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照片与“太平山联络站”
戎章榕
在福州市台江区义洲街道浦东社区地盘上，有一座太平山，如今早已夷成平地，成为了一个繁华的商住区。不论是周边的庭芳苑还是双杭城，一个个楼盘不断刷新台江的人居环境，一座座商住楼拔地而起巍峨矗立，但其中还保留着一幢老式古厝，它就是山仔里16号的高家大院。一条逶迤的茶亭河从门前流过，在院外还树有一块横立的石碑，在绿荫丛中碑上的红字分外鲜艳：“中共闽浙赣省委福州太平山联络总站旧址”，同志们习惯称之“太平山联络站”。
高家大院是一幢坐北朝南，总分为两落的古厝，东西排列。大院右厢房内，辟有“中共闽浙赣省委福州太平山联络总站陈列室”，占地不大，内容丰富，除了墙上悬挂的一幅幅图文外，还有放置陈列柜中的发报机、油印机、油印报纸、革命启蒙书籍、回忆录等党史文物，一件件红色文物记载着历史烟云，一幅幅照片文字默默讲述着地下联络站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是高家兄弟几十年用心收集、整理的成果，凝聚着高家后人对他们的先辈的崇敬与追忆；更有台江区委、区政府对传承太平山红色文化的高度重视，在旧城改造中予以保留旧址，将红色因子融入城市肌理；2009年4月还列为台江区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特拨专款修缮，于当年“七一”前将陈列室正式挂牌重新对外开放，被省委党史办授予福建省党史教育基地。
为了更加清晰地讲述“太平山联络站”的来龙去脉，高文秀叫胞弟高文忠拿出一张贴满33张照片的挂图，以此讲述，一目了然。什么叫如数家珍，一位86岁高龄的老人，当他讲述家族的革命史，思路清晰，激情四溢；什么叫薪火相传，自1995年退休后，这位老人就全身心地投入到高家大院革命史迹收集整理中，但凡有团体前来参观他总是乐意担任业务讲解员，二十多年矢志不渝，是责任更是担当。
在高文秀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有三张照片引发我们的关注，这三张照片足以串起“太平山联络站”的故事，足以表现高家大院家族革命史的峥嵘岁月……
（一）
这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还是2008年2月24日翻拍的。照片的主人翁年轻帅气，梳着分头，一丝不紊，他叫高振洋。照片左上角“谁谁”收、“谁谁”寄，右下角有一行英文题字，内容是“祝好运，1938.3.29”。不难看出，主人翁当初是个“时尚潮男”。高文秀说这是二叔上学临近毕业时的留影。至于“谁”收与“谁”寄，均用英文代码，如同发报的密码一样只有当事人方可破译。
故事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说起。那是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1937年7月7日夜，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从此，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正在福州三山中学求学的高振洋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投身参加抵制日货、抗日游行的学生运动。1938年4月，适逢新四军福州办事处王助主任指示福州要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经同学介绍，高振洋同年8月加入了“民先”组织，先后发展成员60多人。有“民先”组织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到家乡演出“活报剧”，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思想。
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38年6月将闽北、闽东和闽中三块老游击区为主体形成闽浙赣边区，其党组织合并组建为闽浙赣省委，承担抗日反顽、保持南方革命支点的重要战略任务。闽浙赣边区成立，加强联系很有必要，其中电台不可或缺。
1938年11月，地处闽北的中共闽浙赣省委派人来到福州，找到已是共产党员的欧阳天定，指示省委急需一名懂无线电收发报的人才，以便向党中央、新四军请示与汇报，同时与闽北、闽东和闽中三地联系与沟通。欧阳首先想到了同学高振洋，他在校期间，对无线电抱有极大兴趣，平时在家还设有电台（台标XU7CK是第七战区意思）。更重要的是，经过“民先”活动的锻炼与考察，他追求进步，主张抗日，是个可塑之才。随即将高振洋介绍省委派来的同志，经过交谈，正中下怀，一是可以发挥特长，二是能够参加新四军，这对于高振洋来说，是梦寐以求的！
1940年1月，高振洋带着电台，秘密前往崇安闽浙赣省委机关。在离开家之际，只是对大哥高振云谎称去浙江金华念书。高振洋到了崇安，负责闽浙赣省委电台工作，干得得心应手，同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兼任省委书记曾镜冰的通讯员，后任电台台长。
1940年8月闽浙赣省委派李青（化名许宝卿）化装一个军人来到福州，他以国民党第三战区护卫团少校团员的身份，此行的主要任务是武夷山区疟疾严重，急需采购药品，另外补充一些无线电零部件。李青临行前，高振洋特地写了一封给哥哥高振云的信，信上说，他没去念书，而是去工作了，但工作地点不固定，不要来信，现在患有疟疾病，需要药品和内衣裤等。让他去潭尾街42号锡箔行找高振云，并将家里把电台器材零件带来。
两天之后，李青按照约定再度来到福州山仔里高家大院，取走所要东西。高振云同时托付一封家信，信的内容主要说店里生意照常，家人老少都好，让弟在外多保重等。
当年福州与闽北的往返多走水路，为了方便安全，党组织早些年就秘密建立了闽江地下航线。上船后，为了安全，李青将带来的“行李”交给崇安水运队的交通员保管。不曾料到，此人已经叛变，幸亏李青提早发现，及时逃脱，“行李”落在特务手中。因为“行李”中有高振云的一封信，特务顺藤摸瓜，以为高振云也是共产党员，就把他抓了起来。
高振洋自1940年1月离家上山参加革命后，直至福州解放为止，共回来福州6次。1945年日本投降后，高振洋第一次秘密回到久违的家乡，只是住在潭尾街42号，是和陈明同行，以商人的身份出现，购买无线电零部件。这次秘密之行，当时只有哥嫂和侄儿高文秀三人知悉。
1946年高振洋回福州4次，主要是找苏华同志联系工作。在高振洋从事红色电波的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是在高家大院建立了省委电台。
1946年大约7月间，曾镜冰同志去延安开会前，到山仔里找到高振洋，商量在福州设电台，约定与华东局通讯的频率和呼号。深夜在高家大院的天台上架起天线，用手摇马达发电，发出的声音有点大，族弟高振丰用几床被子捂着摇马达，一会儿工夫就大汗淋漓。这是省委直属电台，高振洋每天忙于装、接、拆、试、收、发，高振丰协助。每当发报完毕，立即收起天线，连同通讯器材设备都隐藏起来。最后将电台藏匿在胞姐高淑珠家的夹墙中。
1949年６月6日，省委派苏华、陈明两同志从南平乘小木船潜入福州，陈明在白马桥下船直奔太平山，他告诉联络站要在福州设立秘密电台，配合解放军解放福州。这部电台的主要任务，是将在福州收集到的情报通过电台向省委先遣队报告。听到这个消息，联络站的同志们都非常振奋。
苏华到福州的当天晚上，就出去寻访地下党员，布置收集全省各县粮食年收成情况和国民党在福州周边粮库布置图的情报。因为十兵团有十万大军入闽，吃饭问题迫在眉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成败在此一情报。
令十兵团先遣队意想不到的是，苏华抵到福州的第三天，就将此情报送到了先遣队所在地建瓯。让后勤先遣组组长喜出望外，他没想到苏华这么神速，真是雪中送炭！不禁喜形于色大喊道：真是神了！真是神了！
1944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几经辗转，秘密迁到长乐南阳村，南阳一度成为全省抗日隐藏根据地的中心，南方革命的重要战略支点。距村五里多的九坑山（笔架山）洞，是当年省委机关安放电台和召开秘密会议的地点。在南阳中共福建省委旧址保护建设中，迄今还塑有高振洋在山洞内发电报的蜡像，这是对高振洋同志最好的纪念与崇高的敬意！
（二）
第二张照片是高振云，摄于1950年，他时任福州市贸易公司粮食组副组长，负责福州市内的粮食支前收购工作。
清癯脸庞而不失矍铄，冷峻外表还透着精明。作为高家老大，父亲早逝，长兄为父，不仅撑起高家一片天，也是唯一继承父业——锡箔行的生意，而且做得风生水起，并在潭尾街42号又开了一间杂货行。后改行创办酱油虾油生产厂，经营酱油和虾油业务，他是高家振字辈中子承父业最成功的一个。他是“同和锡箔杂货行”的老板，又是林森县参议员；他的另一身份是“太平山联络站”联络员。
一个锡箔行的老板怎么会与共产党的地下省委联络站有关联呢？
话还得从1940年托付李青带给胞弟高振洋的那封信说起。
因为那封信落在国民党永安伪绥靖公署，所以福州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行动股密捕了高振云。这让高振云蒙在鼓里，他的确不知道其弟的去向，更不知道他已是共产党员。被关了三个月，受尽凌辱，受尽酷刑。因为一无所知，又多方托人花了钱，才得保释。保释时还要他限期3至6个月要交出高振洋来。其实这是个托词，无非借机再三敲诈一把。
时隔两年之久，1943年夏天，高振云再次被拘留，审问了大半天，还是没有结果，再一次不了了之。
两次身陷囹圄，动摇了高振云对国民党当局的信心，尽管他是林森县参议员。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国民党不是一致对外，而是发动内战，涂炭生灵。
相反，为了抵制日寇对福建沿海的侵略，中共福建省委领导机关及时从闽北山区转移到沿海抗日前线长乐、永泰、闽侯交界处领导抗日。当时为了加强省委与各地党组织联系，指导对敌斗争。需要以福州为中心，沟通闽北、闽东、闽中、闽西北和闽江沿岸的联系网络，接待、掩护各地来往干部，为游击队输送人员和安排转运武器物资等，并进一步开展城市工作。在省会福州成立省委地下党交通联络站摆上了议事日程。
1944年，闽浙赣省委曾派徐作铭 （古田人） 到福州潭尾街 42号找高振云，高振洋借机写了一封信并附上相片，告诉大哥他还活着，叫大哥热情接待徐作铭并安排他住宿。徐作铭在与高振云交谈时，了解到他的思想倾向，愿意支持革命的热情态度，另外看到潭尾街 42号地处三保商业中心，临近码头，交通方便，便于疏散；商贸云集，人来人往，人员繁杂，便于掩护。可作为地下党来往的联络站，这倒验证一句话：“最不安全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后随带药品上山向组织汇报高振云的思想态度和潭尾街42号的地形情况。
1945年，为贯彻中共华中局关于“掩蔽精干、积聚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坚持武装斗争和白区工作相结合的原则，中共福建省委和中共闽江工委决定在福州设立地下交通联络站，加强与各地的联络。经过周密考察，同意选择在潭尾街同和锡箔杂货行作为据点。
省委先后派出苏华、饶刚生、陈德义等同志来福州负责联络和开展城市工作。为了顺利开展工作，1945年中秋，高振洋先是致信大哥，在信中宣传当前形势和革命道理，劝说动员他支持革命。
接着派交通员杨仁屏（代号叫19号）到福州找苏华，并随带高振洋写的信到潭尾街 42号去找高振云接洽。经过交谈，认为高振云有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态度，苏华同志最终决定在潭尾街42号建立省委地下联络站。1945年底联络站正式建立，直属省委领导。
1946年上半年，地下联络站党组织发展了宋子云、高振诚入党。不久，由于对敌斗争的需要，联络总站移至宋、高的家乡太平山（包括潭尾街、山仔里）。
族弟高振枢解放后，在谈起在山仔里16号选择高家大院建联络总站，认为是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三个有利条件：
天时，革命时机好。国民党统治下政局黑暗、官员贪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反饥饿、反迫害、反通胀、反内战等罢课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当局岌岌可危。
地利，地理环境好。高家大院位于太平山后面人称“山仔里”的小村庄。太平山山仔里解放前属林森县长汀乡江东村，位于城乡结合部。这个村庄三面临河，一面是稻田，只有一座石桥与太平山相连。周围有田地、果树、河流，外人不容易发现或进入，只要有地下党员轮流值班就行。
人和，群众基础好。村内有三十几户人家，为高、吴、林、沈姓人，都是联姻亲戚，和睦相处，较为团结，村内高姓人最多，几代人都以经营锡锖生意 （打锡箔）为生，经济上相对比较富裕。本村基本群众又多是党员和革命同志亲属，隐蔽性、安全性均较好，因此从未发生泄密事故。
“太平山联络站”是福建省委在恢复城市工作时期，和“闽江工委”同时建立的最早工作机构，承担着省委负责同志和各地委负责同志来往住宿、开会的安全掩护和接待工作等重要任务，地下党的红色电台曾经就隐藏在这里，为福州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 年4月为了掩护宋子云共产党员身份，便于工作，高振云拿出纯锡1200斤，作资本在山仔里开了一间“崇发锡箔作坊”，以做生意为名，掩护来往福州联络工作的地下党同志。1949年春天，为了营救狱中李青等4位党员同志，高振云拿出一只金手镯托人变卖后买通伪福州监狱署人员，得以保释出狱，营救出狱的4人分别安排住在山仔里和坞尾街等处。高振云之所以不顾身家性命，是对国民党当局的彻底失望，是对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是他同情革命和支持革命的根本原因。他的心路历程再次验证一个道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作为高振云一生最值得荣耀的是，除了为联络站筹款提供活动经费（苏华证明是黄金几十两）外，难忘的1946年3月的一夜，省委部分领导人曾镜冰、苏华、黄国璋、左丰美、黄扆禹、王一平、高振洋等，在太平山山仔里16号高家大院内召开一次会议。他穿着那件醒目的白色大衣，站在荔枝树下望风放哨至深夜。会议内容他不清楚，但他知道很重要。他事后才知道那是抗战胜利后首次重要会议，这是共产党对他的信任与肯定。
作为高家后人高文秀最值得骄傲的是，当年中共闽浙赣省委领导人15人，有12人在高家大院开会或住过。这是党组织对高家大院的信任与肯定。
1949年8月17日，在一片欢呼声中福州获得解放。第二天，新省委负责人张鼎丞、曾镜冰、黄扆禹、苏华、饶刚生等到河口嘴4号黄扆禹大哥家召集地下党员开会，太平山党员参加会议，张鼎丞肯定省委地下联络站的工作，鼓励大家今后继续努力工作，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会后，地下党同志由福州市委分别分配了工作，撤销联络站，结束它的历史使命。
（三）
第三幅照片是太平山高家与老同志的合影，摄于1987年12月6日。这是一幅彩照，几乎所有人都面带笑容，这笑容是劫后余生的相逢，是平反昭雪的扬眉，是欣逢盛世的喜悦。由于地下党的特殊身份，在“文革”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质疑、受到冲击、受到不公的待遇。历史的悲剧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给地下党一个公正的评价！
国家盛，家族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家族呀，除了苏华、黄扆禹等老同志外，高家人多达60人。还不齐全，比如高文秀因为在外地工作未赶上，“文字辈”有91人，而合影中只有两人。高家大院真可谓名门望族、人丁兴旺！
我之所以对这张照片感兴趣，是因为高文秀在讲述中说到，解放战争时期，生活在这个大院里的高家两代子孙共有壮男16人，其中15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人叛变！
在陈列室还展出一块木制的牌匾，只有一块砖的大小方寸，用油漆绘制的国旗，上面印有八个字：“革命家属无上光荣。”1950年由福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牌匾极其简朴，但高家人却视为珍宝，几十年来一直珍藏，“文革”几次抄家，也完好无损。在高家人眼里，它不是一块木头牌匾，而是人民政府对高家大院的最高褒奖，承载着这个家族对革命事业的贡献！
是的，一个家族，从高振洋参加革命开始，到中共闽浙赣省委福州太平山联络总站建立；从高振丰手摇马达发报，到高振江编辑兼刻蜡板出版地下刊物《消息报》；从太平山发射的红色电波，到培养输出一批党员和青年上山参加武装斗争；从太平山党支部成立，再到高家两代子孙15人参加革命……高家是千千万万革命家庭的一个缩影，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在高家大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兄弟之间不是以年岁大小来称呼，而是以上山打游击的先后来相称：高二（即振洋）、 高三（即振波）、高四（即振枢）、高五（即振溪）、高六 （即振涼）。1946年，联络站发展了高振淙、高振波、高振枢入党，并动员他们上山参加武装斗争。1949年7月前后，又陆续发展了12人入党。1946年下半年成立了“太平山党支部”，宋子云任书记。由于革命形势风生水起，党员人数发展迅速，将城区原有培养的对象中陆续发展了地下党员12人，在太平山入党的有沈玉康、陈群、高连贞、沈秀琴、高振江、高大贤、高振银；在城区入党的有林焰生、陈功廉、曾伯豪、方静、孙伯龄，加上早年入党的宋子云、高振淙，这时支部共有党员14人。1949年7月，经省委决定成立太平山总支部，山仔里为第一分支部，城区为第二分支部。
总支成立后工作着重点是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敌台分布地点、社会动态、武器弹药及其他重要物资的仓库名称地点、官僚买办阶级的财产分布等情况。显然，这些情报的获得光靠省委机关的几个同志是完成不了的。
排行高一非老大高振云莫属。老大高振云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上山打游击，但作为工商业主，以参议员，大老板的身份，通过与伪乡长关系，为地下党工作同志打路条，开通行证，出钱又出力，接待安排各地来的地下党同志食宿。从事对地下党的同志安全掩护和物资供应等各项工作，甚至出资营救地下党员，他起到了共产党员兄弟无法替代的作用，受到了兄弟们和社会的尊重。
从1939年到1949年这10年间，闽浙赣省委能够在太平山一带顺利设置地下联络站，保护地下同志，保障一切供给，保卫省委的电台，保证省委会议安全的召开，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省委党员同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高家兄弟15人只是太平山先进群众的代表，一个党员一颗火种，点亮黎明前的黑暗。人民群众聚集起了磅礴之力，大大加快了福州解放的进程。
我们在告别高家大院之际，再次回望飞檐翘角的外墙，忽地觉得需要仰视。是的，较之巍峨矗立的商住楼，高家大院相形见绌，但它作为革命历史文物，作为教育青少年的基地，历经烽火岁月的高家大院，将永久保留下来，足以令高家后代子孙骄傲，足以令人千秋景仰。
作者简介：戎章榕，曾任福建省政协办公厅研究室处长。
原文刊载《印迹-中国红色保密故事（福建卷）》，金城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