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莆田卷）97.民国时期莆仙对外经济交流
一、海上贸易发展
民国初，国民政府全盘接受鸦片战争之后的不平等条约，海上贸易持续发展，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民国中前期，莆田三江口和涵江霞徐码头出现众多的“船头栈”和“船务行”，以及诸如“福兴轮船公司”“鲲南船行”“福生船行”等轮船公司，莆田航运业蓬勃发展。抗日战争期间，莆田沿海岛屿相继沦陷，对外贸易受阻，海上走私悄然兴起。抗战胜利后，东南沿海局势相对稳定，对外经济交流正常进行，但外国商品大量涌入，莆田对外贸易逆差日渐扩大。民国末期，国民经济全面崩溃，莆田海上贸易从高潮走向低谷。
（一）对外经济交流
民国初，外轮来莆渐多，秀屿港、三江口港、涵江港、枫亭港等逐渐发展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载：“民国间，舶来品入境猛增，劳务出口、侨汇业务渐多。对外经贸活动以货物收购、储运、包销、代销及外汇兑汇为主。”（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三江口港成为闽中最大的对外通商港口，涵江集镇万商云集，发展成为福建著名的商品贸易中心。桂圆干、荔枝干、蔗糖、海产品、李咸干、橄榄咸干和兴化米粉等土特产大量运往上海、宁波、南京、天津以及北方各大商埠销售，又从北方各商埠运回豆饼、黄豆、面粉、花生油、酒类、煤油、棉纱、棉花、粗细布、中药材、南北京果等，并源源不断地批发给闽中各县。涵江发展成为闽中的货物集散地。据1931年统计，每年从三江口港进入的轮船多达314艘，吞吐量达10万吨以上。
抗日战争期间，福建沿海各港口相继沦陷，莆田沿海的南日岛、湄洲岛、黄瓜岛、乌丘屿等岛屿均被伪军所占领，涵江、江口、桥兜、港里和仙游枫亭等码头屡遭日机轰炸，沿海港口毁于一旦。特别是刚刚建成不久的秀屿港，遭日军18架次飞机乱轰滥炸，原来繁荣的港口变成了一片废墟。只有三江口港因目标较小，日军只在海面上布下水雷封锁，没有轰炸。沿海渔民将水雷打捞起来之后，轮船依然可以安全出入，全省海运多从三江口港进出，带动了闽中商贸的发展，涵江集镇万商云集，货物充沛，被誉为“小上海”，位居福建四大重镇之首。
民国末期，内战爆发，莆仙两县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据载，20世纪40年代后期，经济萧条，输出商品渐少。特别是1946年之后，国民政府颁布《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限制国外商品进口，海上贸易大幅度衰退，莆仙两县出现了有史以来少见的贸易逆差。随后，又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开始崩溃，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延续1000多年的海上贸易落下帷幕。
（二）进出口商品
民国初，莆田出口物资以农副产品为主，进口商品以化肥、日用品为大宗。20世纪20年代，莆田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进口商品大增，传统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出口优势逐渐衰退，城乡市场遭受进口商品严重冲击。抗战期间，外国化肥、煤油、五金、日用品等大量输入，农产品出口大幅减少，外国商品在莆仙城乡市场的占有率提高。从1946年起，国民政府严格限制进口商品，进出口商品数量锐减，对外贸易日渐萧条。
进口商品。民国初，进口商品以日、美、英等国工业品居多，主要有化工、建材、电动机械、轻工产品、五金交电和西药、香烟、罐头等，外国商品充斥莆仙两县城乡市场。“民国5年，枫亭霞桥‘新存瑞’豆饼行首家代理厦门谦顺洋行，进口卜内门化肥。其后，有商人代理洋行进口洋烟、炼乳、罐头、火柴、肥皂、洋碱、水泥、钢筋、西药等货品渐多。民国15年，主要有德国、美国、英国、苏联、日本、荷兰等洋行的货物进入仙游市场。……40年代后期，经济萧条，输出商品渐少，美国货充斥市场。五金制品、电器、机械、化工用品、化肥多为海外进口”（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进口多批机械设备，如汽车、柴油机、发电机、电动机、电影放映机、自行车、医疗器械、制糖设备、食品加工设备、内燃机、车床、化工机械等。还有“民国8年，仙游女医馆从美国引进DeLeo爱克斯光设备，配有启罗汽油发电机和120伏特蓄电池组。民国26年，境内陆续进口了一些美国外科、骨科、五官科及妇产科等医疗器械”，以及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车床和碾米、磨面、制皂、玻璃加工、罐头生产等机械设备（仙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96页）。“民国18年，日本机制白砂糖、煤油、布、京果、百货乃至小玩具源源输入，占领莆仙市场”，莆仙两县的传统行业受到严重冲击（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20世纪20—40年代，莆仙两县引进了一批农作物新品种，有效地改善了境内农业种植结构，主要有从东南亚引进了“拔地拉”（俗称“黑鬼蔗”）、果蔗（水果蔗）和“番仔蔗”等新品种。还有1936年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引进的“爪哇2878”“爪哇2883”“爪哇2952”等甘蔗新品种。这些东南亚甘蔗新品种，促进了境内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和蔗糖产量的提高。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较为大宗的进口物资为美、英、德及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机织花布、衣饰、绒毛、针织品、纺织品、海参、燕窝、酒类、洋烟、炼乳、罐头、火柴、肥皂、洋碱、水泥、钢筋、西药等。据媒体报道，1924—1937年，仙游县进口的化肥累计达200万包，贸易额达3000万银元。进口煤油年均20万桶，贸易额达472万银元。进口的化工产品主要有美国“美孚”“亚细亚”“德士古”“鹰标”牌煤油和英国的“僧帽”牌煤油，美国“卜内门”、英国“眉目”、法国“狮马”牌肥田粉，“马标”牌颜料，日本产人丹、眼药，英国的医疗器械等。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对进口商品和通商国家进行限制。如1937年，将汽油和煤油列为禁止进口与转口的物品。1941年，花边、衣饰、绒毛或杂毛针织品、纺织品、鲍鱼、海参、燕窝、饼干、粮食、花生、桂圆、酒类、烟类、藤制品以及高级食品与生活用品等均被列为禁止进口的物品。但1942年以后，由于国内物资短缺，国民政府被迫取消进口商品限制，凡粮食、药材、机器设备之类，不论来自何国，均准许进口，莆仙两县对外贸易再度兴盛。
抗战胜利后，国内经济萧条，外汇紧缺，国民政府颁布了《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将进口物品划为自由进口类、许可进口类、禁止进口类等三大类。其后，进口商品有豆饼、肥田粉、煤油、布匹、棉纱、手表、呢绒、面粉、奶粉、罐头、牙刷、头梳、面巾、香料、胭脂，以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及中国香港地区商品居多。民国后期，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对外贸易日渐萧条，莆田进口商品大幅减少。
出口产品。民国初，莆仙两县出口产品以农产品和土特产为大宗，主要品种有土布、花生、烟草、桂圆干果、蜜枣、茶叶、兴化米粉、蔗糖、粗制蚊香、杨梅干果、迷信纸、布鞋、粗药材、木盆、土白布、夏布、长边纸、草纸、木材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
抗日战争期间，境内出口产品主要有桂圆干果、桂圆蜜饯、荔枝干果、杨梅蜜饯、糖类品、烟叶等。据载，1937年日本封锁闽江口后，闽省货物集散悉赖涵江，境内出口货物量扩大，永春、德化、大田、尤溪、永安诸地的茶、纸、香菇、笋干、瓷器、铁器、中药材等土特产多由涵江出口海外，以蔗糖、桂圆干等土特产品为出口大宗，每年销售往外地约有60万担。1942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境内出口贸易量锐减。出口商品仍以蔗糖、桂圆干果为大宗，烟（烟）叶次之。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加强进出口商品管制，莆田出口商品种类大幅度减少。据载，从1946年起，实施《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境内进出口量锐减。进口以食品和农用品为大宗。出口以蔗糖、果品、工艺品为大宗（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8页）。
（三）通商国家和地区
民国初，莆仙两县通商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南洋（东南亚）诸国和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以及英国、美国、苏联、荷兰等欧美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等。但通航的国家已经大幅度减少，主要是外国轮船将工业品输入沿海港口和境内市场，并委托当地商人销售或购置所需的出口产品。
20世纪20年代，莆仙两县的海上贸易逐渐拓展到欧美各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英国、美国、日本、荷兰、法国、德国、加拿大、葡萄牙、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和香港、澳门地区。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战争需要，对外贸易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通航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的选择性，国民政府只允许与同盟国进行通商通航，与莆仙两县通航的国家大幅度减少。
抗战胜利后，境内对外通商的国家也不多，主要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朝鲜和东南亚诸国。
二、海上走私
民国时期，莆田沿海走私活动非常猖獗。民国初，由于洋人控制海关，进口商品实行低关税政策，海上走私贸易利润不大，加上地方政府缉私严厉，有效地遏制了沿海走私活动。1922年，福建海关在莆田成立涵江水警分驻所和南日水警分驻所，外国商船入境须由海关会同水警一起登船查验。虽然民间海上走私活动减少，但洋人的鸦片走私仍然屡禁不止。
1929年，国民政府收回关税主权，大幅度提高进口商品关税，海上走私渐起。特别是台湾日本殖民当局，纵容不法日本商人在台湾海峡走私高税率商品，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走私高潮，主要有白糖、煤油、化肥、纺织品、钢筋、水泥，以及中药材、白银、海盐等。莆田沿海的南日岛、湄洲岛、黄瓜岛和平海、江口、涵江等沿海港口集镇，走私商品泛滥。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加大海上走私缉查力度，于1931年设莆田盐务税警队，配置缉私船1艘，查缉偷漏盐税走私。其间，缉私对象以“资敌”国货为主。重点查缉日本商船，防止日本商人与境内商人勾结走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封锁中国东南沿海，沿海走私船逐渐减少。1939年10月，南日岛沦陷于日军。次年6月，设立福建战区货物运输管理检查处涵江管理站，协同沿海驻军严格查验外轮私货，以防止外轮偷越战区。抗日战争期间，沿海港口被日军封锁，沿海走私活动主要集中在南日、乌丘、黄瓜等岛屿，走私商品为海上伪军所控制。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大力培植伪军，委任张逸舟为“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逸舟先后吞并了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一、三集团军，武装队伍发展到5000多人，建立了“海上王朝”，并成立了“新华贸易公司”，控制福建沿海的对外贸易，大举开展武装走私，获取暴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5年复设南日、三江口水上警察所各一处，隶属晋江水上警察局，配备武装警员20人，负责查缉沿海走私。张逸舟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军，仍然驻扎在沿海各岛屿，继续垄断海上贸易，进行武装走私。1949年底，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张逸舟率部逃往台湾，海上走私销声匿迹。
三、洋货冲击
民国初，进口纺织品大量输入莆仙两县，境内传统纺织业受到严重的冲击，故有“洋布不用，则内地之布得售；呢羽不用，则绸缎之属畅销”的历史记载（（清）陈池养：《慎余书屋文集》卷一《上林少穆尚书论行钞书》）。据载，民国时，洋布和外埠机织棉布有土纱、洋布、呢料、丝绸等100多种，其中针织品有毛线、棉毛衫裤、毛巾、袜子、手帕等，由苏广店（今称百货店）主营，主要分布在涵江、城里、黄石、鲤城、枫亭等各大集镇，涵江纱布业盛极一时，居当时涵江的五大行业（豆饼、桂圆、纱布、京果、轮船）之一。其批销的范围，除莆仙以外，还远至福清等地。纱布的货源主要来自上海、南通、杭州、绍兴、盛泽、广东、厦门、福州等地。
20世纪20年代，莆仙商人从厦门港口大量购买机织纺织品，如进口哗吱、华达呢、贡呢、绸缎、线呢、格布、条布和纱布等。由于进口纺织品质优价廉，充斥莆仙两县城乡市场，传统的棉布、麻布、土布等销量大减，逐渐淡出市场。
20世纪30年代初，外国商品大量涌入福建沿海，莆仙城乡出现众多经营进口五金交电和化工产品的商行及商店，其中较著名的有新德义、新美、新发、新章、通兴、春兴、连兴、荣兴、日成、长城、好治、淑蓉、协和、顺兴、丰兴、进兴、忠兴、亨利、茂隆等21家五金店和10家化工原料店，分布在城、涵及仙游城关、枫亭等地。其他乡镇的五金化工用品则由私营百货日用品商店兼营，经营品种不下200种，主要有元钉、铁丝、锯条、凿子、门窗插销、窗钩等日用小五金及少量民用电工器材、化工染料、油漆等30多种。货源主要由福州、泉州、厦门及上海等地采购运回（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0页）。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对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民国时期，莆仙两县传统制糖业遭受进口机制糖的严重冲击。自宋代始，兴化百姓就采用土法制糖，然后运销北方各省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蔗糖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进入民国后，西方国家的机制蔗糖，质优价廉，种类繁多，大量进口，导致境内土制蔗糖严重滞销。据载，1917—1918年，外国机制白糖倾销，食糖运销量从原每年16万吨降到10万吨。特别是1922—1925年，日本的机制白砂糖入境倾销，使蔗农、糖商蒙受重大损失（仙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