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夕智送情报的幕后英雄
李元健

1934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乌云密布，一股强猛的凉风卷着战争的硝烟，向闽赣大地呼啸而来。项与年手上掂着四本四角号码本，觉得重似千斤。是啊，这四本四角号码本装着的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材料呀!

凭着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项与年巧妙地化装后，机智地从江西德安出发，匆匆赶往江西瑞金，任务是将情报直送中革军委。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项与年，是闽西连城县山区的贫困农民。早在青年时期，他便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加入共产党后，他被组织派往荷属东印度等地去做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等秘密工作，并担任党支部书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项与年奉命回国，从事情报工作，先后在上海、广州、香港、南京、北京等地担任上海与苏区、陕北与北方局的秘密交通。期间，由于白色恐怖笼罩，加之内奸告密，他曾几次被捕，但凭着英勇和机智，一次次巧妙地逃出监狱，中共地下党组织曾授予他“反敌特斗争胜利”奖。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召集各部队司令、军长、高级参谋及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到庐山牯岭开军事会议，部署“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铁桶计划”具体实施方案及细则，红军若不快速离开中央苏区，必被蒋介石的军事封锁之“铁桶计划”所害。情况万分危急!

项与年等地下党员如何能得到蒋介石如此绝密的材料呢?

时任江西德安专区保安司令的莫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因“剿共”有功，被蒋介石破格邀请参加庐山牯岭的国民党军事绝密会议。而莫雄早年便被项与年等地下党员做通了思想工作，结成了知己。

1930年初，活动于上海的项与年，经刘哑佛(中共特科人员，鲁迅文章《纪念刘和珍君》中刘和珍的哥哥)介绍，认识了孙中山时代的老国民党员、参加过北伐和东征的莫雄。

莫雄与蒋介石曾在许崇智部下共事多年，1925 年8月廖仲恺被害后，蒋介石乘机夺了许崇智的兵权，莫雄所任师长的粤军十一师也被蒋介石加以“反革命军队”之罪就地缴械遣散。莫雄对蒋介石排斥异己行为十分不满，之后曾两次参加了张发奎的反蒋行动，但终不了了之。无奈之下只得找到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弄到一个挂名领干薪的财政视察职务。

1930年初的一天， 在上海街头溜达的莫雄巧遇曾在手下任师政治部主任的刘哑佛，心中好不高兴。在刘哑佛的介绍下，莫雄与项与年、严希纯等人交往。他们不时地对莫雄渗透共产党纲领、理论、宗旨，莫雄慢慢地受到了启发，明白了共产主义更具体地体现了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意识到民族不解放、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不推翻，国家就不会兴旺。不久，莫雄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地下党领导人李克农认为他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暂不入党为宜，并指示说:“今后凡对党有利的事，望能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莫雄就这样以一种特殊身份留在国民党。

1933年10月，莫雄从上海到江西南昌找江西“剿共”部队的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三个多月后，在南昌百洲花园遇到老相识——蒋介石的秘书杨永泰。述明情况后，杨说由他向蒋介石推荐到德安地区任专员和保安司令，两天后，杨永泰便将委任状和空白组织表给莫雄，说人员组阁由莫雄自选，莫雄当即说在江西无熟人，上海倒有几个。杨同意后，莫雄便直奔上海找到项与年、严希纯和刘哑佛，一见面就说: “我准备与蒋介石斗法，这组织表由你们派员组阁，除我当司令外，其余的全由你们派任。”上海地下党组织认真研究后，江西楼北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在德安正式成立。莫雄任专员兼保安司令，其余的从参谋长到重要下级军官大都是从上海派来的中共地下党员:胡毅、陈修爵任保安副司令，刘哑佛任专署主任秘书，卢志英任参谋室主任，项与年任情报参谋，傅肖先任科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贾绍谊任情报股长……

德安距南昌50公里，距九江55公里，是南昌至九江(古称浔阳)铁路的中心点，是国民党南昌行营的战略要地。德安专署下辖的德安、九江、星子、瑞昌、彭泽、湖口等七个县，常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介石说德安是红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常被红军游击队搅得头痛。为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特拨两个省保安团归莫雄指挥，要莫雄全力“剿共”。在中共地下党的周密筹划下，莫雄派出部队与红军“交战”，红军按地下党部署，制造了溃败的假象，而莫雄则在指挥与红军“激战”中巧妙地把大量武器弹药送给红军。

就这样“演戏”演了不到半年，德安地区的红军已“绝迹”， 苏维埃政权已“铲平”，德安专区这个被蒋介石说是“共匪最猖獗”的军事要地，如今已“风平浪静”了。莫雄一连串的捷报呈送给蒋介石和熊式辉后，被评为“剿共得力，全省第一”，蒋介石令给英雄通报表扬，“传令嘉奖， 考成第一”。正因为有了如此的战功，莫雄才得以让蒋介石亲自点名特邀参加庐山牯岭的高级军事会议。

1933年下半年，将介石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用50万兵力、200架飞机及大炮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犯。在近一年的反“围剿”中，由于中央红军“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采取“以堡垒对保垒”“决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战略方针，红军损失惨重。蒋介石为了乘势将中央红军全歼于中央苏区，于1934年9月底请了他的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人赛克特，精心研制了“铁桶计划”，采取突然包围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方法，包围半径距瑞金为300华里的地域，并布上铁丝网构筑火力网及碉堡等。一旦完成包围后，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十华里左右，每推进一华里，即上一重铁丝网，每推进十华里筑一道碉堡线，并构成密集交叉火力网封锁。“铁桶计划”在地图上划分格子编了号码，某个部队何时到达，火力网布置，粮草、交通、电讯、医疗、药物、弹药等都作了详细的部署。

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的绝密高级军事会议，足足开了一个星期。最后，蒋介石阴险的脸上抖动着几块横肉，含着狰狞的笑意对在座的200多个国民党各路军事指挥官和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地方高级官员鼓气:“近期共军已节节败退，中央根据地所剩无几，这次部署给各位的‘铁桶计划’之‘剿共’大业已胜券在握，毕其功于此役!诚望各位积极执行会议决策，将共匪全歼，届时我与各位同喝庆功酒。”

会后，莫雄提着足有四斤重、每份都将明显标有“极秘密”印记并按名单编有号码的文件，在全副武装的卫兵护送下，回到了德安专署司令部。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如此规格的会议，也是第一次手捧决定党国命运的绝密文件，心中不免沉甸甸的:这次会议部署的“铁桶计划”，不管以那个角度来看，都能致红军于死地!

忧心忡忡的莫雄一回到司令部，来不及擦洗尘土汗迹，便急召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等几位中共地下党员议事，他命令卫兵:“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得进来!”随即关上房门走进密室，把从庐山牯岭召开会议的绝密文件全交给他们看。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三人分别匆匆浏览完后，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刘哑佛对莫雄说:“大哥，你看这怎么办?”

“还有什么看不看的，情况万分危急，你们马上拿去送给党中央!”莫雄急促地说。

话音刚落，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几乎同时紧紧地握着莫雄的手，异口同声地发出深沉而有力的话语:“莫大哥，我们代表党感谢您!”

三位共产党员从莫雄那里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即开始了行动，他们先把“铁桶计划”的重点以特急电报发往瑞金，然后分头将文件的详细内容用密语抄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剩下的问题是，谁将情报送到瑞金去?这一去几同赴死。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要经过多少道关卡?对瑞金的封锁实际上已经开始实施，几次“围剿”中与红军杀来杀去的白军杀红军早已杀红了眼，只要有一点破绽就必死无疑，然而死并不是最难的。这不是一份平常的情报，它关系到几万人的生死，它要求万无一失。

商议结果，由项与年负责送出情报，因为项与年是闽西人，熟悉这一带地形，会讲客家方言。三人又对沿途敌情进行分析，决定选择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经丰城，进入乐安，再从山区直插瑞金，项与年化装成教书先生，马上从德安动身前往红都瑞金。途中必须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八个县市，而沿途均有国民党设的关卡。他日夜兼程，有时白天不方便，就在晚上摸黑走。

在过南昌的一个关卡时，敌人要搜查他那装有四本字典的袋子。项与年急中生智装起牙痛来，并胡乱地从袋里找出牙痛水，在“哎唷、哎唷”的叫喊中随身将字典给哨兵看，哨兵看没什么东西，又被他叫得不耐烦，便踢了一下袋子叫他滚开。

好不容易躲过了关卡。这时，项与年将抄有国民党“铁桶计划”的字典带到德安行署驻南昌办事处，根据一路躲过的几道关卡情况分析，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因字典太多而引起敌人的怀疑，便想出了将内容缩小在薄纱纸上，便于携带。在几个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很快就抄写完毕。项与年将其藏在鞋里，趁着月色急出南昌城赶路去了。

一路奔走，项与年深感此行任务的重要和紧迫，再过几天，就可到红都瑞金了。这时，他念头一闪，离苏区越近，敌人的盘查将更加严密，如何能巧妙、顺利地躲过敌人关卡，把情报快速、万无一失地送到党中央? 夜幕中快速奔跑的项与年在苦苦思索着，忽然，他头脑闪过一个念头，扮成乞丐如何?“嗨，不行!自己人高马大，相貌堂堂，装乞丐岂不一下便让敌人识破？”项与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番，眼看快到乐安的敌人关卡了，这个关卡一过便是宁都了。 这可如何是好，如何装扮才能顺利躲过敌人哨卡?

项与年有些急了。突然，他计上心来，乞丐也是人嘛，如何装不成乞丐?将头发往泥巴里一钻，用刺挂破衣服，布满伤痕……他走到一个隐蔽处捡起块石头，猛地往自己的嘴巴咂去……

两个小时之后，一个“乞丐”出现在梅江的悬崖边，这个“乞丐”像刚刚从一场巨大的痛苦中挣扎出来，蓬头垢面，衣衫破碎，面门歪斜青肿，嘴流血涎，丑陋不堪。“乞丐”将一个布袋投进江流的最深处，然后向远方走去。饿了就啃几口干粮，咀嚼使他面目更加扭曲，渴了就喝几口山泉，实在因了就倒在树下睡一会儿， 每当他发现四周无人时就疾走如飞，碰到敌人的哨兵喝问时，他一手撑者拐杖，一手指着肿大的嘴巴，“啊啊唔唔”了几句。

敌人看了看这个又臭又脏蓬头垢面的乞丐，骂道:“快滚!”

项与年又顺利过了一卡。当接近中央苏区的敌哨卡时，敌人凶狠的眼睛瞪着他问:“你他妈的是哪里人?”

项与年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客家话，说是附近村子的。

“你嘴如何肿成这样?”

项与年说，自己在讨饭时被主人的狗追得慌，奔跑时摔的。

敌人看不出什么破绽，捂着鼻子说:“滚!快滚开!"

项与年就这样一路奔走，一路历难，一路与敌人智斗地护送着敌人“铁桶计划”的绝密情报，万无一失地送到了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手中。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主力红军大举撤出中央苏区，赶在蒋介石“铁桶计划”的包围态势之前撤离。长征途中，毛泽东在谈及红军如何这样急迫离开中央根据地时，曾动情地说:“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1936年1月，贺龙、萧克等领导红二方面军四万多人长征欲经娄山关时，蒋介石抽调二三十万军队在娄山关固守。项与年及时将情报送到红二方面军，贺龙当即决定从四川省北上。但入川必经贵州毕节县，此前莫雄已被蒋介石从德安调至毕节任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莫雄和项与年等研究后，由项与年到娄山关附近向莫雄发急电称:“红军已北上娄山关，大军云集”莫雄借此将境内兵员调出城外进军娄山关。红二方面军浩荡荡穿过毕节县，直奔乌江进入四川，冲破了蒋介石的包围。后来蒋介石得知是项与年发的电报，下令抓捕，而此时项与年早被组织安排到了香港。

1938年初，项与年同王世英、南汉宸等一批长期奋战在地下战线的同志奉命调回延安。项与年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搞统战工作。1942年4月担任关中分区党委常委兼统战部长(习仲勋任党委书记)。半年后调绥德地委任统战部长，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做了许多统一战线工作，受到毛泽东称赞。

1956年国庆典礼之前，项与年受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老领导、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上将指派，专程到广州迎接有功之臣莫雄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特邀莫雄和项与年到家中，设宴招待，称赞莫雄对党所做的贡献，并赞扬项与年冒险、机智送情报的勇敢之举。

长征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曲壮歌。项与年为红军的长征做出过重大贡献。他的英勇事迹，在史册上留下了闪亮的一笔。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为战友项与年留下如是文字记忆:“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

新中国成立后，项与年历任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等职。他的儿子项南，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大将、福建人民尊敬的省委书记。

作者简介：李元健，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曾任中共连城县委党史办主任。

原文刊载《印迹-中国红色保密故事（福建卷）》，金城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