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的密使刘仲容

刘仲容像

解放战争期间，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大厦将倾，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为了探测中共的态度，代总统李宗仁与副手白崇禧安排刘仲容作为私人密使北上去见毛泽东。

刘仲容，湖南益阳人，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长期担任李宗任的幕僚，是桂系的智囊人物。刘仲容与毛泽东有着特殊的关系。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时期，他以桂系特使身份，秘密奔走于中共和各反蒋派系之间。西安事变时，刘仲容正在西安，与前来谋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周恩来恳切长谈，后应邀秘密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风趣地说：“刘先生是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晤了刘仲容，笑容可掬地说：“刘先生8年前来延安看我，8年后我到重庆看你，属礼尚往来嘛！”

接受了特殊使命的刘仲容，由南京赶往上海，找到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吴克坚，说明欲北上见毛泽东的来意，请吴克坚转达共产党中央。两天后，中共中央复电欢迎他北上，并提供了进入解放区的路线与接头暗号。刘仲容经武汉入豫，由河南信阳进入解放区。

刘仲容自武汉北上时，去司令部向白崇禧辞行。白崇禧对他说：“毛泽东与刘兄私交不错，此行必有功而返。”

“但愿如此。”刘仲容点头过后又摇头，“目前的形势是，中共尽占上风，原则问题上很可能不会让步。”

白崇禧一脸严肃说：“我们也有原则，就是划江而治，这是与德邻（李宗仁字）一致确定的国策，你也是知道的。见了毛泽东，一定要强调这个原则。”

刘仲容问：“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

白崇禧自以为是地说：“答应不答应是他们的事，你必须坚持不让。告诉毛泽东，国军虽然损失严重，但还有强大的海军、空军，如果他们硬要过江，是会吃亏的。他们既然表示愿意和谈，如果过江了就不好谈了，你务必向毛泽东陈明利害，把我的这层意思讲清楚。”

刘仲容进入了解放区后，直到3月下旬，才到达北平城。齐燕铭受周恩来的吩咐，在前门车站迎候，把他送往中南海丰泽园下榻处。

毛泽东对刘仲容的来访颇为重视，当天晚上就与之见面。当周恩来派车将刘仲容送往双清别墅毛泽东住所时，毛泽东将客人迎进室内，热情洋溢地说：“今次算小别重逢，也是第3次与刘先生见面了。”寒暄过后，话入正题，毛泽东先是询问南京方面的动向。刘仲容回答，南京政府里有三种人，一种是求和罢战的主和派；一种是希图通过谈判争取时间的；再一种是动摇徘徊的中间派。

毛泽东又问，李宗仁与白崇禧属于哪一派。

刘仲容趁此机会说：“蒋桂结怨久长且深，大有不共戴天之势，李代总统与白总司令既担心蒋氏卷土重来，又怕与中共再战损兵折将。为保住桂系一点血本，权衡再三，谋求停战共处，保住现有的地位。”

“刘先生讲的‘共处’以及‘保住现有的地位’，能否说得具体一点？”毛泽东显得饶有兴致。

“南京方面希望获得体面的和平，主张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互不侵犯。总之，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对此，白总司令的表现尤为强烈。”

“这是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毛泽东收敛笑容，“要我们不过江，是不可能的。”

刘仲容试图说服毛泽东，说：“总司令估计，你们能用于渡江的部队不过60万，长江自古号称天险，加上陆海空立体防御，就凭你们的木船能过得了江吗？”

“白崇禧的情报不准确，我军能投入渡江的正规军有百万之众，还有百万民兵。”毛泽东的口气、神态充满了自信心，“共产党由星星之火达燎原之势，关键之点在于得人心，也因此我们节节胜利，从黑龙江势如破竹南下，饮马长江北岸。几架飞机，几艘兵舰想阻挡我们，还不是螳臂当车？当然啰，反动的军事家是不懂人民力量的伟大。”

刘仲容承认毛泽东言之在理，用近似央求口气说：“如今，你们处在了绝对上风，胜券在握，希望毛先生以宽大为怀，网开一面，给政府适当面子。”毛泽东说：“他们处境可以理解，只是恕难接受了。我们不行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必须过江！”他辅以一劈手势，以示不可动摇之决心。

刘仲容见毛泽东态度如此坚决，便把话题转向别处：“桂系夏威一部被包围在安庆，还有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迫缴械，白总司令要求毛先生缓颊留情。”

“大原则解决了，别的事情好商量。”毛泽东爽快答应，“双方参谋人员在前线联系，我军解除包围，发还武器装备。”

4月2日晚上，毛泽东再次会见刘仲容，告诉他就在昨天，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团已到北平，与周恩来等开始谈判，所以想请他回南京去，劝李宗仁、白崇禧在此历史转折关头顺应时势。

刘仲容沉吟半晌道：“恐怕难有好的结果，昨天接到白总司令来电，坚持解放军不要过江。”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到底，白崇禧是要保住他的军队与地盘。这样吧，刘先生就请告诉他，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把30万军队交他指挥，比他现在带的多得多，人称他‘小诸葛’，人尽其才，于国有利嘛。再有，我们过江后他看着不顺眼的话，可以退去长沙乃至广西，不妨订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内不进他的地盘。”

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刘仲容着实感动：“毛先生如此宽容，名副其实大雅君子，我即日回宁，尽力劝说之。”

毛泽东又讲了4点，请他转告李宗仁：

——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他照样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

——桂系的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就不动它，待后再商妥善办法。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可照此办理。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我们渡江，就由李宗仁作主暂时保留其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先生出席，我也出席，如果由白崇禧、何应钦为代表，我方则由周恩来、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谈成签约后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再挂了。

——和谈业已开始，美国人和蒋介石是不甘看到成功的，必然阻梗破坏，希望李先生洞察其奸，拿定主意，切莫上了美国和蒋介石的当。

其时，一些民主人士已经进入解放区来了北平，共商建立新中国大计。次日，周恩来陪同刘仲容去北京饭店，与他熟悉的几个民主人士见面，异地重逢，嘘寒问暖，十分高兴。周恩来向大家畅谈了大好时局后说：“现在我们正在与南京政府代表团谈判，谈判是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的，不论南京方面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不签订也好，我们是一定要渡江的。”他还对刘仲容说：“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就什么都好办；要抵抗，那是不行的。你要向李、白两位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就无依无靠，广大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4月5日夜间，刘仲容飞返南京，刚跨下舷梯，敏感的记者围了上来，争相发问。他无可奉告，快步钻进了白崇禧派来的专车。

次日，刘仲容向李、白原原本本报告北平之行，李宗仁只说且待商量。而白崇禧听刘仲容汇报毛泽东拒绝划江而治时，一脸愠色说：“既然如此，仗非得打下去不可了，还有什么可谈的？”

这时，刘仲容直抒己见：“共军势不可挡，战必败，而停战和平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总司令还是顺应潮流为好，这于国家民族有利，也于总司令自身有利。”随之讲了毛泽东请他带30万国防军的话。

白崇禧一点也听不进：“对我个人进退，现在不是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中共方面如果确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可以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就不可避免。你告诉毛泽东，划江而治决无退步余地，你还可告诉他，真的打起来，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以后几天里，刘仲容又与李、白多次交谈，均毫无结果。原来，一则李、白意图拉美国插手中国内战已有苗头，二则蒋介石将一大批黄金送给白崇禧，条件是不与中共签约。

刘仲容闻此信息，仰天长叹：“事难成矣！”他对李、白丧失了信心。12日，刘仲容经由李宗仁同意，再去北平，临行时李宗仁一再交代：“竭尽所能，使毛泽东放弃渡江的条件。”

刘仲容一下飞机，就由王炳南、连贯等接送去毛泽东处。见刘仲容神色黯然，毛泽东已料得了几分，说：“刘先生此次回宁不尽人意吧？”

“未能说服李总统与白总司令，请毛先生包涵。”刘仲容摇头叹息。

毛泽东平静地说：“两家子的事，还须双方情愿嘛，刘先生已尽到责任了。”

刘仲容报告了与李宗仁、白崇禧交谈经过，又特别转达了白崇禧的原话。

毛泽东笑笑说：“这是一厢情愿，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渡江，且为时不远。这样吧，再次麻烦刘先生通知李、白两位，希望李宗仁在解放军渡江后不要离开南京，他如认为南京不安全，欢迎他飞到北平来，我们待以上宾之礼，那时和谈仍可继续进行，对白崇禧同样优待。”

刘仲容点点头：“我马上发去电报，由他们定夺。”

“刘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也有一点要求，就是希望你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大计。”

“感谢毛先生的看重与挽留。”刘仲容停顿了一下又说，“容我认真考虑。”

“应当，应当，我们只是希望，决定权还在刘先生，来去自由，不必为难。”

就在这一天，国共双方代表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八条二十四款。然而，至4月20日，南京政府宣称：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无考虑余地。

刘仲容（右二）与程思远（左一）等合影

4月21日凌晨，解放军打响了渡江战役，白崇禧的所谓立体江防被迅速摧毁。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逃往广州。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所向披靡，5月17日，白崇禧放弃武汉，撤往长沙。

5月21日，刘仲容拿着白崇禧命其南回的电报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热情挽留：“毛泽东同志要我尽量劝刘先生留下来，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还回去干什么？新中国十分需要刘先生这样的人才。”

“古语云鸟栖良木，臣择明主，几十年耳闻目睹，共产党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周先生一再挽留，不胜感激，我决意留下，听从驱策。”

周恩来友好地伸出手，热情地说：“非常之欢迎刘先生的明智选择，至于李、白两位及国民党其他军政人员，也欢迎他们随时与我们合作。”

至此，桂系密使刘仲容，确定了最后的归宿，迎来了政治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

新中国建立后，刘仲容受毛泽东之托，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外语人才，并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文革”期间，刘仲容也受到了冲击，初时尚有行动自由，还可以去看望老上司李宗仁。后来变得险恶，1968年夏，他被造反派隔离审查。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逝。周恩来总理派人通知外语学院让刘仲容参加追悼会，但造反派声称没有车送。周恩来连忙嘱总理办公室派车把他接了来。

追悼会上，周恩来发现刘仲容面容憔悴，立即问询原因。刘仲容直言告诉说自己被关进“牛棚”了。周总理显得很生气，但当时没说什么，随即将刘仲容的境遇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位“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过了3天，刘仲容的专案组撤销了，人也随之“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