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莆田卷）98.民国时期莆田海上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措施，促进了福建沿海对外经济交流的扩大和商贸发展，不但全国各商埠的莆商人数迅速增多，而且海外各国的兴化侨商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崛起，资产阶级政权日益巩固，代表执政者利益的中国工商阶层开始显山露水，商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逐渐发展成为一支颇具实力的新兴政治力量，并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公益事业、支援抗战、反对内战和支持中国革命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海外莆田移民

民国初，东南沿海掀起一股移民海外的热潮，莆仙百姓纷纷前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谋生、经商或创业，从而形成了莆仙境内第一次出国热潮。民国中期，不少海外兴化商人事业有成，成为海外华侨的榜样，陆续引荐家乡亲人前往东南亚各国谋生，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出国高潮。民国后期，内战全面爆发，民不聊生，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充当国民党的炮灰，纷纷逃往海外，加上当时国内经济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商业环境不好，许多莆仙百姓前往海外各国谋生，形成了第三次出国热潮。据载：“莆田县最高峰时年出国人数多达5000人。”（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9页）

民国时期出境渠道众多，主要移民方式有“客头”或“引荐社”引渡出境、教会组织契约劳工出境、政治避难逃亡海外、企业招聘出境谋生、亲戚朋友引荐出境和联姻出境（俗称“过埠新娘”）等。据载，至1949年，莆田县海外华侨华人共有44115人，新加坡最多，有31689人，约占华侨总数的60%；印度尼西亚次之，有18438人；其他分别为北婆罗洲3329人、泰国312人、越南247人；其他国家人数较少。同上，第2432页。仙游县海外移民有6万多人，以印度尼西亚最多，计28247人；马来西亚次之，为23662人；美国3373人，菲律宾1209人；在大洋洲、德国、意大利、荷兰、巴西、泰国、日本等国家，也有不少莆仙华侨。

    二、莆籍华人社团

海外莆籍华侨为了加强同乡联谊、相互帮助、共谋福利，在各侨居国创建了众多华人社团组织，诸如兴安同乡会、兴安会馆、渔业公会、自行车公会、人力车公会和民间基金会等。这些海外同乡社团，初依地缘、亲缘而成立，机构简单，活动范围小，影响力并不大。但随着海外各国华商企业的发展壮大和莆商经营活动的日趋活跃，海外兴化百姓开始创建同乡会馆和行业公会。有些会馆和公会还集资创办实业、成立基金会、开展扶贫帮困和公益事业等，成为侨居地颇具影响力的华人社团组织。

海外兴化同乡会最早为马来西亚福莆仙会馆，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馆址位于马来西亚太平州。1927年，莆仙华侨在马来西亚成立兴安会馆总会，并在会长童玉锦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各州先后成立了7个兴安会馆，即创建于1932年的槟城兴安会馆、创建于1934年的雪兰莪兴安会馆、创建于1938年的诗巫兴化莆仙公会、创建于1945年的马六甲兴安会馆和霹雳兴安会馆、创建于1946年的古晋兴安会馆、创建于1948年的麻坡兴安会馆等。这些海外兴安会馆，在商人联谊、商业活动、调解纠纷和协调同乡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印度尼西亚泗水是仙游华侨的集中地，于1921年成立了“仙溪公馆”。民国1939年改名为“仙溪华侨总会”。1949年又改为“仙溪会馆”。仙溪会馆是民国时期印度尼西亚境内颇具影响力的华人社团，在联络乡谊、协调侨民事务和开展公益事业建设等方面颇有成就。

新加坡境内也有2个兴安会馆。一是创建于1920年的新加坡兴安会馆，并集资创办了宏文学校；二是创建于1947年的莆中高平会馆。新加坡会馆的宗旨有三条：一是联络兴化郡人的友谊和感情；二是促进郡人福利和教育及工商等事业；三是开展社会公益事业。

除了兴安会馆外，海外莆仙华侨还组建了一批同业公会。如创建于1912年的马来西亚雪兰莪自行车商会、创建于1923年的新加坡自行车商会、创建于1937年的印度尼西亚 兴化公会（橡胶种植行业）、创建于1939年的吡咖自行车工业公会、创建于1941年的古晋渔业公所、创建于1946年的新加坡特学示交通公会、创建于民国末期的吉兰丹车商公会等……这些兴化同乡同业公会，都是海外莆仙华侨的重要社团组织，是海外乡亲联谊活动的纽带与桥梁。

    三、海丝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拓展，中外文化交流更加广泛，有儒家文化交流，也有中华佛教文化交流，还有传统的道教文化交流。特别是莆田土生土长的三一教和妈祖信仰，伴随着广大海商足迹广泛传播到东亚、东南亚及欧美地区，形成了“有海水处有华人，有华人处有妈祖”的奇特现象。

（一）佛教文化传播

民国时期，受政府宗教政策限制，广大信士对传统佛教渐失兴趣，莆田各大寺院因经济拮据而破落，便陆续派僧尼前往东南亚各国募捐善款。据载，民国时期，广化寺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创建了多座广化寺下院，如民国中期创建的印度尼西亚西爪哇嘉都乡本清寺、苏门答腊东兴宫、雅加达丹基百达新疆广化寺、苏门答腊东西觉寺、吉礁亚劳士打纲加启洛广福佛祖宫，以及雅加达广化寺和一乘禅寺等。至民国末，莆田广化寺南洋各国的下院及广化寺法师住持的海外下院已达10所。

莆田鼓峰涌泉寺也派出多名法师南渡，在海外各国弘扬正信佛教，并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创建了椰城金德院、廖内马祖宫（兼奉观音神像）、茂物福德庙和柔佛州慈光亭等下院。至民国末，鼓峰涌泉寺在马来西亚境内拥有7所下院，即槟城大山脚观音亭、槟城亚依淡法华严寺、槟城亚依淡圆觉堂、槟城双溪大年普门殿、槟榔屿极乐寺、吉打州广福宫和吉打州观音亭。特别是吉打州广福宫，规模庞大，装修华丽，建筑工程历时20多年，至1949年才竣工。

莆田囊山慈寿寺也派僧人前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海外侨居地募捐善款，先后在马来西亚境内创建了巴生观音亭、芙蓉坡紫竹亭和慈光亭等3座下院，并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先后创建了廖内妈祖宫（兼奉观音）、椰加达金德院等2座下院，筹募了大批重建囊山祖寺的善款。

莆田龟洋福清寺在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力与马六甲青云亭有关。清末时，龟洋福清寺平章法师入驻青云亭，并于民国三年接任马六甲青云亭住持，使马来西亚境内最古老的华人佛寺变成为莆田龟洋福清寺的下院。随后，莆田龟洋福清寺在马来西亚境内先后创建了多座下院，如1945年金星法师创建的香林觉苑，1946年青云亭众法师创建的净业寺，以及民国后期创建的马来西亚鼓峰寺等。更难能可贵的是，马六甲青云亭在莆田龟洋寺高僧的精心打理下，迅速发展成为海外中华佛教的传播中心，发起组建了马来西亚中华佛教总会，多位青云亭高僧出任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主席、副主席等职，甚至出任世界佛教协会的主要领导职务，使中华佛教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扬光大。

莆田城里梅峰光孝寺的海外下院最多。据20世纪20年代统计，马来西亚吉隆坡广福宫、福泽堂、福顺堂、巴生路观音亭、槟榔屿罗山慈山寺和沙捞越古晋友圣公宫，以及新加坡境内的天皇坛、大吡叻三宝洞、圆通寺、凤山寺，以及创建于1941年的印度尼西亚雪兰莪州怡保路观音阁等，都是莆田梅峰光孝寺的下院。同时，在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国家，也有莆田梅峰光孝寺高僧驻锡的寺院。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莆籍僧尼在东南亚各国弘法，如印度尼西亚茂物普门寺，先是忠门僧人住持，后由广化寺法师圆禅住持。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天公亭、白云岩、雪兰莪的观音阁和吉打州广福宫等，都是莆籍僧人创建或住持的海外寺院。还有仙游九座寺、三会寺和会元寺，也先后派出多名僧尼前往东南亚各国弘法，如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喃旁大兴庙住持圆仁法师，其俗籍仙游。仙游三会寺如贤法师也于1947年南渡马来西亚，后在吉达州双溪古落创建一座观音亭，济度众生，普觉群迷。坐落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柑仔园路的华严寺，1945年由杨宗、清源两位法师发起创建，后来得到福州鼓山涌泉寺达真和尚、妙荣法师及莆仙信众的捐助，历时两年多才竣工，于1948年举行落成典礼。华严寺继任住持清亮法师，系杨宗法师的高足，16岁时在枫亭会元寺出家，18岁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24岁南渡马来西亚弘法，住锡槟榔屿华严寺，继承恩师衣钵，为华严寺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道教文化传播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道教信徒侨居东南亚各国后，也把家乡道教信仰传播到侨居国。东南亚各国道教的包容性很强，通常与其他教派及地方信仰融合在一起。许多寺庙之中，既有佛教神像，也有道教神像；既有三一教门徒，也有儒家始祖。如同治八年（1869年）莆仙移民在马来西亚巴生港创建的珠兴祠，里面供奉着佛祖、三一教主、上阳真人、太上老君和孔子等神像。又如创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马来西亚霹雳州太平崇圣宫，其中也供奉着观音、卓真人、三一教主、天后、济公等神像。还有创建于1919年的霹雳州普仙书院、创建于1936年的马来西亚槟城玉山祠、创建于1947年的森美兰芙蓉志元堂等，都是多教合一的庙宇，里面供奉玄天大帝、注生娘娘、观音、张公圣君、吕祖和三一教主及其门徒等神像。

民国时期，在世界各国莆仙华侨华人的聚集地，创建了不少的三清殿、关公庙、土地庙、九鲤洞、五帝庙、仙公祠等。如1938年，莆田石庭华侨在新加坡创建九鲤书学社；1946年，莆仙侨民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丁宜市创建九鲤洞分镇，将传统的九仙信仰传播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同时，莆仙侨胞还经常在海外侨居地开展一些道教活动，使中华道教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得到传承与发展。

（三）三一教海外传播

民国时期，三一教信仰沿海上丝绸之路继续向海外各国传播。由于国内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不少莆仙百姓举家前往海外谋生，其中有不少三一教门徒，他们将三一教信仰传播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韩国、日本等国，以及港澳台等地区，还陆续在侨居地创建了一批堂、祠、院、洞、宫等三一教堂祠。据载，马来西亚境内有不少三一教堂祠，如马来西亚雪兰莪巴生的崇孔堂，创建于1913年，里面供奉着三一教主、卓晚春、观音等神像。还有创建于1916年的吉隆坡十五里碑的三一教堂、创建于1919年的霹雳州普仙书院、创建于1935年的马六甲九龙堂（林氏祠堂）、创建于1936年的槟城玉山祠、创建于1947年的森美兰芙蓉志元堂、创建于1949年的吉隆坡秋杰中南区的宗圣堂，以及民国末年筹建的雪兰莪的宗兴堂和马来西亚南部的宗贤堂、崇圣堂、殊光书院等，都是民国时创建的海外三一教堂祠。据载：“（南洋）雪兰莪方面，如吉隆之十五枝石、巴都律，巴生、巴生港口，各处皆有三教祠之设，或称宗孔，或称儒兴。崇祀之者，多为莆仙二邑之乡侨。其所奉神为三一教主，亦称三教先生，或称先生。”（睛山：《太谷学派之开山祖林兆恩》，《兴化文献》，1947年版）南洋各国三一教堂祠众多，信徒数以万计。

民国时期，印度尼西亚境内三一教甚为流行。据载，1935年，郭德怀在印度尼西亚发起创立了“三教会”，其宗旨为“统一、弘扬和信奉，孔教、佛教和道教，即三教合一”，“把孔教的虔诚、佛教的超凡和道教的养性分别或结合起来加以倡导”（费心川：《世界宗教十大大全》，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到了民国末期，在印度尼西亚的泗水、万隆、雅加达、爪哇、苏门答腊等华人居住地，都创建有三一教祠堂，其信徒以莆仙两县华侨为主，还有惠安、泉州、福清、福州等地的移民。

（四）妈祖文化传播

妈祖文化传承，到民国时期因受政府宗教政策影响，加上国民政府“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以神话为内容的妈祖信仰一度受到冷落，境内妈祖信仰传承低调了许多。特别是民国中期，各地妈祖庙差点被当作“淫祠”而废除，后经各地百姓的全力保护，内政部同意将妈祖改为“孝女”，即淡化了“海神”作用，突出了妈祖的“孝悌”内涵。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妈祖信仰传播，依然广泛流传，且越传越远，并发展成为世界性海洋文化。

民国时期，东南亚各国的妈祖信仰传播广泛，信士众多。一方面，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渐繁荣，移居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华人日益增多，增强了海外各国妈祖信仰传播与传承的基本力量。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经济实力开始增强，纷纷捐建妈祖庙，推动了海外各国妈祖祭祀活动的开展。另外，民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创建了众多华人同乡会馆，各会馆纷纷集资建造妈祖行宫。这些会馆天后宫，既是海外各国华侨华人祭祀妈祖、联谊乡情的场所，也是传承妈祖信仰的重要载体。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各国妈祖信仰最广泛的国家，民国时先后成立了十多个莆仙同乡会馆和同业公会，各会馆都先后筹建了天后宫。如兴安会馆总会、槟城兴安会馆、雪兰莪兴安会馆、诗巫兴化莆仙会馆、马六甲兴安会馆、霹雳兴安会馆、古晋兴安会馆和麻坡兴安会馆等，都创建了会馆天后宫。同时，全国各地华侨同乡会馆都创建了会馆天后宫，如福建会馆天后宫、潮州会馆天后宫、永春会馆天后宫、泉州会馆天后宫、漳州会馆天后宫等。据马来西亚雪兰莪海南会馆编撰的《马来西亚天后宫大观》载，马来西亚以妈祖为正祀或配祀的庙宇、会馆不少于200座。

民国时期印度尼西亚境内也创建了众多妈祖庙。据20世纪中期统计，印度尼西亚境内会馆妈祖庙多达百座，如东爪哇惠荣宫、福安宫、慈灵宫、慈德宫、福善宫、慈惠宫，苏门答腊天后宫，雅加达天后宫，锡江市天后宫，巴达维亚天后宫，山口洋天后宫等，且多为“宫馆合一”，其中福建帮有68座，占64.76%；广东帮有13座，占12.38%；山东帮有6座，占3.8%；江浙帮有6座，占5.7%；还有一座为前琉球王国商人所建。

新加坡境内妈祖信仰十分流行，妈祖庙以会馆天后宫为主，如福建会馆、福州会馆、海南会馆、兴安会馆、南洋莆田会馆，以及福建各地和外省华侨会馆，都捐资创建天后宫。还有一些民间机构如林氏大宗祠、九龙堂、福德祠、九鲤书学社等，也先后集资创建了天后宫。诸如炭商宫、粤海清庙、琼州会馆天后宫、宁阳会馆天后宫、义顺西河公司天后宫、木山圣母宫、星洲金榜山亭天后宫、林厝港亚妈宫、云峰天后宫、浮罗乌敏半港天后宫、后港联合庙天后宫、林氏大宗祠九龙宫等。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新加坡境内有50多座妈祖宫庙。

越南境内妈祖信仰十分广泛。据不完全统计，湄公河流域共有70座天后宫，其中54座由华人创建，16座由越南当地人所建，分布在芹苴市1座、线江省2座、槟椥省4座、永隆省6座、隆安河3座、茶荣省11座、安江省4座、当江省8座、朔庄省16座、勃廖省7座、金瓯省8座。从越南境内妈祖庙分布情况看，胡志明市最多，共有33座，东南部有20座，中部沿海地区有8座，北部地区有3座。据不完全统计，全越南共有123座天后宫，南部最多，约占越南境内妈祖庙总数的93%，可见越南境内妈祖信仰之广泛。

朝鲜境内妈祖信仰流传时间最长，始于宋代，一直传承至民国。据载，1916年，华人在仁川创建义善堂，现存一块“慈航普渡”的匾额，堂中供奉观音、关公、妈祖、龙王、胡太等神像。1919年，朝鲜半岛的仁川元山港口也建设了一座神庙，里面设有妈祖神坛，存有一块“慈云均沾”的匾额。另外，1928年，朝鲜仁川海边也有妈祖庙。到了民国末，朝鲜半岛的清津、兴南、罗津、元山、城津港口都有妈祖庙。妈祖信仰不仅仅局限于航海者，朝鲜的商人、渔民等都有信仰妈祖。

民国时期，日本境内共有17座供奉妈祖神像的庙宇，主要分布于日本长崎、神户、鹿儿岛、冲绳、茨城、青森、千叶、神奈川、大阪、兵库等地区。据载，日本专家对妈祖信仰倍感兴趣，民国时期出现了专门研究妈祖信仰的团体——“妈祖会”。日本横滨有条中华街，每年都要举办“妈祖节”或“妈祖祭”活动。日本长崎每年举行的大型“灯会”，其点灯仪式启动中就有“妈祖队列”项目。长崎的妈祖列队表演，再现了明清时期中国船队停靠长崎港的情景，以及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民国时期，由于海上交通工具日益改善，远洋轮船可以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而直达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的各个临海国家和地区，妈祖信仰伴随华人足迹和海上轮船迅速传播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总之，莆仙境内民间信仰众多，流传甚广。这种植根于百姓生产生活之中的民俗文化，蕴含着深刻的思想、道德、伦理和信仰价值，涵盖了民间信仰、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不但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渗透到广大民众生产生活之中，既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又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四、西方基督教在莆田境内的传播

（一）西方基督教在莆田境内由盛而衰

民国时期，西方宗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举传入中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莆仙境内教堂林立，教徒众多，基督教文化一度出现了鼎盛。民国中前期，莆仙境内各基督教会发起“自立运动”，逐渐脱离西方基督教的控制，实现了“基督教本土化”，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民国后期，由于战乱、经济萧条、教会经费困难等原因，境内教堂锐减，教徒纷纷离教，教会学校大幅减少，各种公益事业陆续停办，西方基督教在莆田境内从高潮走向衰落。

（二）西方基督教在莆田境内的布道方式

民国时期，基督教传教士的传经布道方式与清代时大同小异，主要有宣教传道、教育传道、施医传道和公益事业传道等，其中较有创新意义的为基督教的“自立运动”。通过“自立运动”，中国基督教逐渐脱离了西方教会的控制，逐步实现自传、自立和自养，并迅速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

1. 兴办教育

民国时期，美以美差会继续从事教育传道，教会学校日益增多，遍布莆田城乡。据1916年统计，美以美差会在莆仙境内创办有6所中学、151所小学、37所义塾，学校教员190人，学生4327人。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教会由于经费紧张，陆续停办或合并了一批小学，到了1941年，美以美差会小学只剩下6所，即育涵小学、铸明小学、化石小学、善育小学、铸德小学、铸青小学等，教员59人，学生1571人。

莆田圣公会的教育传道也是卓有成效。民国初，圣公会在城里创办了第一所国民小学。至1916年，境内共有圣公会小学28所，其中两等小学3所，初等小学25所。民国中后期，圣公会因办学经费紧张，停办合并了一批学校，至1941年，境内圣公会小学只剩2所，即仙游培元小学和莆田哲元小学，学生492人。

民国时期，莆田境内教会还创办了一批职业技术学校，如兴化私立师范学校、兴化双凤医学校、兴化圣教医院附属看护堂、仙游道德学堂简易师范班、仙游美以美医院附设学校、莆田圣路加医院附属看护训练班、仙游县协和医院附设红十字初级护士学校、莆田私立圣路加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仙游红十字会附设红十字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等（莆田市教育委员会：《莆田市教育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150页）。这些教会学校和职业教育学校，为地方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

2. 办医院

医务传道始终是西方基督教最重要的传经布道途经。民国初期，莆仙境内共有6所教会医院，即美以美差会创办的涵江兴仁医院、仙游女医馆、黄石仁济医院，莆田圣公会创建的莆田圣路加医院、仙游私立圣教医院、江口圣路加医院分院、圣路加涵江妇幼分院等。民国中期，美以美差会与圣公会将仙游两家教会医院重组成“仙游协和医院”。同时，各教会还在各乡镇相继创办了一批产科院、妇幼医院和门诊室等，达30多处。尽管教会医院的初衷是传经布道，但教会医院对教友和经济困难民众给予免费治疗，带有一定的公益性。同时，教会医院在推广西医西药、引进西方医院管理理念和先进诊疗方式、引进外国医院护理制度，以及推动地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3. 创建公益事业

民国时期，教会除了教育传道和施医传道外，还创办了一批孤儿院、盲人院、麻风院、戒烟社、戒毒所、公德社等社会慈善机构。如美以美差会创办的善育堂，至1915年，孤儿人数已达250人。由于孤儿人数剧增，城里善育堂容纳不下，美以美差会于1916年在莆田黄石购买千余亩土地，投资新建了善育堂宿舍、食堂和教育大楼。1945年改善育堂为育幼院，并附设有小学、医院、牧畜、工艺局等，设备充实，教养相施（张福基：《兴化卫理公会史》，第279页）。1917年，又附设了“农学校”，聘请农学老师教授学生耕种技术，提高孤儿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莆田天主教也创办有育婴堂，如1918年，路霍神父在（城里）天主堂内盖1座3层的仁慈堂，把平海育婴堂并入，由菲律宾修会派来西班牙籍修女2人，共收容婴儿120人（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第2626页）。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还有3座教会创办的麻风院，即莆田安福麻风院和仙游枫亭塔兜岭麻风院、灵陂麻风院等。安福麻风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公立莆田麻风病院，仙游灵陂麻风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公立仙游麻风病院。由于当时地方政府没有设立麻风院，教会麻风院在收治麻风病人和预防麻风传染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