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漳州卷）135.漳州华侨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

 （一） 教育文化传播

1.书院义学

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机构，明清随着大量闽南人流寓南洋，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并促进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中华文明传播。书院一般使用闽南方言作为交流语言，将庙宇当作学堂，延请闽南来的儒生担任塾师。

漳州民众通过贸易和劳动力输入南洋地区，使得南洋地区的中华节庆文化生根繁衍，且为当地人所接收。如印尼华人，“孔子生日适逢时，华人协商达共识。商店关门都歇业，通力合作办夜市。此项规定真痛快，亚弄(马来语，小店铺、杂货铺、饭铺)关闭无例外。扶老携幼逛夜市，荷兰惊异难摩揣”。对夜市举办助学的慈善活动，各族民众踊跃参与其中，“慈善夜市众颂扬，参观游客心舒畅。荷兰仔多纷进贡，捐献踊跃慨而慷”。（[印尼]谢基祥著，周南京译注：《吧城中华会馆诗颂》，《八桂侨刊》2011年第3期）当地民众也配合华人节日，加入纪念孔子诞辰的夜市活动中。殖民者对华人办学慈善筹款也给予支持。

据《公案簿》记载，1846年6月24日，吧城挨实嗹致书玛腰(陈永元)云：“教读先生、财副、医生，未知此三等人现时要用若干。”公堂称：“论此三等人逐年在吧约用600名，内中宜作三分而算，或有死亡，或有代其该亲轮流回唐，或有经商遂即旋归。由此而论，居吧者尚伸无几……若如此决定其数，未免多艰。

何也?仍外出者，本所未料。如挨实嗹肯恩典，祈一尽开禁，任从等人来吧，则青头船可配300名，红头船配200名，甲板船配100名之为美哉!”最后，公堂1846年7月22日回复：“论在吧约用教读160名、财副360名、医生80名，然此三等人，本堂细思，内中或有死亡，或有代其该亲轮流回唐，或有遂即回归，由此而论，约在吧者尚伸无几。”（[荷]包乐史主编，侯真平等校注：《公案簿》第四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299、312页）此应是一个大概数目，不过从这个档案集中可知，来自福建的青头船运送人数显然比来自广东的红头船要多。

从地域来看，早期的童蒙塾师来自漳州、泉州一带的比较多。由于吧城华人主要是来自福建南部，加上用方言授课，义学聘请塾师较为在意地域。1846年任玛腰私塾教读的陈学林，乃“在唐生长，住居漳州府漳浦县东林社，年三十八岁，幼奉严命，从师受业，讲明诗书之理。自辛(辛丑道光二十一年)年登吧教读玛腰门下”。（吴凤斌等校注：《公案簿》第五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1859年1月，赖观澜“系生唐山漳州，现年53岁，明婚所出，自幼学习文字。于和1824年到吧，即为教读先生六年，诸学父俱无间言……因念自居吧34年，始终或理公或理私，未有巨细事迹，在上下干刀，无非勤慎所致也”。（包乐史等校注：《公案簿》第十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1883年11月，塾师黄钟英被革去，方文标、蔡澄秋、林文塾、杨诒谷四位先生呈禀词“恳掌教义塾”，甲必丹陈文贵舍谕云：“至方文标已老耄矣，而林文塾系福州人氏，音语与我漳大不同。唯蔡澄秋、杨诒谷学问皆堪取。”（聂德宁、吴凤斌、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十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5页）此表明，此义学要求塾师还是有较强的地域观念。

除了会馆等机构经办义学之外，华人社会中还有不少私塾教育，玛腰等富裕华侨群体愿意出钱雇佣落第的儒生为塾师。1845年，新客来吧城27人，王壬癸恳新客王福“住王元龙之家教读诗书”。（[荷]包乐史主编，侯真平等校注：《公案簿》第四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174页）

漳浦县志中记有程日炌的“巴国记录”(《噶喇吧纪略》)。在纪略中谈到他前往南洋，时“年弱冠，思偿父债，当隆冬盛寒，北风迅发，浮海而南……始至时无相识者，思欲为人佣力。尝一至山，操械以行，丛林密莽，死骸相枕藉，不能一朝居。后走垅城，再至吧城，舌耕糊口。屡有以婚事相招者，坚守吾父临别时‘须发家贫抛椒水，勿问临邛不得归’之语。前后七年，谨完前债，袖手而还”。（《漳浦县志》卷二十二《人物》）

漳州儒生到南洋吧城义塾就任塾师，对传承中国文化和礼仪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872年1月29日来自漳州诏安的义学塾师方夺侯谈道：“自壮至老，前后计有三任。中有鸿儒博士接踵，而受恩掌教义塾者，或一载两载而遄征旋归，且或一载半载而疾病身故，皆有初鲜克有终。因往推来，将见此院似有择乎人者，与晚之三沐而得三任者，不过就义塾行义事，整顿学堂，清洁圣像，勤拾字纸，礼送字灰，募建字亭。又怜其故先生游魂无依，设立奠安之位，上则敬圣，下则教徒。执此数端，无敢小懈。”（包乐史、聂德宁、吴凤斌校注：《公案簿》第十二辑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2页）1890年9月前任雷珍兰陈文速上书恳请来年任义塾明诚书院正师之职时禀曰：“切晚弟素本以砚田为业，自惭驽力虽不能奋志于天朝，亦曾任吧国公堂朱葛礁迄升雷珍兰之职。恭逢国家奠安，百姓咸宁，任事多年，小心翼翼，克遵厥职。自致仕以来，孜孜教读，确守儒业，孔孟是宗。昔日先人建创书院，崇祀先贤，春秋享祀，延师教育穷人子弟，咸知礼仪，文教振兴。此乃养老恤幼，斯为风俗之美，亦可以俾列宪致仕，回翔补授，号曰养老，斯亦公堂之盛德者也。近闻书院师长求罢任，如列宪不以为弃，晚弟愿为充补。自当克勤厥职，以引以翼，是训是效，则幸甚!”（吴凤斌、聂德宁、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十四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

1875年7月6日，吧城明诚书院招聘掌教事，王鹏飞称自己以“舌耕为业，馆居南靖，虽暂得为安身，然人弃我取相知转在于不相识之人”。 

来吧城的塾师不论以舌耕为业抑或转作商贩，富裕后大都愿意寻找各种机会转向公堂、美色甘等华人管理机构谋上一官半职。如来自漳州的赖观澜，“于和1824年到吧，即为教读先生六年，诸学父俱无间言。后即为船主掌理船事，商贩四方，亦皆如意”；“至和1853年曾蒙王上8月13日第20号案夺，即举为公堂二朱之职……所任大朱，每月得俸120盾，今已五年”，“今闻敖文明欲举一窒兼以雷职，任事和美惜甘，每月得俸金100盾”。（包乐史等校注：《公案簿》第十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在南洋，华人是在家庭、神庙之类的社团里开办私塾形式的书斋学堂，它沿袭中国国内教育制度、课程设置和教材方式，各地、各社团各自为政。（彭俊：《华文教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6页）在南洋，不少漳州人宗族将宗祠和书院合建在一起。在暹罗的诏安籍沈万成等3人于光绪十一年(1885)倡导建立宗祠，获得225位宗族成员支持，买地建造沈氏大宗祠，共花费1322铢。在曼谷谷庄路有沈公书院，暹罗北柳府挽巧县乌树巴有沈公书院、叻丕府万昌县有沈公书院、夜功府红涂(涂下土)有沈公书院、也拉府亦有沈公书院，皆依附沈氏宗祠。

2. 童蒙教育

在暹罗的阿瑜陀耶王朝后期，漳州人在暹罗大城的华人社区举办私塾蒙学堂，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等内容；到了曼谷王朝，已有漳州籍的萧佛成在曼谷接受私塾教育。

养正学堂、道南学堂。吴寿珍、陈楚楠等发起倡设的养正学堂，后改为崇正学校。养正学堂是附设于顺天宫之下，属于义塾学校。1907年，吴寿珍筹办道南学堂(后改名为道南学校)，漳州籍的刘金榜捐银2000元、吴寿珍捐银1200元。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到南洋一带考察商务，其驻节新加坡时，为道南学堂题额：“斯文在兹。”“勿谓童子无知，傥弦诵余闲全国精神应尚武；唯愿圣人复起，凡舟车所至五洲图史尽同文。”（《叻报》1907年12月10日）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开办暨南学堂，以促使海外侨生深入学习华文。道南学堂也在1908年12月派遣优秀学生前往暨南学堂学习，其中包括著名侨领李光前、林邦彦等人。

3. 推行孔教复兴运动

1901年，林文庆在新加坡带领孔教复兴运动人员讨论建立孔庙事务；吴寿珍以代理总领事的身份倡导召开会议；林文庆、邱淑园等商讨建立孔庙学堂。会议还制定创立孔庙和现代学堂的章程。

（二）漳州民间信仰、地方文化在南洋的传播

1. 开漳圣王在南洋传播

南洋各地的开漳圣王庙，大都是在下南洋的主要航线经过的重要港口，规模比较大的，大概是分布在荷属爪哇的巴达维亚(雅加达)、荷属苏门答腊岛的棉兰、荷属北婆罗洲坤甸，还有英属马来亚的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以及缅甸仰光。在南洋，至今仍存的最早开漳圣王庙，是位于雅加达Glodok华人社区的陈氏祖庙。印尼雅加达陈姓宗亲于1650年建设开漳圣王祖祠，乾隆三十年(1765)重建该祠，将“盛德世祀”刻成石匾额，嵌在墙上，彰显“圣王开拓精神主张生生不息、应理而变，行于南海诸邦”。

1786年英国控制的槟榔屿成为国际自由港口后，当地漳州籍的陈姓族人就组织起来，于1810年通过大众议决，将已故先人陈雅意在“大街”13号之住宅改为宗族公业，将位于自由港岸边的住宅改造为陈圣王公祠，供奉开漳圣王。1857年，宗族进一步定名“颍川堂陈公祠”；1878年又搬迁到现在的海滩街，建成威惠庙，整个建筑分前后两部分，前进供奉圣王香火，后进供奉祖先牌位。新加坡的保赤宫始建于1876年，位于新加坡河道与海洋交汇处，主祀开漳圣王。

光绪二年(1876)，苏门答腊岛北部的棉兰陈、钟、赖三姓宗亲，共用颍川堂号，互为联宗，在双溪马帝设立祭祀三姓亡故之人的总坟。1908年，三姓先民又在老武汉港口县城建立会所，供奉陈圣王以及三姓历代祖先牌位。

加里曼丹岛的坤甸“陈氏颍川郡侯”，主祀妫满(陈胡公)，1868年初设于玛腰街，两年后迁至大沟唇横街，1887年再次搬迁。而缅甸的仰光，地处印度洋和马六甲的中间，地理位置重要，1755年仰光建城，即有华人在南面江边建立码头；到1790年时该城已是“西洋货物，集于漾贡，闽广皆通”，可以说是西货东来的主要途径；而广东人陈观广于1856年在临仰光河购地，之后转让给陈氏公司，之后众人捐资建馆，馆称开漳圣王。

明清以来的闽粤民众延续先祖所开辟的航道走入国际商贸网络，积极向域外开拓，航路所及重要港口陆续出现开漳圣王庙祀。

因而，南洋的许多“宗亲组织确实也不单纯是中国古近代南方宗族村落的延伸”，“跨海而联合的族亲、宗亲，或跨姓联宗，无疑可能因为成员增多，所在地理范围扩大，有机会取得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领域的人事与资源”，从而维持成员在“当地养生送死的需要，以及应付外来压力”。（王琛发：《盛德世祀：南洋开漳圣王信仰文化—落地生根、跨海互动与慎终追远》，《闽台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道光四年(1824)，南靖华侨戴亮辉捐资在吧城(今雅加达)建南靖庙，并在庙内设立南靖公会。

2. 中医文化传播

明清以来，福建闽南、广东粤东等地百姓下南洋谋生，种植胡椒、烟草、橡胶以及开矿等。南洋天气湿热，多恶性疟疾、霍乱等病，华人多患风湿、黄疸等病。南洋一带缺医少药的情况，吸引了一部分中医师的到来，也有一部分受邀前来治病，如1846年吧堂档案记录云，荷兰印尼的“各号条规，无如严禁新客一条，我唐人在吧最为艰辛，何也?自和1837年11月14日第1号禁新客不得通往州府……虽曰现时亦有些少儒生、医生、财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辛金又且高贵。若用和医以疗病者，唯家富则有之，盖亦寡矣。是以十年内计之，长幼死者有9473人，所入不足以供所出，伤何如也!”吧堂玛腰认为吧城对塾师、医生、财副“三等人逐年在吧约用600名，内中宜作三分而算，或有死亡，或有代其该亲轮流回唐，或有经商遂即旋归。由此而论，居吧者尚伸无几”。（[荷]包乐史主编，侯真平等校注：《公案簿》第四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280、299页）这反映出当时吧城华人对中医需求之迫。

祖籍龙溪的林庭槐倡议在印尼成立泗水中医公会，并积极推广中医文化，同时该公会也接受中央国医馆的具体事务指导。当时国内多名政要名人为之题词，如居正题“远宏国粹载福侨胞，华风南渐鹤鸣九皋”，邵力子题“发扬国粹”。泗水中医公会还创办了《中医汇刊》杂志。同时，南洋中医杂志一般都设有中医基础理论、临床治疗、民间验方、卫生常识、医药信息报道等栏目宣扬中医文化。

漳州生产的片仔癀，是番客行李中必备的物品，海外华侨视之为救命的神药。片仔癀的制作原料，主要包含麝香、牛黄、三七、蛇胆等，都是极其名贵的中药材。在华人集中的印尼，很多药商经营的大宗药品就是片仔癀，此外，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国也有销售。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漳州华侨在内的各界侨民，关心战局，泗水中医公会召开执监会议，决定向国内捐款和捐赠药品。同年11月，泗水中医公会将捐赠国内的第一批药品装上轮船，其中片仔癀足足有1500包，另外还有大小八宝散12瓶、药棉74支罗、硼酸100磅、硼酸膏40磅、吊金粉6磅、绷布1190只、万隆丸4000粒、消毒油120瓶、随身至宝丸12瓶、外擦跌打损伤药酒1箱、百生油60瓶、红毛膏60瓶、刀伤止血水6瓶、红胶布3打、烫火弹伤退黄消毒霜48瓶、虎骨伤膏药10打、收毒油60瓶等等。（林恩燕、林炳辉：《抗日战争时期的印尼泗水华侨中医》，《中医文献杂志》2006年第1期）

3. 家庙

在移民南洋过程中，漳州移民逐渐将家庙等一套形制带到所在国。漳州是印尼华侨的主要祖籍地之一，1673年出生于龙溪县路边社的韩松在康熙年间抵达爪哇务工，其最小的儿子韩尾(振泗)于乾隆年间担任泗水甲必丹，其后这支韩氏家族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有30多位在印尼担任侨领。如今在印尼泗水华埠橡胶街(Jl。Karet)，该家族于1876年建立的韩氏辂轩祖庙，供奉着韩松及韩氏家族其他成员的神主。

此外，漳州地方戏、民间信仰等也传播至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