杀起来，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世界大战，数千万人在战争中死亡。导致这场人类大浩劫的原因，确实和西方文化重利轻义的本质有关。西方文化有沙文主义倾向，他们将本民族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却把其他民族贬为尘土，力图从其他民族手里夺得生存空间，各个帝国为争夺势力范围尔虞我诈，最终必然诉诸武力。因此，辜鸿铭对西方文化重利轻义的批判，其实质是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批判。其三，辜鸿铭在批判西方观念的同时，也向西方传播东方文化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暴露了西方文化的根本弱点，这就是欧美人无限扩张的欲望和地球资源有限的矛盾。值此之际，辜鸿铭陆续发表了《中华民族精神》《怨诉的声音》等名著，他以中国传统的儒教精神为指导，向西方人宣传“德胜于力”“礼让为国”等观点，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的态度大变。在清末，他们将中国人看作“黄祸”；而此时，他们不但承认中国有高度文化，而且承认西方人有向东方文化学习的必要性。一战结束不久，德国人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一书，在西方世界产生轰动效应，实际上，该书许多观点袭自辜鸿铭。从1840年以来，人们多用西方价值观评判中国人的文化观，只有辜鸿铭用中国传统价值观分析、批判西方文化观。仅就这一点而言，辜鸿铭确有人所不及之处。

维护儒家文化观。清末民初，许多中国人都将传统儒家文化当作负担，这是清末中国屡遭侵略产生的后果之一。人们认为：传统儒学文化已经无法抵挡列强入侵，从而转向西学。在这种背景下，从小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辜鸿铭却力主以儒学立国，辜鸿铭不仅服膺儒学，而且，还将正统的朱子学奉为真理，这与清末民初学术界风气是相抵触的。在帝制被推翻的民国时期，他依然故我地宣传“三纲五常”，主张敬天，“以正谊明道为归”。他的态度使他被当时人视为怪物，后世学者也说他有文化恋母情绪和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周武：《论辜鸿铭》，《福建论坛》1989年第2期）。实际上，我们从他的政治态度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来看，他必然归宗于儒学，而且，必然以儒学正统的朱子学为指导思想。这是他的思想体系决定的。

                             辜鸿铭

                                                                                                               林语堂

兼通中西文化的林语堂。林语堂为福建龙溪县（今漳州）人，生于1895年，其父为教会牧师。林语堂早年就读教会的英语学校，1912年进入上海教会主办的圣约翰大学，1919年留学哈佛大学文学系，后转到德国的耶拿大学、莱比锡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及莱比锡大学的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任职。他的英文程度优秀，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东吴大学法律系英文教授；1930年成为国际笔会的中国发起人；1931年任中央研究院西文编辑室主任。他能用英文发表短篇小说、话剧等。林语堂编写过《开明英语读本》和《开明英语文法》等英语教科书，编纂《汉英词典》，晚年在香港出版《林语堂汉英大字典》，不愧为那一时代中国人中的英文权威人士。鉴于欧美诸国对中国文化的隔膜，林语堂将中国的一些优秀著作翻译成英文，例如《浮生六记》《黛玉葬花诗》等，因其在传统学术上的坚实基础，他还将《史记》中最难读的《货殖列传》译成英文，展现了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学水平。

1935年之后，他在美国用英文写小说，主要作品有《风声鹤唳》《京华烟云》。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人急欲了解盟友的文化性格，林语堂用英文写了《吾国与吾民》《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等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其中《吾国与吾民》一书又名《中国人》，该书针对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许多误解，进行了委婉的解释，他的文笔幽默、轻松，不露痕迹地彰扬中华文化，赢得许多英语读者的欣赏，对重塑中国的形象起了很好的作用。

清末民国时期，闽人在文字改革与建设方面建树颇多。其中如林白水发起白话文运动，卢戆章发明汉语拼音，高梦旦编辞典，在汉字检索方面贡献颇多；颜惠庆编纂中英双解辞典，林振翰介绍世界语，都是杰出的贡献。近代闽人在语言学方面的贡献，反映了福建文化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历史上，福建人与海外交往较多。五口开放之时，福建有厦门和福州两个口岸，得风气之先，最早受到异域文化的洗礼。从欧美传来的宗教、医院、学校、报纸最早在福建等沿海省份生根，福建在学习西方教育这一点上，有早期办得最成功的马尾船政学堂，教会学校的兴起也很早，因此，福建省很早就培养了一批兼通中西的人才。那一时代的福建人，官话讲得好的人很少，却有不少能讲英语、法语的人。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福建又是最早掀起留学潮的地方，大批留学生到欧美、日本留学，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最早的工程师和科学家。

    四、造船马江岸  洋务激思潮

咸丰、同治年间，清朝又面临了新一轮的内忧外患，其内是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它是中国一次重要的农民起义，战火燃遍整个中国。当清廷与太平天国激战时，英国与法国乘势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廷签订城下之盟。这两次沉重的打击，使朝廷上下感到再也不能沉睡下去了，作为朝廷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拾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口号，并以“经世学派”特有的实践精神，开始了洋务运动，福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左宗棠和沈葆桢。

左宗棠担任闽浙总督三年，戎马倥偬，在福州仅七个月。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做了许多事。例如，建立正谊堂书局，刊行理学典籍，力图重振闽中理学；又如，翻刻《海国图志》，促使人们深入了解西方政情、文化。而最重要的一项决策是：建立马尾船政局，仿造西式轮船、战舰。 

      马尾船政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

作为经世派的学者，左宗棠对西方研究已久，他深深知道“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欧美轮船航行于中国沿海，东南水运之利尽为其所夺，东南船户，破产者十之六七。从军事形势而言：以轮船运输军队、物资，可以北上三韩，南下百粤，交通便利，况且，英法入侵中国，全凭海军，若无一旅与其相抗，中国万里海疆门户洞开，因而，中国一定要有海军，要有轮船组成的舰队和商队！而在这方面要赶上外国，就得建造现代化船厂，吸收先进技术，争取造出自己的舰队（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卷四，岳麓书社1983年，第124-125页）。左宗棠的这些主张，写进他那份著名的奏折，在这里，我们可看到左宗棠一颗火热的报国之心，年过半百的他，深切盼望中国能自强自立，不再受海外列强的欺侮。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办船厂得到福建缙绅的全力支持，当左宗棠接到调任陕甘总督的任命时，曾任江西巡抚丁忧在籍的沈葆桢率福州缙绅百余人向朝廷呈请，恳留左宗棠暂缓西行，以便落实办船厂一事（林庆元、罗肇前：《沈葆桢》，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日意格

                                                                                                                   沈葆桢

沈葆桢（福州人）是林则徐的外甥，后来又成为林家女婿。在咸丰、同治年间，他被视为林则徐血统及道德文章的继承人。续办船政的重任最终落在他的肩上。他任船政大臣的八年内，福建成为东南洋务运动最兴盛的区域，一时四方人物汇集福州。例如，热心于船政的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熟悉洋务的署理福建布政使周开锡及叶文澜、黄维煊、徐文渊、贝锦泉，知名的学者谢章铤、郭柏苍、林纾、刘存仁等。在福州这个飘荡着海水咸味的城市，人们十分关注中国人的海上前途，每一次海疆事件都震动福州。例如：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岛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沈葆桢受命率福建水师前往台湾，与日军对峙。海外列强的军舰，也经常访问马尾港。在这种环境里孕育了沈葆桢富有海防特点的洋务思想。沈葆桢洋务思想的特点在于：（1）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马尾船政学堂主要分造船和驾驶两个系统，当时法国的造船术领先于世界，学堂的造船便以法国为师；英国海军的驾驶技术一流，学堂的驾驶便以引进英国技术为主。为了能够独立造船，沈葆桢毅然派出留学生赴欧学习，第一批学员为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五人，后来都成为造船与航海界的精英。他还多方搜览科技书籍，以充实船校藏书。（2）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通过牡丹社事件，沈葆桢充分认识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为了抵消日本日益扩大的海军势力，沈葆桢力主购买铁甲战舰，并将专款让给李鸿章，以使北洋海军早日拥有铁甲舰。在晚清重臣中，数沈葆桢最重视海军。（3）开发台湾，将台湾建为海防要塞。沈葆桢在抚台期间，奏准架设福建至台湾之间的电报线，彻底撤销渡台禁令，在台湾全岛开辟大道，并兴办基隆机器采煤业，这一切措施大大加快了台湾开发。为了抵御外来势力再次入侵，沈葆桢熟筹台湾海防，尤其注重可能从台湾北面来的侵略，他的这些战略思想，在台湾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马尾船政作为一个船厂与海军学校的共同体，先后造成了四十艘军舰，培育了大批海军人才，完成了建立一支近代化海军的目标。但马尾船政最大的成功还是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工程技术，孕育了中国第一代工程技术人员。虽然它的程度只有中专水平，但它建立了以科技立国的传统。由该校毕业的学生成为中国第一代近代科技工程人员。其中优秀的毕业生又被送到欧美国家深造，他们在中国建立了最早的近代科学技术体系，把中国逐步引向现代化，为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而言，马尾船政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地位。 

马尾船政留学生

由于船政的指导思想就是向欧洲学习先进技术，所以，船政学生对海外的看法就大大超过国内普通知识分子的水平。还在许多学者以“西方技术领先，中国文化领先”来自我安慰时，亲身游历过欧洲的船政学生便开始赞叹欧美良好的政治制度与习俗，他们的思想走在国内知识分子的前头。以故，由他们中间产生出一个伟大的学者，系统地翻译西方名著，则是很自然的，而这个任务，由严复承担起来了。

近代以来福建工程师和科学家。鸦片战争爆发后，在林则徐、邓廷桢等人的主持下，闽人便开始引进西方技术，制造火炮，以后又出现了远东第一流的马尾造船厂。因此，在晚清时期，福建科学、技术在国内是相当先进的。

1. 近代以来福建的工科专家

丁拱辰和《演炮图说》。丁拱辰（1800—1875年），字淑原，号星南，出生于晋江商人家庭，年轻时随父兄赴海外经商，游历过菲律宾、伊朗及奥斯曼帝国。他为西洋科学技术所倾倒，尤其醉心于枪炮、军舰制造，是鸦片战争时期国内罕见的精通西洋科技的人才。当时，他客居广州，为地方官所聘，监制新式大炮。次年，他刊印《演炮图说》一书，以文字附图介绍西方战船、火车、轮船、火炮及各种军械常识。曾得道光皇帝赏赐六品军功顶戴。其后，他继续研究西洋武器，写成《西洋军火图编》6卷，附图150幅。对中国军火工业吸收西方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取铸炮。黄取是闽南民间著名的铸造师（黄典诚：《清代闽南杰出的铸造师——黄取》，陈再成编：《漳州历代名人传略》，1986年，自印本），善铸各式犁铧和制糖锅。鸦片战争之后，他为清廷铸造各式铁炮，巨炮重几千斤，有一定威力。从1840至1850年，共造炮百余尊。

马尾船政建立后，聘请了一大批留学西洋的工程师，他们各有杰出贡献。

詹天佑，徽州婺源（今江西上饶市婺源县）人，马尾学堂的第八期学生，毕业后曾在马尾船政任职。他是近代中国工程师的著名代表，以设计、建造京张铁路闻名天下。他的成功，象征着中国人掌握了西方一流的建造术。

魏瀚，侯官（今福州）人，他是马尾船政学堂送出的最早的留学生之一，进入法国的削浦官学，主要学习铁甲舰、枪支的制造。他在留学生中屡列上等，被誉为可与法国工程师相比，受到中法双方的重视。1879年学成回国，随即被派往德国监制清朝定制的定远、镇远两艘巨舰。1882年回国后在马尾船政局工程处，负责横海、镜清等舰的设计工作。中国第一艘铁甲舰“平远”号是在他主持下造成的。后受法国主管的排挤，一度离开船政。1902年返任，担任过马尾船政的会办。离开马尾后，他曾在广东“总办黄埔造船所并所属学校及石井兵工厂”，晚年再回船政任职。以魏瀚为代表的一批留欧学生掌握了近代造船术，成为马尾造船厂的中坚。

池贞铨，福清人，在第一批留学生中，池贞铨和其他四位同学专攻“矿务制造理法”，先在工厂实习，后转入巴黎矿务学校。从该校毕业后，他又被送到德国的矿业城学习勘矿、采矿、冶炼等实用矿务技术。1880年学成归国，在马尾船政工作。为了减少对外国煤铁的依赖，池贞铨被派到四郊调查煤铁矿，发现穆源铁矿和煤矿，从而成为中国最早的野外找矿工程师。池贞铨成名后，成为各省罗致的专业人才，辗转各地，调查矿产，在湖北、湖南及西南各省跑的地方尤其多，为这些地方的矿产调查做出了贡献。他还参加山东铅矿、金矿的筹建，并为湖北大冶钢铁联合公司的筹办出了大力。中国“煤都”山西、“铜都”江西、“金都”胶东、“有色金属之都”贵州等的成名，都与他的前期劳动有关。

陈兆翱，福州人，第一批留学法国的马尾学堂学生之一，以轮机制造为专业。在法国留学的三年看到法国新式锅炉经历立式到卧式的变化，据说他参与发明了抽水机，受到法国工程界的好评。他是那一时代第一流的轮机专家，回国后在马尾船政任工程处总工程师，负责轮机设计，发明方面颇有建树。马尾船政制造的多艘军舰，都和他有关。

林日章，福建人，马尾学堂的学生，后与陈兆翱等留学法国。回国后在马尾船政任轮机工程师。曾与池贞铨一起找矿，后在开滦煤矿任工程师。他是中国第一个以西法炼银的主持人。事迹与林日章相似的还有罗臻禄等人。罗臻禄留法回国后，与林日章等人一起，主持轮机制造，晚清为各省主持找矿工作，成绩很大。

巴玉藻，内蒙古人，出生于江苏。清末被选派赴英国留学，1915年转学美国，研究飞机制造术，被美国波音公司聘为第一任飞机制造总工程师。1917年归国，就任马尾造船厂飞机制造科主任，于1918年造出中国第一架飞机。在其任职马尾造船厂期间，共造出11架达到当时国际水准的飞机。1929年在欧洲考察时被日本间谍暗杀，他的死是中国飞机制造业的重大损失。

晚清民国初年的马尾船政汇集了一大批工程人才，他们大都留学西方，为将西方工程学引进中国做出杰出的贡献。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海军遭受沉重的损失，清朝集中力量办理江南造船厂，马尾船政的工程人员大都被调至江南船厂。该厂在清末民初已经造成万吨轮多艘，工程技术一直领先国内各厂。而江南船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多为闽籍，他们的贡献值得称道。 

从船政学堂毕业的最早一批学生

2. 近代以来的福建科学家

由于福建受西学影响较早，历来有不少学子留学海外，尤其重视理科，因而造就了一大批科学家，他们在多个领域做出了贡献。

李俨，福州人，生于1892年，长期从事铁路工程师工作，工作之余，进行中国数学史研究，发表论文上百篇。人们认为李俨实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他的《中算史论丛》多次再版。

高鲁，长乐人，生于1877年。1905年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后留学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主攻天文学，获工科博士学位。他在海外积极靠近革命组织，辛亥革命后任中央天文台台长，改革清代遗留的钦天监。1922年创办中国天文学会，自任会长、总秘书长，创办专业刊物。1927年创办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并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在天文观察方面取得不少成绩，是中国天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高鲁晚年倾心于中国传统天文记录及方法研究，著作（论文）有20多部（篇）。

余青松，福建厦门人，生于1897年。早年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1928年继高鲁之后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在“新光谱的轨迹”和“宇宙光谱线的测定方法”等方面做出过贡献。他的“恒星光谱分类法”在国际天文学界被称为“余青松法”，是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成员。抗日战争中，他率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人员在昆明东郊建立了新的天文观测台——凤凰山台，延续了中国天文学的研究。

张钰哲，福州人，生于1902年，留美博士。1942年接余青松之位，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紫金山、凤凰山天文台台长等职。1941年9月21日，他和余青松、陈遵妫等中国天文学家一起赴甘肃临洮县从事日全食观察，这是中国第一次由现代天文学家组织的天文学活动。张钰哲在紫金山天文台任台长数十年，以小行星的发现闻名于国际天文学界。

张文裕，惠安人，生于1910年，高能物理学家。1934年赴英国留学，抗日战争时期，他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开设原子核物理课程，培养了第一批中国核物理人才。曾受聘于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在其实验室工作多年，开创了关于奇异原子领域的深入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核物理领域具有较大影响。

萨本栋，福州人，生于1902年，物理学家和电机工程专家。他早年留学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麻省伍斯特工学院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返回清华大学执教。他从物理学理论的高度研究电机工程相关问题，1939年发表《双矢量电路分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其后，他出版了专著《交流电机原理》，该书的英文版被英、美各国高等院校用作电工学教本。他在清华撰写的《大学普通物理学》等书，长期是国内物理学领域的基本教材。从1937年到1945年，他担任厦门大学校长，重点发展工科专业，对国内大学工科的发展贡献颇大，一时厦门大学有“南方清华”之誉。

侯德榜，福州人，生于1890年。1913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侯德榜归国后，与化学实业家范旭东合作，受聘于永利碱厂，在天津进行制碱工业改革，经过六年奋斗，终于造出纯碱。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纯碱在美国的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此后永利碱厂形成规模性生产，并成为世界三大碱厂之一。从1932年开始，侯德榜开始用英文撰写《纯碱制造》一书，将纯碱制造术公之于世，引起轰动。1934年，他又担任南京永利宁厂的总工程师，在厂长范旭东领导下主持硫酸铵制造的研究，1937年终于生产成功。以上纯碱和硫酸的生产，恰是中国化学工业的两翼，二者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1932年侯德榜组织中国化学会，团结中国化学家，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化学研究和教育，为中国化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傅鹰，福州人，生于1902年。1922年赴美留学，后在密执安大学获科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在重庆大学、厦门大学任教，后曾返回密执安大学，跟随其老师从事胶体物理化学研究，1950年返国。他在国际一流的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取得丰硕成果。

在化学方面卓有成就的还有浦城籍的吴承洛、泉州籍的庄长恭、福州籍的李乔萍、金门籍的王应睐、永定籍的卢嘉锡等人。

福建地处亚热带，负山面海，生物资源非常丰富，历代有不少记载生物的著作。迄至近代，侯官郭柏苍郭柏苍（1815-1890年），侯官人，字兼秋，又字青郎。道光举人，官授内阁中书、主事等，未到职。总结前人的成果，辅之以自己亲身调查所得，撰成《海错百一录》《闽产录异》《竹间十日话》等书，全面记载福建物产，尤以生物学成果最出色。

郭柏苍娴于福建掌故，见屠本畯《闽中海错疏》、王世懋《闽部疏》记载海产错误较多，便下决心重编《海错百一录》。他积“数十年所见者，证之老渔；老渔所见者，粗细必记，不厌其鄙；又以老渔所见者，证之诸书”。通过三方取证，并加上自己细心的考证，终于完成了《海错百一录》五卷。该书分鱼、介、盐、草、壳石五类介绍海产，共载海洋生物297种，并附有渔船、制盐、捕鱼术等与渔业有关的史料。该书保存了大量古代生物学资料，对今人研究海洋生物的变迁仍有价值。

《闽产录异》与《海错百一录》同刻于1886年，《海错百一录》专记海产，《闽产录异》一书全面记载福建各地物产，而以动物、植物为主。郭柏苍游踪遍八闽，每到一地便详细调查物产，日积月累，于72高龄方刊刻此书，其价值自不待言。该书共记物产669条，有的种类又可分为几类至十几类亚种，所以，所列生物共有一千多种，是福建历代记载生物最全的一部书。

近代生物学是传教士较早开辟的一个领域，福建生物学人才辈出，成果累累。

邓叔群，福州人，生于1902年，1923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获森林学硕士、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历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的研究以真菌学最为出名，发现新种120个，新属4个，编写《中国高等真菌》一书，是真菌学方面的权威人士。

郑作新，福州长乐人，生于1906年，1927年留学美国，在密歇根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1932年出版了《大学生物学实验教程》，1938年又出版《普通生物学》，都是大学教材。他从事鸟类学研究60多年，专著有《中国鸟类分布名录》等30多部。发现过白鹇的第14种亚种，提出原鸡始于中国西部的观点。他提出“低等类型的亚种被排挤到该种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区”之说，在国际学术界得到认同。

福建近代教育发展较早，因而培养了许多科学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近800名院士中，有70多人为闽籍。其中原籍福州的院士（含自注籍贯为福州、林森县、闽侯县、侯官县、闽县的诸君子）约40名，他们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