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红叶照芳菲

叶绍芬是解放战争时期福州一中地下党领导人、福州中共地下党——联合小组书记，福建福州人，他父亲开角梳店并参加劳动。18岁那年，店铺受洋货充斥而倒闭，家庭生计难于维持，经常外出躲债。1944年叶绍芬高中毕业，到了南平天同小学当教员，待遇之差连一个人的生活都难于维持。三个月后即1945年春又遭失业，天天流浪在街头。四月到宁洋小陶税务所当个小职员，有机会和农民接近。看到三千户农民的生命财产都操在赖姓的土豪手中，他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些土劣铲除。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经过两个月的奔走，叶绍芬进了当时的省财政厅统计室当个小职员，接触到其核心高层的穷奢极欲、贪污无能，渐渐对这个政权失去信心。1947年前后，省立福州中学（即解放后的福一中）的校友也是叶绍芬的好友李楚濂大量供应他进步书籍，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光荣归于民主”、“环行东北”等，使他对解放区、新社会怀有新的希望。一段时间的积极培养，1947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内代号叫“老马”。1947年初至1948年初，他参加过两次米变，（即将敌人的财产变为我们的财产），以支持农村游击战争。1947年6月，他由李楚濂带到闽侯县禄家村林培琛家，参加由闽浙赣省委候补委员孟起主持的武装斗争会议。他参加过人民社工作，担任总务兼交通。这期间印发大量文件，宣传党的政策。在福州建立地下据点，以自己微薄的薪金作为经费，接待过地下党领导人李铁、孟起、黄国璋、孙道华、庄征等，做好他们的安全、掩护工作。1947年12月，闽浙赣区党委在福州市郊凤岗（今建新镇）开会，决定成立福州市委，统一领导福州地下党组织，省福中地下党的主要力量统归孙道华为书记的福州市委领导。为了加强省福中地下党的统一领导，1948年2月，市委派遣叶绍芬同志领导省福中党的工作。

解放战争初期，党有好几条线延伸到省福中，有福（清）长（乐）平（谭）学委系统的严子云，有石美沂、魏世英两个党小组，有市委K支部的朱轮、连江县委的邱光容等。1948年2月，叶绍芬进入省福中后，他领导校内的地下党同志开展“反美扶日”示威游行，反饥饿斗争，创办地下刊物《大众报》、《拂晓报》、《小火星》及印刷党的文件小册子，竞选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组织民歌社、民舞社，成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青年学会”，在党内组织党员整风学习，转移被敌人监视的党员到农村参加游击斗争，筹募军服军鞋、印制“八一”军徽支援闽中游击队，印刷与书写大幅“约法八章”、绘制领袖画像等迎接解放大军，与省福中和联合小组的同志们共同战斗到福州解放。

一、首先加强党组织整顿与发展工作

1948年2月叶绍芬到省福中时，按照市委的部署开展地下工作。4月23日，市委书记孙道华上山后，一去不回（后来得悉是城工部错案罹难），叶绍芬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他在失联的情况下，坚决按照党的原则：一是要找党；二是要坚持斗争。同时，继续壮大党的组织、开展学生运动，一如既往地苦斗着。为夺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而斗争，为音乐老师林益清的贫病交加而逝世，举行抬棺游行送葬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无视民生的罪行。在此期间，遇上了一些同样处于失联中的游击队和地下同志，他们处境相同，相互支持。“反美扶日”运动后，省福中学生陈淑瑜、林道宏、魏世恩、黄美华被学校除名。叶绍芬便将这几位同志连同“过红”的魏世英介绍到福（清）、长（乐）、林（森）中心县委参加游击斗争。

1948年夏天，中共上海局选派一批党员到南方各省开展迎接解放工作，以林南（即马钦尧）为组长的工作小组到了福州。叶绍芬得知他们是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大姐派来时，喜出望外，热情向他们介绍情况。这几位同志素质高、有丰富的城市学生运动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他们组织省福中的同志开展整风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反对自由主义》和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件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团结，确保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对后来增强支部战斗力起重要作用。在学习的基础上，树立支部的坚强核心，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多层次的学生群众组织，为爱国民主运动培养骨干力量。

1949年初，叶听到传达闽浙赣区委对城工部问题的决定，指令停止活动、停止发展组织。为了使工作能继续前进，他一方面执行上级的指示，停止党员发展，一方面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与郑企琼、唐文光、游通镛共同研究，成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青年学会”。作为省福中党支部的助手和骨干力量，继续开展活动。这些会员与党员一道是福一中民主运动的骨干，他们有的参加编印地下报纸——小火星，有的参加民歌民舞社，有的组织各种读书会，有的编写墙报刊物，有的参加扶校活动。

二、领导省福中的爱国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不仅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而且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使日本成为美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侵略基地。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企图，全国各地学生奋起反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爱国运动。1948年6月4日，叶绍芬又一次召集其所属的两个党小组的6位骨干商量通过学生会进一步动员学生上街游行。6月5日早晨，操场上升旗仪式举行后，党员陈淑瑜（学生会主席）、林道宏（学生互助会会长）先后上台向同学发表演讲，号召罢课示威游行，同学们群情激昂，先在操场上绕圈示威，随后队伍开向校门口。此时，学校当局将校门紧闭，不许学生上街游行。郑光鼎同志发现男生厕所旁边有一个供掏粪人进出、通向校外的小门。便撬开这小门，游行队伍从此冲出学校，走向大街。当队伍走到三牧坊口转向东街时，叶绍芬站在街旁巡视游行人群，并向党员点头示意。

为了保护同学的安全，叶绍芬积极做上层的统战工作。当时市委指派叶绍芬到省福中工作，一是因为他是福中1944届校友；二是他与福中校长朱民生有师生情谊。朱民生早期也入过党，后因被捕没有恢复组织关系。闽浙赣城工部地下党领导人李铁对朱民生比较了解。叶绍芬进入省福中时，李铁告诉他，遇到紧急情况，可用郭洪涛的名义找朱民生帮助。“反美扶日”运动中，朱民生力阻学生上街，与省福中的地下党同志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叶绍芬找朱民生，要求他对学生予以保护。朱民生表示对受到处理的学生可以争取到最轻处分。通过叶绍芬的这些工作，福一中地下党支部不仅争取了上层，而且保护了学生免遭反动派的迫害。

三、成立联合小组，迎接福州解放

1949年5月，福州地下党由叶绍芬、陈耀民、王实负责的三个组织，为了迎接福州解放，他们在失联的情况下，一方面继续找党，一方面坚持独立作战。当时，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闽北广大地区。这时，三个党组织的负责同志认为，在失联的情况下，更加需要行动上的紧密配合和步调上的协同一致。于是，成立了以叶绍芬、陈耀民、林萱治、唐文光、徐心坦五人的联络小组，由叶绍芬负责，统一策划、分工负责，并于5月19日下午3时在各个邮筒向全市军、政、警、宪、特、机关要员，各界主管，社会名流以及资产档案管理人员寄发《约法八章》共计500余份。在震慑、分化敌人、稳定社会民心、保护国家财产档案等方面起了有力作用。不久，王实的一支地下同志也参加进来。联络小组的最大任务就是找党的上级和协调各参加组织的活动。当时，联络小组委派王实，通过闽中党组织在福州的蔡光周，介绍到大洋闽中支队司令部与政委林汝南接头。要求承认我们的合法性，并指导我们开展工作。林汝南同意给我们布置工作任务，建立工作上联系，但组织问题等解放后再说。为了便于进一步集中领导，充分发挥先锋队战斗作用，在原联络小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联合小组。推选叶绍芬任书记，统一领导110多个地下党员。

联合小组正式立后，在叶绍芬主持下，做了大量工作：（一）发动党员和周围群众对福州进行社会调查。包括伪党政军警机关和企业单位情况，一共调查了58个单位，全部造册送给闽中党组织；（二）收集敌方的军政情报。有福州警察系统的动态情况、敌军部署情况，有李延年兵团的部署情况，和各地反动分子的活动情况等；（三）发动党员和群众对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开展保护资产档案工作；（四）对福州市国民党警察系统和部队进行策反工作；（五）为闽中游击队赶制八一军帽帽徽3000面，筹募军鞋1000双；（六）赶印“约法八章”布告，绘制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肖像。用广告色书写巨幅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六十多份，解放当天贴在福州大桥头、南门兜、东街口交通要道，给刚解放的福州市民以极大的鼓舞。联合小组在叶绍芬领导下，于福州解放前四个月，通过章燕行分支郑家存小组，进行一次成功的福州警察策反工作。魏阙是福州市警保处人事科长，他是我党可靠盟友，地下农工党成员李得光先生的得意门生。通过他的关系秘密策反一个警察中队、四个警察分局（鼓楼、大根、台江、小桥）局长、队长等600多人起义。将人员、枪支、弹药、资料、档案陆续造册给我地下党。这些材料均由各警察局长、队长亲笔写信表忠，随时听候共产党调遣。联合小组特别支部研究后，给予四点指令：一、福州解放之前，要切实保护好所有财产、物资，勿遭破坏或转移；二、所有干警就地待命，不得离岗；三、不得搜捕政治犯；四、在国民党溃逃、我军未接管之前，所有警员不得擅离职守，负责维持治安、交通秩序、保护公共设施、严防散兵游勇和歹徒破坏劫掠。经核查，8·17前后，上述各区警员都奉命行事，留下待命，并在街心要道增加岗哨，解放军进城时警员仍照常维持交通秩序。有一位解放军首长亲眼看到福州解放当日情况，警员站岗，交通有序，商店银行照常营业，社会秩序井然，感慨地说：在全国解放城市中，像福州这样平静地过渡“真空期”实属罕见。

福州解放前夕（8月16日晚），叶绍芬赶到联合小组特别支部，找到联合小组副书记陈耀民和负责宣传工作的章燕行。紧急传达解放军即于明天解放福州的消息，要求他们连夜赶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数千份，次日就上墙。这时离第二天只有8个小时，时间非常紧急。章燕行步行赶到农学院教职工宿舍要了一份约法八章，到旗讯口民主报印刷厂找到他的一个浙江同乡，动员他的工人连夜加班印刷几千份“约法八章”。工人们知道是为共产党印刷，都很热情、兴奋，连夜加班，及时完成了6000份的印刷任务。8月13日和8月16日省福中民歌社、民舞社在城里南华戏院及台江大罗天戏院义卖演出，8月16日夜，解放军兵临福州城下，这支队伍成为迎接解放军进城的骨干力量。8月17日，福州解放当天，组织了500人上街游行迎接解放军，组织了救护队、送茶队、街头宣传队，一直宣传到23日为止。《小火星》由秘密转为公开发行，从8月17日到24日一共出了8天，填补了《福建日报》创刊（8月25日）前的真空。

四、新的征程，新的磨难，新的考验

1949年9月2日中共福州市委通知，联合小组成员全部集中学习，参加者必须是党员，近一百人。先在鼓楼区鼓东路佑民小学，后迁于山戚公祠。经过一个多月学习、审查，结束时市委领导宣布：闽浙赣省委交代、城工部是被特务掌握的“红旗”组织，已经解散，你们现在没有党籍，要当好党外布尔什维克，今后在工作中接受党的审查与考验，用实际行动来证实你们自己。作为联合小组负责人的叶绍芬同志，当然是审查的重点、考验的重点和政治嫌疑的重点。学习班结束后，他被分配在福州市农会做总务工作，前后七年，盼星星盼月亮，期盼哪一天能回到党的怀抱。“三反”、“整党”结束后，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查，中共福建省委认为城工部是党的组织，解放前对城工部处理是错误的，报请中央为城工部公开平反，党员恢复党籍。叶绍芬与联合小组其他同志一起第一批恢复党籍。

1957年，刚刚回到党的怀抱的叶绍芬同志，全身上下充满朝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大放大鸣帮助党整风。在民主生活会上，率真耿直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观点，批评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他的这些言论竟成为他“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被定为极右分子，发配到鼓岭劳动教养2年。这里应当提到的叶绍芬夫人陈茂薌女士，她是协和医院护士长，姐姐是叶绍芬同学，她知道叶的为人，于反右第二年力排众议毅然与叶绍芬结婚，给叶绍芬一个完整的家和无穷的安慰。“文革”后期，1970年2月又被下放到大田县一个偏远的山区大队劳动。吃的是地瓜稀饭、住的是破庙。不停地学习、检讨、认罪，但他也不停地上访、上诉。“文革”前和“文革”中，他在德京果店站柜台当售货员，他用微薄的薪金供养两个女儿上学，把她们培养成国家优秀干部。上世纪70年代初从大田县下放回来在茶亭街联一商店当营业员，整天与虾油、酱油打交道。商店营业收入要当天清点上交，比其他营业员迟下班一个多钟头。他主动承担这项工作。三尺柜台一站就20年。日日夜夜的劳累、痛苦、耻辱，他都是打起精神熬过。党内左的错误带给他一生坎坷、一生磨难、一身创伤。但他仍笑对一切，乐观以待。他相信自己、相信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纠正左的错误，发出更正所谓右派的决定。1979年叶绍芬终于熬到了再一次平反。这是他多少个日日夜夜久盼的佳音呀！这时他已经58岁了，但他的第一句发自内心的话是：“我还能为党工作20年！”他平反后想到最多的不是自己，而是帮助当年地下党的同志解决问题。1982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正确处理地下党问题的指示，福州市委立即成立处理地下党问题办公室，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叶绍芬兼任办公室主任。从1982年到1993年，他在市委处理地下党办公室的11年，这是他一生干得最起劲、最卖力、最开心、最有成就的十一年，他经手解决了历史遗案不计其数，因此得到大家的尊重，战友们异口同声地说：“老马一生太坎坷，是个热心人。乐观、坚强、正气、包容是他做人的品质。”

1995年9月，叶绍芬突然中风住院，经过五个月治疗，基本康复后在家与病痛抗争，仍然关心战友们的情况，关心国家、关心政治、关心改革开放，对党对革命坚贞不渝、无怨无悔，2006年11月9日，叶绍芬心脏停止跳动。战友章燕行为他写了一首诗，题目是《“马老”跨征途》：

降龙负屈志难违，旭日三山再奋飞。

横逆寒霜心似镜，一片红叶照芳菲。

叶绍芬同志，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