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背影

——记闽北革命家徐福元

朱谷忠

我走过许多地方，也看过许多桥梁。领略过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澳大利亚的悉尼港大桥、日本的濑户大桥；欣赏过我国当代杭州湾、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遥望过世界最长的中国港珠澳大桥；参拜过我国河北省赵县洨河上古代石拱赵州桥，它们高悬低卧，形态各异，造型奇巧，无不令人为之羡叹。

一

行走在武夷山的岚谷乡，几乎时时都能在不同的村落、山坳，与红色基因、红色资源、红色传统和革命人物相遇，因为这里不仅有当年在中共崇安县委书记徐履峻领导下在上梅举行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的旧址，有土地革命时期闽赣苏区革命基点村，有闽赣省委、岚谷苏区委旧址，有红军 55团在网山阻击战炮台旧址，有岭阳兵工厂（闽北红军兵工厂）旧址，有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设立的对闽浙、闽赣开展边境贸易的岭阳关对外贸易处旧址等等，还有闽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崇安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红色银行家徐福元，也从时光的深处走来，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接近并走进他坚韧、忠贞的内心世界。

这里，我想告白的是，在搜寻徐福元现存甚少的革命史迹过程中，在诸多问询、文字收集和伏案编写的时刻，我总会想起与徐福元外孙吴成钢的偶遇。那天，他特地从南京赶来，出席在当地纪念毛泽东诗词《如梦令·元旦》发表90周年暨崇安苏区建立 90周年系列活动，我庆幸地与他有了难得的一次会晤。从交谈中我感知，他对外公徐福元的故梓和父老乡亲一直深怀无比的热爱，他曾 3次回归探望，在外公几已荡然无存的旧居徘徊，走遍外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更是时时记住母亲徐莲娇在徐福元的教育培养下，不到 13岁就在家乡参加了共青团以及革命的一生。他说：“这次重返岚谷，思绪万千，母亲曾经的记述一幕幕扫过我的眼帘。崇安是闽北苏区的首府，岚谷是闽北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和主要活动地之一，英雄辈出，英烈遍布。我外公徐福元在这里揭竿而起，投身革命，从农民领袖成长为职业革命家。作为闽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崇安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上梅暴动他振臂挥戈、率众冲锋；创建苏区他呕心沥血、艰辛耕作；他也是闽北苏区财政金融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对闽北苏区财政金融事业的发展倾注心血，倾力执掌，对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不幸的是我的外公及舅舅、舅妈都倒在了‘左倾’机会主义‘肃反’的血泊中。外公的一生短暂而又壮烈，他为了真理，用生命书写了闽北革命史中壮丽的一篇。”

当问到他母亲徐莲娇时，吴成钢自豪地说道：“我母亲自小跟随我外公跋山涉水干革命，戎马倥偬不让须眉。她孤身年少环境艰辛而无惧，血雨腥风斗争惨烈而无畏，奔走在闽北大地，转战于武夷山涧，耳濡目染家父的精神、气节和斗志。战斗中她负伤被俘，血洒武夷大地。在刑场上她坚贞不屈，砍头不能动摇她革命的信念，牢狱没能消磨她革命的意志，‘肃反’的牵连没有丧失她革命的决心，亲人的失去没有淡释她对革命的感情，愈斗愈坚，愈斗愈强，在漫天烽火中成长。1939年，她在福建省委妇女部长任上当选中共七大代表，离开闽北，奔赴延安。武夷山的山水和人民养育了我母亲，武夷山革命基因塑造她终生的追求和坚毅的品格。她热爱这里的秀丽山水，惦念老家的父老乡亲，生前曾多次回到崇安。她关爱烈士遗孤，关心革命同伴，关注崇安发展。徐福元、徐莲娇都是武夷好儿女，我们家族以他们为傲。”

尽管匆匆偶遇，来不及促膝长谈，我仍发觉，吴成钢作为一名血管里流淌着“武夷血液”的眷亲，当踏上这片热血和热望浸透的土地上，心情万分激动、万分感慨，也倍感荣幸、倍感骄傲。由此，结合我在采访中获得的资料，徐福元生平那段既艰苦卓绝又荡气回肠、既惊心动魄又可歌可泣的岁月，在我的眼前也渐次铺展开来。

二

徐福元（1897—1933），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岚谷练边村人。其时家境较宽裕，父亲勤俭老实，却意外娶了一地主家的大小姐为妻。徐福元幼年时，聪明机灵，很得父亲疼爱，便送他去私塾学习。不久，父亲逝世，母亲改嫁，他随母亲到了陌生人家。尽管继父让他衣食无忧，但个性刚强的他不愿寄人篱下，毅然弃学务农，宁愿替别人家放牛过日子，和穷人打成一片。闲时，徐福元喜欢阅读《三国演义》《水浒》和一些武侠小说，还外出拜师，练了一身功夫。1927年 7月，中共崇安县特别支部成立，徐福元瞒着妻、母，变卖家产，投身到农运中去。10月 10日，他带领家乡的农会会员，参加县农民协会在县城召开的农会会员大会。这年冬，中共崇安特别支部深入农村训练农运骨干和积极分子，他经中共崇安特别支部书记徐履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 1月，徐福元奉命在柘洋、程墩、吴三地、小浆和浆溪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民众会。6月，他出席中共崇安县委在北乡际下召开的会议，参与制定上梅农民武装暴动的计划。会后，他走遍西乡和小南一带，发动贫苦农民加强“五抗”(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 )的斗争，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9月 28日，上梅打响闽北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徐福元在西乡遥相呼应，带领民众队员捕捉土豪劣绅。当晚，他亲自带领上源、苦竹坑、岱下 3个地方的民众队员 80多人，前往曹墩捉拿恶霸董大鼻。那天晚上，曹墩街头正在演戏，民众队员在绣有斧头镰刀的红旗指引下，悄悄向曹墩挺进。他们手持着先锋刀、梭镖等武器，临近目标，他们先潜伏在四周，乘着散戏时的杂乱机会，队伍一呼而起，风卷残云般冲向曹墩街。民众队员们用土炮轰碎了董大鼻家的大门后，涌进的人却找不到董大鼻，原来他钻进猪栏草堆里，没被发现。民众队员们转身出来，路经黄溪口，迎面捉了个逃脱的富农。当夜，徐福元指挥民众队，所到之处，刀枪闪闪，杀声震天。土豪劣绅、恶霸地痞，丧胆落魄，落入罗网；平日为非作歹者，也战战兢兢，闻风丧胆。受苦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随之，徐福元率领数百人赶到上梅，参加县委召开的大会。徐福元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工农民众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平田废债。接着，有人在场地前燃起一堆烈火，当场烧毁租契、田约和债单无数。火光中，“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民众个个心花怒放，从来没有那么扬眉吐气过。暴动的火焰很快燃遍了西乡和小南的上百个村庄。国民党政府闻讯大惊，立即派重兵前往镇压，由于敌强我弱，没有后援，经过一番殊死较量，第一次上梅暴动失利了，徐履峻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上梅失败后，徐福元继续领导西乡和小南一带的民众队武装坚持斗争。11月的一天夜间，冷风瑟瑟，月光幽幽，徐福元潜进崇安，与中共福建省委特派员杨峻德取得联系，参加了由领导人陈耿主持召开的中共崇安县委会议，并配合陈耿恢复全县的党组织，准备发动第二次以上梅为中心的武装暴动。为了增强农民武装的战斗力，徐福元等人一面扩大队伍，组织民众队武装捉土豪罚款；一面发动群众献款，集中起来后，由徐福元统一安排购置武器。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崇安西乡和小南一带的民众会重新活跃起来，民众队武装迅速发展，添置了大量的土枪土炮，总暴动的条件又成熟了。

1929年 1月 29日，西乡民众队武装派出代表来到上梅的下屯村，参加第二次暴动大会。陈耿被推选为民众队总指挥，徐福元再次担任西路民众队指挥。由于策划精心，准备充分，安排周密，斗志高昂，暴动取得成功。之后，崇安县委召开民众队代表会，决定扩大暴动成果，乘胜攻打东乡重镇五夫。徐福元率领的小南民众队在五夫战斗中英勇拼搏，建立了功绩。但是，之后由于民众队伍陶醉于胜利，丧失了警惕，在缺少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遭到敌人疯狂反扑，终至败退而出，150多名民众队员饮恨阵亡。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增调兵力向上梅、岚谷、坑口等暴动区域进攻，崇安县委果断地决定：转向崇山峻岭，开展游击战争，以武装割据保存暴动成果。徐福元临危受命，不畏艰险，领导西乡和小南一带的民众队武装坚持斗争，队员们一个个斗志昂扬，灵活机动地穿梭在暗夜中的崇山峻岭，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不久，徐福元得到指示，和另一领导人李纪贵一起，率领西路民众队 400余人，开赴毗邻的江西铅山、上饶的南部地区，扩大武装斗争，并于同年 6月促成铅山东坑的农民武装暴动。11月，他主动请缨，率领 1000多人，由崇安大安出发，出分水关经车盘到达铅山王村，攻打地主武装任家保卫团，没收了地主的财产，焚烧了任家住宅。次年 3月 14日，又率领 55团 3营出征江西铅山的车盘，再次打败地主武装任老汉、陈和尚的保卫团，烧毁了车盘的厘金卡，使闽北革命根据地扩展到闽赣边境。这期间，西路各支民众队，白天分散在各地发动群众，秘密发展党团组织，晚上集中起来打土豪筹款。民众队员们辗转于深山密林中，驰骋在武夷山下，不断出击敌人。3月底，敌卢兴邦部进驻大安，形势危急。徐福元带领民众队掩护大安源一带群众上山，坚持与敌人斗争。到了 7月，徐福元伺机率部 60余人，在吴三地一带与敌卢兴邦部激战，他不但沉着指挥，还率先向敌冲杀，敌人眼看退路被截断，于是拼命抵抗，落荒而逃。这一仗，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9月，徐福元指挥一支 20多人的队伍，在肖家湾抓了土豪肖世行和黄细弟，分别罚款大洋 3600元和 2000元，一部分发给群众，其余的充作军费。随之，他又不失时机地率领各乡赤卫连，配合黄立贵领导的闽北独立团攻打崇安县城，这一次，他又冲在前头，打一枪就大吼一声，战士们见状，纷纷冲向前方，激战中击毙崇安代县长詹继良、民团团副牛焕书及县城守军 100多人。1930年 3月，徐福元接任崇安县委书记。上任后，他立即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崇安全县（除县城及南乡一部分外）的劳苦大众获得了土地，实现了世代梦寐以求的愿望。至此，以崇安为中心，包括崇安几乎全境、浦城西部、建阳北部和江西、铅山南部，拥有 25万人口的闽北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

这正是：红旗一举山河壮，革命踊跃动乾坤。

三

1931年 7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在坑口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北苏维埃政府，徐福元任财政部部长。不久，方志敏针对闽北经济分散的情况，指示“要办银行，成立对外贸易处，把经济很好地集中起来”。闽北苏维埃政府根据这一指示，向赣东北省政府递交了报告，决定建立闽北银行。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建，这年冬天，正式成立赣东北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由徐福元兼任行长。上任后，为了解决闽北分行银行基金不足的问题，徐福元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由财政部保管的、红十军入闽攻占赤石后缴获留下的 3万块大洋充当银行基金。二是开展招股工作，发动群众向银行入股，以扩充银行基金。他领导银行印刷并发行了股票，每张一股，每股一元，由财政部下达和调拨，发动各县认购，个人入股，多少不定。在各级党政部门的配合下，招股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各级机关的干部和广大群众纷纷表示，要通过节省开支、参加生产来超额完成这一计划。群众见状，表示支持，没有现金的农民也挑来稻谷折价认购。1932年 7月以后，闽北分行还把招股范围扩大到了白区。

实际上，闽北分行刚成立，徐福元就立即动手抓纸币的印刷工作。当时，闽北分行的纸币是由设在大安东坑的石印厂承印的。在徐福元等人的努力下，1932年 1月，第一批纸币就开始在闽北苏区发行了，纸币的票面分别是壹元、伍角、贰角和壹角。然而发行之初，群众中仍有许多人习惯用银圆，不愿意用纸币。徐福元看到这一状况，立即提出采取流动兑换的办法。由于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加上各级苏维埃政府对破坏纸币流通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制裁，因此在整个闽北苏区，纸币的信用得到大幅度提升。

同年 3月，徐福元根据闽北红色政权的决定，组织闽北分行发行面额分别为 50元和 100元的兑换票，从而进一步疏通了与白区的贸易渠道。随着革命的迅速发展，闽北苏区对银圆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了。为了解决银圆的来源问题，9月，徐福元到建阳的杜潭，亲自动员七位银圆铸造工人来到崇安的大南坑，创办了闽北铸币厂，月产银圆 4000多块，有大人头、小人头、红洋和龙番等 4种规格。当时，闽北苏区里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随着革命的发展和银行机构的扩大，人员缺乏问题更加突出。于是徐福元十分注意挑选和培训财会技术业务人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使根据地的金融工作更好地适应了战争环境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1932年 9月，方志敏率红十军再次入闽，徐福元积极配合，攻打崇安县重镇赤石和星村。他运筹帷幄，一身雄威，胆气过人，屡立战功。在红十军乘胜攻打浦城的战斗中，徐福元派遣战士 1000多人参战。敌人以密集队形向我方阵地反击，没想到突然遭到连珠炮似的手榴弹轰击，慌忙退回城中。徐福元见状，立即在前头高声喊道：“共产党员跟我冲啊！”带领大家跃出壕沟，一番激战后发现，浦城县城墙高二丈余，因缺乏攻城装备，两次强攻都未能奏效。见此情形，他与指挥者们当即决定：赤卫连战士兵分两队，一队替红十军搭茅棚 80多个；另一队上山砍大毛竹，抢做了 1000多架竹梯。红十军组织敢死队，在漫天遍地的喊杀声中，乘着夜色爬梯攻城，几番激战，终于将红旗插到浦城县城楼上。

正当革命向前发展，赤卫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时候，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肆意蔓延。“肃反”扩大化波及了赤卫军内，终使闽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徐福元也难以幸免。

关于这段历史，武夷山市研究党史的彭泽有过简洁、沉痛的叙述：“……早从 1932年开始，中央代表曾洪易在整个闽浙赣苏区就卖力地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掀起了‘肃反’扩大化的恶浪，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危害。平素性情耿直的徐福元，对乱捕滥杀闽北及崇安的一些地方和红军领导人的做法公开表示不满，徐福元的一言一行，在‘左倾’错误恶性膨胀、党内生活趋于反常的当时，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祸根。

“1933年春，‘肃反’扩大化的灾难终于降临到了徐福元的头上。有一次，徐福元带领一个营的红军和赤卫军战士开往浦城作战。他那当反动民团团总的舅子劝他率部投降，遭到徐福元的淋漓痛骂和严词拒绝。反动民团见劝降不成，顿起伏兵，把徐福元部团团围住。徐福元沉着地指挥突围，避免了损失。但他刚回到崇安，还没踏进家门就被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罪证只有一条，就是在回师中有位红军战士在路上捡到一封敌人写的信，信上说：‘徐福元，你不是答应把队伍带过来吗？定个日期，我们好去接。’这分明是敌人惯用的卑鄙的反间伎俩，却被‘左’倾错误歪风吹昏了头脑的‘肃反’机构当作罪证，铸成了闽北革命斗争史上极其惨痛的损失……”

1933年 5月 1日，徐福元和其他 30余名被诬为“改组派”，在崇安县红场被无辜杀害，时年 36岁。

血溅杜鹃映岚谷，泪垂青冢伫西风。

直至 1965年，徐福元才得以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

四

新中国成立后，徐福元的女儿在给孩子们讲方志敏等人以及亲人们的革命故事，每次总强调一句话：我们一定不能忘本，今天的生活是无数先烈鲜血和牺牲换来的。这些话，深深地吸纳进孩子们的内心。时间一晃，讲故事的人去了，听故事的人，不仅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红色种子，至今初心不改，他们表示：纵然未必成长为英雄，但报国之志始终满怀。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这次采访，幸而得到徐福元的外孙吴成钢以及武夷山党史办彭泽、罗永胜等人热情为我提供的资料、文字和讲述的故事，徐福元革命的一生和光辉的形象，在我心中也愈加清晰起来。此文编成当晚，我依稀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见到岚谷翠绿的山林间，有一支红军队伍又向前方开拔了；其间，我似看到了两张亲切、难忘的面孔，一个是徐福元，一个是他女儿徐莲娇。我有些急切地想要上前看清楚，可转眼间他们就走远了，只有一晃一晃的背影，在我的心中闪闪发光……

（本文选自于《风展红旗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