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扇沉重的门

冉炜君

6月，武夷山已进入雨季。我和大安革命斗争历史陈列室的义务讲解员张珍秀站在展室过道，大雨从天井的屋檐上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在地池中打个漩，急急忙忙汇入奔向大安溪的水流。张珍秀是大安小学的语文老师，一次有位学生向她提了一个问题：“老师，什么是‘革命’？”张珍秀愣住了，她也用同样的问题问自己“什么是‘革命’”？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在词意上她很容易回答，但身为红军后代的她，就是觉得所有回答都是对学生的搪塞。1996年，她带着“什么是‘革命’”的问题加入义务讲解员的队伍，一讲就是23年。

我把武夷山水和在根据地遗址的见闻，打包到华为手机，带着一包茶、两个字回到北京。一包茶是正岩大红袍，两个字是“革命”。可是，我究竟想从这两个字中找到什么？我能找到什么？

武夷山市在福建北部俗称“闽北”的地方，原名“崇安”。这段红色革命史从1927年崇安成立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算起，已经过去92年了。如今，那个年代的人陆续离世，他们关上一扇又一扇生命之门的同时，也增加了我们打开历史之门的难度。

“并非是我看见的让我停住了脚步，而是我所看不见的。”这是从我电脑屏保上跳出的一句话，它来自《海上钢琴师》。如果，我看见的有限，那么什么是我看不见的？正当我漫无目的地在资料中徘徊，一组充满血腥的数字震动了我。“崇安苏区建立前，全县人口14.4万人，到新中国成立前仅剩6.9万人。其中半数人口被国民党杀害。”是什么力量集合起这么多不要命的人，他们明明知道当红军会死，为红军办事会死，却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拼死也要开创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我打定主意寻找牺牲者的故事。这看起来很残忍，但是，只有用生命才能对“革命”做出终极解释。我发微信向大安的张珍秀老师、坑口村党支部吴华祥书记说了我的想法，他们很快就发来回忆录。那些亲历者的回忆生动、具体，代替了我的眼睛，把我送到那个火热而残酷的闽北红色根据地。

在五府岗下的坑口村有一片荒地，过去有人在这里种过菜。自从菜农从地下挖出十几个金戒指后就不再种这片地了。任由它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疯长着开白色花朵的一年蓬和寓意金鸡报晓的黄色金鸡菊，使它看起来像片花圃。雨后路过这里，可见缕缕白雾从长满花草的地底升起，先是婀娜地散着步，轻轻抚摸这里每一寸土地上的每一朵小花、每一棵小草。然后，随着升起的阳光向肩并肩耸立的武夷山脉集结而去。它既轻盈又壮观，让你不得不驻足瞭望良久。多少人欣赏过它的美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88年前，坑口地区经过徐福元等革命者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发展共产党员、扩充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土地革命分田分地，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使身处贫困山区的坑口人民对生活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美好憧憬，生命价值观也开始觉醒。他们怀着使命和敬畏之心投入到对人类新秩序的拓荒，并且为此感到荣耀。

“革命”是天道，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共产党的胜利就是顺应了天道，从时下最劳苦的民众中获取力量。如臧克家所言：他们“人人都渺小，然而当把渺小扩大到极致的时候，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新的英雄”。

1931年1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和分区革命委员会在坑口村成立，革命者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坑口一带。当年2月，国民党对闽北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军事“围剿”，派出大批敌人进攻坑口，烧掉了坑口附近车盆坑、宿军塘等村庄的民房。来不及转移的坑口村民和分区委党政机关人员被敌人集中在一起。起初，是拉出人来逼问谁是共产党，不说就用砍刀杀。一刀一颗人头，一刀一条人命。面对生命的不归之路，几百号人宁死不屈，硬是没有一个人指认。后来，敌人把所有抓到的人关进一个大院，逼着每一个人说出自己和亲属的名字，说不出的格杀勿论。大屠杀进行了一整天，300多具尸体堆满一座木房。几天后，这座房子轰然倒塌，300多烈士的骸骨永远埋在了这里。

如果，你好奇那位菜农怎么刨出那么多金戒指？吴华祥书记说：“当时，出来参加革命的人就没再打算回去，他们把贵重的家当都带在身上。”

我问吴书记：“这些烈士的姓名有记载吗？”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说“没有，外地来到这里牺牲的基本没留下姓名。就像我的曾祖父吴春合从坑口出去参加红军，1933年在建阳黄坑战斗中牺牲，老人家的尸体也没找到。这样的人很多很多……”

据不完全统计，在苏维埃时期，坑口原有3900多人口，到新中国成立时，被杀死、饿死2900余人。原有66个自然村被烧毁57个，原有4345间房屋被烧毁3655间。其中车盆坑村先后被烧7次，使664户成了绝户。

她没有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人们叫她方嫂。方嫂一家是根据地的老“接头户”。方嫂有五个孩子，大的七八岁，小的才一岁多，肚子里还怀着八个月的身孕。1937年5月，方嫂的丈夫为红军买好东西，正打算给山上的游击队送去，不料被敌人发现。夫妻俩被押到县城监狱，敌人逼他们招出村里的共产党员。方嫂夫妻虽然都不是党员，但他们知道谁是，却不肯说出。方嫂的丈夫被敌人活活打死。为了撬开方嫂的嘴，方嫂受的酷刑，一次比一次厉害。他们把方嫂绑成十字形，毒打、逼供。她的手腕被打断，肚子里的孩子流产下来。一天，方嫂又被叫去审讯。她走进审讯室看到的却是日思夜想的五个孩子，天真的孩子们喜悦地笑着叫着扑向妈妈。敌人把孩子一个个从方嫂的怀里拉过去，五把刺刀架在五个孩子稚嫩的脖子上，指着孩子们威胁方嫂：“不说出共产党的名字，就杀掉你的孩子！”

看着刺刀下哭喊颤抖的孩子，作为母亲的方嫂，心岂止是碎了。此时，她只求一死，用自己的命换孩子们的命。

敌人把最小的孩子用刺刀挑起，逼迫方嫂招供。方嫂知道只要自己开口就不知有多少革命干部、多少个家庭要惨遭杀害。敌人见方嫂不肯开口就活活剖开了幼儿的胸膛。一口鲜血从方嫂口里喷出，她终于开口了，那是怒吼，穿越监狱，刺破苍穹的怒吼，惊天地，泣鬼神……

又一个孩子被拉出来，方嫂还是不招供，只是撕心裂肺地吼叫……

气急败坏的刽子手们，竟然把方嫂的孩子一个又一个全部剖腹杀害。

在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我看着一件件带着历史痕迹的革命文物，听着讲解员饱含激情的讲述，心里充满对这块红色土地的敬意。参观完毕，我又返回头，再一次走到介绍“打响闽北武装革命第一枪”的展区。我要记住那些根据地开创者的名字，从他们的照片或画像上感觉那些高贵生命的温度。徐履峻、陈昭礼、杨峻德、黄道、陈耿、徐福元……一张张年轻、英俊的脸庞从我面前闪过，这些朝气蓬勃的革命先驱者，没有一个享受到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的生命早早定格在二三十岁的年纪。他们有的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有的被敌人残忍杀害。但令我困惑的是，陈耿、徐福元等一批为数不少的革命开创者，却死于共产党内部肃反中的“错杀”。

可是，他们何罪之有？敌人花几千大洋买不来的人头，却被“自己人”砍了。

这就是革命。

在革命的征途上，生命弥足珍贵。因为斗争是人与人生命质量的肉搏。“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赋诗曰。

在革命的征途上，生命平凡铺张。“一场革命，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徐向前元帅的夫人程训宣也在肃反中被杀，他在回忆录中如是说。

而我想说的是，历史发生的一切已经做出回答，迟到的只是提问的时机。

(本文原载于《走进“八闽旅游景区"·武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