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的神秘之旅

李元健

1931年的4月至6月，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频遭灾难的时期。党内连续两次出现重大叛变事件，差点给中共的领导核心带来灭顶之灾。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若不是卧底于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报信，中共领导机关的绝大多数重要干部就会被敌人一网打尽。

一难方平，一难又起。6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周恩来正组织力量进行营救，不料向忠发在敌人的利诱面前无耻叛党，将包括“伍豪”（即周恩来）在内的许多重要干部的秘密住处供出。千钧一发之际，幸得潜伏在敌人高层的密线报告和周恩来的谨慎细心，中央机关才躲过一劫。

此后，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的活动范围更加狭小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注意到了中共领导机关岌岌可危的处境，安排王明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周恩来与一批重要干部转往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在此前一年，周恩来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与毛泽东、朱德等一同指挥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

周恩来密离上海，前往数千里外被敌人层层封锁的中央苏区，这绝非易事。中央苏区与上海之间的遥远路程，虽然有了一条交通线，此前也通过这条交通线把一些干部护送到苏区，但当时情形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国民党正以30万大军在中央苏区实行规模更大、封锁更严密的第三次“围剿”。国民党上海、南京的报纸不断刊出文章，宣称：“对赤区四周的围困封锁，务必切实执行，这一点与作战同等紧要！必须做到‘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一人一蚁之通过’，无论大小通道、隘口险处均设立碉堡和岗哨，绝对禁止任何人进入赤区。”

如何保证周恩来安全抵达中央苏区，被提到了以博古为总负责人的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对此事高度重视，他用手扶了扶眼镜架，沉着有力地说：“伍豪同志的安全，一定要百分之百保证！此事由吴德峰同志全权负责！”

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在接到护送伍豪的任务，深感责任重大。吴德峰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出任国民党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后来从中共河南省委奉调到中央主持交通局工作，他了解这条充满险阻的交通线，数千里路程中水陆相接，沿途的码头、港口、城镇，敌军搜查严格。特别是在红白交界的地段，把守得更为严密，所有的交通要道、隘口险处都是碉堡、岗哨密布，还有反动民团不分昼夜巡逻。这种穿越敌占区越发困难的情形，此前已经由闽西苏区的几个交通站写成材料报到了中央交通局。

经过几天的思考，吴德峰决定向闽西交通站发出通知，要求该站的负责人赶来上海，专程报告交通站目前的工作情况。

9月中旬，炎夏初退。大埔交通中站站长卢伟良匆匆从青溪赶到上海，按广东省委同志的安排，找到英国租界的一间旅馆，便忙着写了给联络地点的信。

不久，按约定暗号，旅馆房门间隔被敲响了三下。门开了，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进入房间。

简要交谈后，卢伟良随同吴德峰到法租界一幢三层楼内面见伍豪。

身穿白竹纱唐装的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坐在卢伟良对面聊了起来。

“上海坐船到香港、汕头、闽西，沿途情况如何？”周恩来细心问道。

“由上海到香港，再转汕头，都是轮船。还有一趟是上海直接到汕头，这条船较小，不大好坐，但检查比较简单。到了汕头搭乘小火车，三个钟头就可以到潮州，当日有船到大埔。大埔到青溪可以坐我们自己的船。青溪开始便是走山路进入闽西了。”

周恩来认真了解了沿途乘船和火车的时间，仔细询问检查是否严格、敌人驻军情况，以及山路行走的路线、敌人封锁区情况、能否绕开封锁区进入闽西等问题。

几天后，周恩来派吴德峰带两位同志随卢伟良到闽西，对沿途路线作进一步侦察。

卢伟良自1930年起便开始往返穿梭于香港、上海之间，秘密护送了众多党的领导干部和党的秘密文件等，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央交通局此前对于闽西各个交通站的工作是满意的。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十多位党的重要干部通过这条交通线，从上海安全抵达了中央苏区。但这次要完成中央政治局交办的任务，把伍豪安全送达苏区，显然要艰难得多。为慎重起见，只有把各种情况，尤其是一些过去没考虑到的敌情了解清楚，才便于制订详细的方案。吴德峰对汕头、永定等地的国民党军驻扎、关卡盘查等情况向卢伟良作了询问，目光盯着这个肤色黑红的广东汉子身上，声音不高地发问：“伟良同志，中央要派一位重要领导同志到苏区去，对于护送工作你们有绝对把握吗？”

卢伟良在心里重复了“绝对把握”四个字，略为停顿后，还是把头点了一下：“当然有！”

“这就好，首先要确立这样的信心，才能制定安全、可靠的行动方案。”吴德峰说到这里又加以补充：“所以我们要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才行。”

几天后，吴德峰带着中央交通局的一名交通员按照与卢伟良商定的路线，来回用了近20天时间，作了一次沿途实地考察，并亲自出马打前站，足见中央对此次护送任务是何等的重视。

周恩来的苏区之旅终于成行了，时间是1931年12月上旬。行程路线是从上海乘小轮船直抵汕头，而后乘小火车至潮州，当日再乘船到大埔，下船即乘船往青溪，乘夜到多宝坑交通小站住，再乘夜通过敌人封锁线，进入闽西。护送他离开上海的是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员肖桂昌和邱延林，邱的外号叫“小广东”。

深冬的上海，凛冽的寒风夹着细雨，吹打在黄浦江上。这天吃过早饭后，周恩来由肖桂昌和邱延林护送，走上了停泊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的一艘小火轮。

此刻的周恩来完全是一副洋厂工人的装束：头戴鸭舌帽，身穿藏青色对襟哔叽呢上衣和中式裤子，脚上是翻毛皮鞋，脸颊上蓄着足有寸把长的胡须。为了这长须，吴德峰早在几个月前就要求周恩来蓄须，以掩饰那张充满睿智的剑眉俊脸。此外，吴德峰还特意为周恩来备了一顶鸭舌帽，交代他把帽檐压低些。

这身装扮，根本没人会把他与中共中央军委书记、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份联系起来。周恩来离沪时应该如何装扮，这是吴德峰反复考虑的问题。以周恩来的作为和影响，认识他的人为数不少，不对他俊逸洒脱的相貌下一番工夫来改变，很容易出问题。

从上海到汕头的小火轮客货混装，不能驶入大海，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将近六天的海上颠簸，令还不适应坐船的周恩来备受晕船、呕吐的煎熬。

几声鸣笛，轮船已靠在码头，船上顿时骚动起来，人们纷纷拿着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船。交通员“小广东”机警地环视了码头的情况，提起行李随周恩来下船。上了码头，周恩来便看到几个身穿黑衫的汉子，装着接客的模样在人群里穿梭，明白那是国民党的侦探特务，看来敌人对汕头的警戒与上海差不多，这让他更加提高了警觉。从交通站派出的交通员早已等候在码头上，他们密切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见周恩来一行上了码头，便张罗由当地党组织安排的三辆人力车随即靠上，招呼他们坐上后迅速离去。

下了人力车，一个身材魁梧的商人迎了过来，与“小广东”打招呼。邱延林见前后没人跟着，压低声音对周恩来说：“他是陈彭年。”周恩来点了点头，跟着这位中共汕头交通站的站长，向一家旅社——金陵旅馆走去。这个旅馆是绝密交通站的一个住宿点。在陈彭年办理住宿登记手续时，一旁不动声色观察四周的周恩来突然将目光停在右边墙上挂着的一幅大照片上：那是1925年汕头各界民众代表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合影，正当中站着的不就是他自己吗！他双眉一皱，立即抓住“小广东”的手，让他把陈彭年叫过来。走到门口，周恩来对陈彭年轻声说道：“这里不安全，我们换个地方住吧。”

陈彭年不解地说：“这个旅社的老板跟我熟，不会有问题的。”周恩来没有说出理由，只是严肃地说：“听我的，我们换个地方住。”

于是，陈彭年带着一行人走进一条叫棉安街的僻静小街，住进了一家小旅社。这是当年镇守潮汕的国民党军队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开的私人小旅社，地痞、流氓一般不敢去骚扰，连警察每晚例行的“查夜”都从不涉足。落脚在这，安全系数是很高的。

周恩来一行只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便由肖桂昌和另一个叫黄华的交通员护送，上了汕头到潮安的小火车。

黄华买的是二等车厢的车票，没想到上车后，发现二等车厢里只有他们三人，显然太招人注意了。周恩来一看不对头，连忙走进三等车厢，找了个空位坐下来。这三等车厢内人多又杂，肖桂昌和黄华怕出事，一直守在周恩来身边，警惕地观察四周的动静。

坐了一会，见报童过来，周恩来便买了一份报纸，他已经有好多天没有看报纸了。报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他：“蒋介石已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

“先生，你说老蒋这次下野，会不会像四年前那次，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旁边一位刚才还蒙头打瞌睡的中年男子侧着身子搭讪。周恩来愣了一下，没想到这人会跟自己聊这样的话题。他淡淡一笑，摇了摇头：“先生，我是生意人，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周恩来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将目光移向报纸的广告栏。

那人讨了个没趣，讪讪地起身离去。说话间，检票的人过来了，周恩来大吃一惊。事有凑巧，这检票员竟是1925年东征时的一个铁路工人，还曾到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向周恩来请示过工作。周恩来认得他，怕他也认出自己来，连忙把鸭舌帽拉得低低的，扭过头去看窗外。

肖桂昌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赶紧站起来把周恩来挡住，顺手将车票递过去。

“先生，你们的票座位在那边，请你们到那边去。”检票人指了指二等车厢，要他们到那边去。

“好，好，我们就去。”肖桂昌答应着，见那人走了，又坐了下来。

从汕头到潮安只有几十公里路程，一个上午就到了。下一站是粤闽边境的大埔县。周恩来一行乘坐从潮安到大埔的电船，这次买的是船尾的小厢房票，一上船就关起门为周恩来化装。肖桂昌取出行装，给周恩来换了衣服，又背上画夹，还把一些作画的颜料涂在他身上，短短几分钟时间，周恩来扮成了画像师。为保险起见，还给他的画夹里装了几张人物肖像和风光速写。

设在青溪的大埔交通中站早已准备好两只船去接从上海来的“客人”，船头那醒目的竹帽挂在上面。小火轮刚抛下锚，交通员余永菊的小船几乎同时靠了过来。

眼尖的交通员肖桂昌见挂有竹帽的船已靠过来，即刻做了个手势，便带着一个画师模样的人来到木船上。余永菊迅速取下竹帽，将撑杆向上一举，这是他们商量好的暗语，另一只船也随即取下竹帽，两只船一前一后地保持距离往青溪方向奋力划去。

傍晚时分，护送的两条船顺利抵达沙岗头码头，来客很快被接到永丰客栈。至于这次护送的干部是谁，谁都不知道，就是有人认识，也不能说更不能问。这是交通员铁一般的纪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周恩来问起交通员邹日祥、江崔英夫妇的情况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年护送的干部是周恩来。

周恩来上岸后几个来接应的武装交通员等候在那里，走近后见有个身材魁梧的青年，想了想，低声叫他：“小卢！”

卢伟良回首仔细端详，重重地点了点头。四个月前，卢伟良曾到上海向吴德峰报告交通站的工作，只知道要护送一位中央领导前往中央苏区，没想到来的竟是周恩来。这时，他欣喜地轻声对周恩来说：“伍豪同志，您这身打扮，刚才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周恩来幽默地轻声回应道：“要是你一眼就认出来，我也到不了这里了！”听周恩来这么一说，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到青溪时天已经暗下来了。卢伟良靠近周恩来同志，悄悄地说，“伍豪同志，我们不能在这里多停留，还要再走一段路，到多宝坑过夜。”

晚饭后，天渐渐暗了下来。10点钟左右，交通站的六位武装交通员由肖桂昌带领，护送周恩来往闽西方向进发。

因闽西乡村有不少基督教徒，肖桂昌和黄华按事先商定的方案，将周恩来化装成传教士模样进入苏区。这样，可以更好地掩人耳目。

夜幕下，化装成传教士的周恩来留着浓浓的大胡子，穿着长长的黑衫，胸前一闪一闪的十字架格外醒目。一行人还统一了说辞，遇有敌人盘查，就说要送传教士去长汀福音医院。

从青溪摸黑走了十多里崎岖山路，眼前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肖桂昌告诉周恩来，到多宝坑了，这里有交通站的一个小站，站里的交通员是一对年轻夫妇，男的叫邹日祥，女的叫江崔英，都是本地人，政治上可靠，当晚就住在他们家。

“路上辛苦啦，快坐下歇歇。”邹日祥一边热情的招呼，一边给客人端上糖开水。

周恩来接过水坐下，问道：“你是邹日祥同志吧？江崔英同志呢？”

被周恩来这么一问，邹日祥愣住了，心想：奇怪，这位干部刚来怎么会知道我和老婆的名字？容不得他多想什么，赶紧回答说：“噢，她到外面看一下，马上就回来。”

原来，夫妇两人知道当天有重要干部住在他家，提早就做了准备，还特意宰了鸭。不久，江崔英进屋招呼一声便到灶房去了。

约过一个时辰，江崔英端出一大碗香喷喷的鸭肉，还有荠菜炒鸭内脏、焖芋头，一并摆在四方桌上。“同志们都饿坏了吧，快趁热吃。”

“这鸭煮得好香啊，”周恩来微笑着说，又问邹日祥：“你怎么能够把鸭杀了呢？”

“山里买不到肉，总不能让客人吃素呀。”“你护送过多少人去苏区？”周恩来问。“来来往往那么多人，记不清了。”“那你家养了多少鸭？”“最多的时候有八九只。”

“如果到你家来住的客人都杀鸭招待，你养得再多也不够吃呀！”

大家听后都笑了起来，邹日祥红着脸不知道怎样回答好。一旁站着的江崔英赶忙接话替丈夫解围：“来的都是客，先到先吃，鸭子吃完了，后面来的客人就吃鸭蛋呗。”

“好厉害的夫人啊！来，大家坐下一块吃。”周恩来让江崔英一并坐下，有说有笑地吃着丰盛的晚宴。

当晚，周恩来和交通员在邹日祥家的谷仓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傍晚，太阳慢慢西沉，晚霞映照着整个多宝坑，四处的山、树、水、村庄都笼罩在一片金灿灿的霞光中。肖桂昌同青溪交通中站的几个交通员商议一番后，决定采取“白马露蹄”的方法护送周恩来继续前行。“白马露蹄”是交通站的暗语，意思是护送途中，前面派个妇女探路，如果她低头向前直走，就是有情况；如果她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就是平安无事。

夜幕降临，小村庄逐渐亮起淡淡灯光。从邹日祥家走出一个年轻女子，头包彩巾，身着花布大襟衫，手上拎着个小包袱，朝铁坑方向走去。周恩来、肖桂昌、邹日祥三人随后跟了上去。

半个多钟头后，他们顺利抵达铁坑交通小站。邹日祥和江崔英完成护送任务，把接下来的护送任务交给交通员赖德胜、郑启彬二人。周恩来幽默地对邹日祥、江崔英夫妇说：“今天是你扮媳妇，我走娘家，中央苏区就是我的娘家。”说得大伙轻声笑了起来。

铁坑与闽西苏区相邻，是赤白交界之地。这一带有几股土匪，常有杀人抢劫之事发生，国民党在龙冈寨附近筑有三个碉堡，设有四道关卡哨所。因路线复杂，要绕过这些封锁点，是需要极费心机的。交通员领着牧师装扮的周恩来一路摸黑前进，经过牛寨不久便来到敌人封锁严密的龙冈寨。六个武装交通护送员操枪埋伏在碉堡壕沟旁，注视着敌人的动静，一旦目标暴露，便使用火力掩护一行人穿过封锁线。幸运的是，敌人并未发现他们。于是，周恩来、肖桂昌在郑启彬、赖德胜的带领下，沿着陡峭的山路绕过封锁线，穿过伯公凹，进入永定的桃坑。此时已是半夜子时了。

夜色下，几个黑影闪进了桃坑，交通小站的站长邱辉如早已在此处等候。只见传教士打扮的周恩来取出一张纸交给邱辉如。邱辉如打开一看，只是空白草纸一张。

“用水湿湿就行了。看后烤干还给我。”周恩来说道。邱辉如将纸放在脸盆水中，草纸很快显出两行字，上行三个字“上香汕”，下行四个字“伍豪行区”。邱辉如看后惊喜地望向周恩来，轻声地激动地说：“您，您就是伍豪同志！”

肖桂昌走过来在邱辉如肩上轻拍了一下，说道：“没错，他就是我们的伍豪同志。”

“太好了，伍豪同志到我们苏区来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上海，秘密穿越国民党统治区，前后历时近一个月，安全进入中央苏区。

就这样，周恩来安全到达闽西苏区的永定交通站。在“秋云楼”住了两天短暂休息后，又徒步来到合溪交通中站所在地石塘村。这时，一身传教士打扮的他又变成头戴毡帽、身着长衫的商人了。在这里的两天中，周恩来被邀请到正在召开的永定共青团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当年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参三部部长的戴镜元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共青团的工作。他说，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在保卫和扩大苏区的斗争中，在学习军事、文化和政治等各项活动中，在发展生产、参军参战各方面，都要充分发挥共青团的突击队作用、先锋模范作用和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作用。共青团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

那天晚上，周恩来参加了永定团代会举办的晚会，兴致极高地同代表们唱山歌，还不时用手打着拍子。1950年，有一次戴镜元乘坐周恩来的汽车时，周恩来还回忆了在合溪参加团代会的情景。

在闽西永定期间，周恩来发现了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的错误和严重后果，当即给中央政治局写了报告：“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认识到闽西解决社会党所带来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后来，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严肃批评了闽粤赣临时省委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保护了一大批党和红军的骨干力量。

从合溪交通中站出发，便进入中央苏区的腹地范围了。这时，周恩来一行改骑马，经上杭的大地、白砂，连城的新泉、朋口，顺利抵达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在长汀的三天时间里，他看到苏区人民大力支援革命的热情，看到商店林立、市场繁荣、航运发达，不由感叹：“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

1931年12月25日，周恩来在交通员的护送下，骑着枣红大马直奔红都瑞金。毛泽东、朱德、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热情地迎接了周恩来。当日，一道电波传到上海党中央：“一路顺风，‘伍豪’平安到达‘娘家’。”

历经20余天的艰辛路程，周恩来结束了上海到闽西、赣南中央苏区的神秘之旅，开始了新的征程。他与毛泽东、朱德聚首在赣南闽西这片神奇的红土地上，掀起了新一轮的革命波澜。

1965年周恩来到广州视察时，曾问陪同的广东省领导：“大埔的多宝坑有个邹日祥，生活好吗？”后来这位领导专程到多宝坑传达此话，邹日祥夫妇当即感动得热泪盈眶：“30多年过去了，周总理他还记得我们啊！当时再苦再累再危险，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作者简介：李元健，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曾任中共连城县委党史办主任。

原文刊载《印迹-中国红色保密故事（福建卷）》，金城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