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专题·

永远的红土地

李治莹

小 引

早在1923年，40多位进步青年就组织起进步社团“晨钟”社，创办起《钟声》杂志，宣传革命思想的永定；

早在1926年就成立起福建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永定；

早在1928年，声名赫赫的张鼎丞等共产党人就先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湖雷暴动”“闽西秋收暴动”“金砂溪南农民武装暴动”……并成立起工农革命军，红军营武装组织的永定；

早在1929年，革命领袖毛泽东就深入这块山水指导革命斗争；之后，根据毛泽东思想，先后建立起12个区苏维埃、123个乡苏维埃政权，成立起县苏维埃政府的永定；

早在1930年，就成立起110个党支部、拥有1425名共产党员的永定；

早在1934年，就有4000多位永定儿女参加红军，其中多达2000多人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永定……

……

这是一块许许多多革命者用鲜血染红的土地；

这是一块共产党人高举了80多年党旗，让镌绣着镰刀斧头的旗帜，猎猎飘红的土地；

在这块红土地上，多少先烈的鲜血汩汩流淌；多少英雄的事迹千古流芳；多少不朽的故事代代流传。在满山遍野的故事花丛中摘下几朵吧，让今天的人们看看那恒久的艳美，闻闻那永不消失的芳香……

红色金丰“小井冈”

在那遥远的90年前，永定的天地布满黑雾乌云。但1929年的春天，永定金丰山万亩山野的红杜鹃却是红了那一方山水。

正当红杜鹃烂漫之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的工农红军第四军走下井冈山，转战在闽山赣水，走进了永定、走上了金丰山。

海拔1300多米的金丰山巍巍矗立，地势非同寻常的险要，高山险峰的气势，有着摄人心魄的雄浑。更有那古藤老蔓缠绕山间林丛，羊肠小道纵横峰岭，真是山景这边独好。毛委员等一行站在金丰大山腹地牛牯扑的山峰上，一览如此壮观的山岭，十分惬意，欣喜地对众人说：“此山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群众基础好，是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毛委员等一行察看金丰山后的第3个月，也就是1929年的8月21日，由于反动势力的再度猖獗，加之毛泽东当时患上较严重的疟疾，永定党组织领导人阮山等一行把毛泽东、贺子珍夫妇秘密护送到金丰大山的腹地牛牯扑，进行隐蔽性治疗养病。

化名为“杨主任”的毛泽东深居牛牯扑期间，一边请当地的老中医诊治疾病，一边指挥永定及全局的革命斗争。且频频接见永定县委和当地革命斗争领导人张鼎丞、阮山等，常常一起分析永定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总结指导“永定暴动”的经验和教训。研定新的革命斗争策略，商谈如何有力地贯彻闽西“一大”和建立永定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毛委员还带着病体，坚持在牛牯扑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与村民促膝深谈，过细的调查研究农村、土地、反租反息，和农民生活现状等问题。夜晚，便点灯秉烛，在自己亲笔题写的“饶丰书房”里，着手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案”。

一日，忽报当地反动势力在进行“三省会剿”，叫嚣要根除共产党人，特别要追寻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行踪。在反动势力又一次追捕毛泽东的行动中，下了狠劲，地毯式地遇村必查、逢山必搜，进行“围剿”式的大搜寻。敌人“追剿”到牛牯扑的那一天，毛泽东正在病榻上养病，因久泻未愈，身子骨十分虚弱。而敌人追捕的脚步声又突然逼近。危难之际，游击队员陈添裕、陈万裕等人急中生智，立即反穿草鞋，果断地背起毛泽东撤离牛牯扑。一路上，穿林越岭、涉水过溪，绕至雨顶坪、石岭等小村寨，直下湖雷，歇脚在凹下村。因陈添裕、陈万裕身背毛委员时反穿了草鞋，笨拙的追敌沿途寻觅反穿的草鞋印一路追踪，自然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竹篮打水一场空，告败而归。

毛委员隐身湖雷凹下村后，继续请中医治病。十余日之后，病体稍有好转，便由湖雷的赤卫队员一路护送，离开永定。暂居上杭临江楼，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

毛委员走进永定，后又挥手告别永定，这在永定的革命史上留下了闪闪发光的一页。

自从毛委员走上金丰山，走进牛牯扑之后，金丰大山就成了真正的红色政权根据地。当时红色政权的重要机关和领导人，便沿着毛委员的足迹以金丰大山为根据地开展革命工作。曾先后驻设过永定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红八团、红九团、红五十六团、中共永定县委、永（永定）和（平和）靖（南靖）县委、王涛支队、闽西支队、闽越赣边纵队、永东工作团、永定游击队等红色政权的党政军重要机构，成了永定内外一个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无论是当时驻扎此地的各路革命队伍，还是金丰山里山外的老百姓都把金丰大山称作“小井冈山”。

“小延安”里的大生产

      北方拥有个“大延安”，南国诞生出个“小延安”，这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永定革命基点村群众口口相传的“秘密”。当年这个光荣的“小延安”，就坐落在永定县东南部老吴子村的旗扇山中。

      老吴子村虽在深山老林之中，但地处永定、平和、南靖三县的边境，是开展游击战和驻扎首脑机关的要地。早在1929年就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35年，闽西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和红九团，以及永东游击队，从下洋的月流村转战老吴子村。与广东的一支军阀部队激战后，在老吴子村成立了党支部，从此全村老少心向共产党，赤胆忠心的投身革命。但由于反动势力无休止的“清剿”“围剿”，以及三番五次的烧杀抢掠，农民群众的生活已是困苦不堪。红色政权、特别是长年转战深山老林的游击队的给养难以接济，严重威胁着革命力量的生存与发展。为了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永定县委决定在老吴子村开展隐蔽性大生产活动，生产基地选择在人迹罕至且四周高山密林的旗扇山。他们把一批骨干力量和当地接头户陆续潜入旗扇山，在那方处女地上披荆斩棘。以陕西延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把旗扇山当作陕西延安的南泥湾。在山中开垦出一丘又一丘、一片又一片的荒地，种下多种农作物。春天播下种，夏天长出粮……热气腾腾的大生产，鲜活了旗扇山那一方山水。从此，旗扇山中日日飘荡着“红米饭、南瓜汤”的阵阵香味。他们在生产粮食的同时，喂起了鸡、鸭、兔等家禽，且还养肥了大猪，丰富了供应。又在那不能耕作的山坳里种上了各种果树和竹子。果子熟了，便让老吴子村群众挑下山赶墟天赴集市；竹子长高了也悄悄运下山去，卖给制作竹器的工匠，以此补充革命经费。从此，“饭菜飘香”的老吴子村旗扇山就成了当地红色政权坚强的“大后方”。

      这个“大后方”在周边群众的严实保护下，像个密封的金箱银桶，不曾向外透露半点风声，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在旗扇山中的大山坳里，竟然还从无到有地隐蔽着一个红色政权的粮食生产基地。因此在那艰苦卓绝的非常时期，得以维持了几年的生产自给，保护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在“小延安”大生产的革命人士，坚持两手抓，一边挥起锄头镰刀，栽菜种粮；另一手则紧握枪杆子，以秘密的方式与反动势力开展武装斗争。仅仅在攻打小芦溪村的一次战斗中，就缴获了敌人长短枪50多支，粮食两万多斤，将近两尺高的一堆光洋和其他多种物资。

      1944年的夏末秋初，中共永和靖县委在老吴子村复建，边委和特委机关也全部迁驻老吴子村。这个小山村成了闽粤边革命活动的领导中心，红色政权重要领导机关的进驻和生产基地的建立，老吴子村这个光荣的乡村，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个微缩的闽西“小延安”。在这个“小延安”驻设的红色政权机构和生产基地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动势力再次“清剿”老吴子村一带革命基点村。在大“清剿”中，敌人终于发现了隐藏在旗扇山中的“小延安”生产基地。敌人还在旗扇山的草寮和山洞中，发现边委机关驻地痕迹，且搜出一批印刷材料的纸张。敌人气急败坏，不但纵火烧毁了山中的草寮，毁坏各种生产用具，铲除旗扇山生活设施，还烧毁了老吴子村，甚至连老吴子周边的村庄也不能幸免。最为残酷的是，以凶残的手段杀害了老吴子村党支部书记等革命人士。

      为粉碎敌人的“清剿”，中共闽西地委派出重要武装力量，反击敌人。之后，又在老吴子村成立起南溪游击队，继续开展筹粮筹款、请医买药工作，基本保证了红色政权的给养，对敌人进行持续性的武装斗争。

风展红旗如画

       在当年永定腹地深处，而今通达的309省道湖雷镇羊头村路段上，平日里风展红旗一片。党旗、国旗、红旗，在金色的阳光下格外灿烂夺目。今日羊头村党支部和全体村民用飘飘的红旗告诉川流不息的过往车辆和路人，告诉过去和未来，告诉昨天和今天，告诉先烈和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后来人—这里是福建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这片土地是光荣的，这个村庄是光荣的，这里的村民更是光荣的。

       光荣的羊头村村民不会忘记：自1921年那个火红的夏日，华夏大地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之后，马列主义终于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而广泛的传播，革命真理的火花渐渐闪亮在闽西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上，闪亮在永定的山山水水。

      永定，在这块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峰低岭、山山相连。在这山岭之间的客家先民，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地生存、劳作着。但山岭之间，地无三尺平；触目之处，尽是穷乡僻壤；开垦的田地，大多是瘦田薄地，“豆腐”块大小的田垄。“丈二田坎尺二田，田埂高过屋，牵牛寻无路”，这就是当年山高田小的写照。一季收得三五斗，经不起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的肆意盘剥。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罚款，罚得村民心惊胆战。曾有一村民因自家的母牛生下一小牛犊不幸夭折，埋于山冈，居然被村霸罚得倾家荡产。另一村民因无力养活孩子，便过继他人。就因为在过契上没贴印花，而招致天灾人祸，被逼得逃离他乡……举不胜举的大苦深仇，使得山里山外暗无天日。加之军阀官僚连年混战、轮流苛政、涂炭百姓，更使得劳苦大众雪上加霜。仅仅在1922至1926年，发生在永定境内的军阀战争就多达30多次。短短三四年间，不同旗号的军阀往返盘踞永定7次，由各军阀委任的永定县长换了10任，“走马灯”一般的“军阀县长”，每每上任总要骚扰乡里、压榨民众。肆意盘剥的同时，还卖官爵、派军饷、捉壮丁，烧杀抢掠、强奸民女，加之土匪滋盛、疫病兵灾等天灾人祸，导致民不聊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早想揭竿而起的永定民众，盼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明亮的火种，几多投身革命的永定人以革命精神之力量开辟出一条光明之路。1923年，永定一批进步青年就热血沸腾地组织起“晨钟社”，创办起宣传革命思想的《钟声》杂志。不久，《雷鸣》杂志也大声问世……

      在革命的激流涌动之下，于1926年初夏，中共厦门总干事会书记阮山奉命回到永定建立党组织。7月16日那个夜晚，在羊头村一座小型四方土楼前面的“万源楼”上，一盏闪烁着光明的煤油灯映照着几个激情在胸的身影，昂扬着革命斗志。在一遍又一遍的坚强誓言之下，这个由阮山任支部书记的中共永定支部成立了。

这是福建省成立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这是永定农村、也是闽西农村革命的星星之火。

       那天的会议开得很久很久，那天的月光很亮很亮。每个人的胸中都澎湃着一股砸烂旧世界、迎接新生活的激情和信念。在党支部成立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和步骤，研定了在各地农村发动群众投身革命，如何兴办公学、创立夜校、组建农会、抗租抗税……共产党员林心尧在一本草纸订成的笔记本上，对会议做了记录。

       两个月以后，也就是1926年的9月22日，党支部再次在“万源楼”召开了会议。会议研究了如何组织和配合各地农民暴动，扩大革命声势、壮大力量、迎接北伐军……

       革命激情的涌动和革命行动的一步步开展，使得原本就草木皆兵的反动势力更加的惊慌失措，一次又一次的搜查、跟踪、追捕、屠杀共产党员的恐怖气氛，弥漫在永定内外。为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党员四处隐蔽。在党支部成立会议上做了记录的党员林心尧，在反动势力暂时离开永定，避至上杭。又因上杭同样乌云密布，再次潜伏在武平一个山村的农户家中。但最终还是被敌人发觉后追踪，逃脱不及，中弹重伤。敌人用箩筐把林心尧抬下山去，残忍地杀害了这个誓死守住党的机密的共产党员。

      当永定的家人去武平收殓烈士遗体时，房东把林心尧逃离前藏匿于屋梁上的党支部成立时的会议记录本，交还烈士的家人。家人回永定后，再次把这个珍贵的记录本深藏于屋顶一角的墙缝之中，直至迎来全国解放的遍地旌旗，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录本仍然完好无损。

       自从湖雷羊头村“万源楼”建立起第一个中共农村地方组织之后不到3个月，永定金丰党支部在下洋公学成立。翌年，由张鼎丞任书记的溪南党支部成立。不久，太平党支部又在文溪村成立……

       各地党支部的先后建立，奠定了永定大暴动、金砂溪南大暴动等各地大暴动的政治基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红土地上的铜墙铁壁

      革命的烽火点燃之后，永定的劳苦大众就高高举起革命的火炬，纷纷以参加共产党组织、加入农会、进行武装暴动，声援和支持革命等多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他们为此而流血牺牲、倾家荡产、背井离乡的不计其数。仅仅在1934至1937年这短短的3年游击战争期间，就有800多名党员和红军游击队献出了生命。被反动势力杀害的革命群众多达2600多人。被抓的壮丁和妇女儿童2200多人，3800多人在“清剿”中活活饿死，近4000人被迫离乡背井，93座村庄被反动势力毁灭，5731间民房被焚烧，105座村庄被迫移民并村，6700亩山林被烧毁，6900多头耕牛被抢掠……革命基点村的游击队员家中被抢光、杀光、烧光而成为绝户的比比皆是。

       永定的革命者和劳苦大众尽管遭受反动势力惨无人道的镇压和杀戮，但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对敌斗争。另一方面则为各级红色政权和各路游击队筑起一面面铜墙铁壁。

       三年游击战争之初，反动势力就实行全面封锁，穿梭在深山密林的游击队缺衣断粮没子弹，给养方面常常中断，处境极其艰难。这时候，各乡各里的人民群众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利用一切时机、想尽一切办法，为各支游击队送衣送药送粮。村民们想出了“串担”（即以捅穿竹节的竹子做担杆）的法子，在被捅去竹节的竹筒里，装粮、装盐、装药；或是用“双层桶”，在下层装米面，却在上层伪装上一层粪土；再就是用“大蒲包”装米饭等几十种机智巧妙的办法，把粮食和各种物资悄悄地运送给各路游击队。就因为有了这许许多多充满智慧的办法，各级红色政权和各路游击队才得以有效的保护，多种形式的革命斗争才能持续开展。“一根竹竿五尺长，捅开竹节把米装……”类似于这样的民谣在当时永定的山里山外广泛流传。

      雨顶坪村有位接头户，在自家田地里收割了三担谷子，漏夜挑进山里，全部送给隐藏在深山里的游击队。村里国民党保长察觉后登门审问谷子的去向，这位接头户佯装痛惜地说：稻田被野猪一夜之间糟蹋了……保长不信，以“通匪”“济匪”罪抓捕了他，接连数日严刑拷打，且残忍地上了电刑。但这位接头户宁死不屈，没有供出一个字。西溪村一位年仅14岁的小姑娘，在给游击队送米的途中被抓，竟被拷打至死。这个叫厥四姑的小姑娘的革命精神，感动着四面八方。基点村的群众和各路游击队更加同仇敌忾，战斗的烽火更加的猛烈了……

       有位名叫罗荣德的妇女，在一次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机关买粮送粮时，不幸被埋伏在途中的敌人发现而落入敌手。敌人知道她清楚张鼎丞等重要人物的去向，为了能一举抓获张鼎丞等，敌团长亲自提审罗荣德。审问无果后，竟然叫来经不住拷打而叛变投敌的罗荣德的丈夫帮助劝说。但罗荣德对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机关所在地的秘密守口如瓶，不吐一字，最后惨死在敌人和已成为敌人的丈夫手里。

       西溪斜里村的接头户吴接成是苏维埃时期的老党员，早年守寡，身边只有一个独生子。独生子参加了游击队，但在一次战斗中被捕后，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叛变成了内奸。吴接成痛心疾首地规劝儿子回归革命队伍，但儿子不思悔改。为了红军游击队的安全，吴接成决定大义灭儿，毅然要求组织上处决自己的儿子。但党组织考虑到她年轻守寡，儿媳妇又刚刚过门不久，没能答应她的请求。但她却深明大义地说：“叛徒是革命的罪人，他已不再是我的儿子了，我要的是革命，不要这无耻的叛徒。”由于当时革命形势严峻，更重要的是吴接成的一再要求，为能有效保证闽西南党政机关的安全，组织上果断地镇压了这个叛徒。大义灭亲后，吴接成和自己同样年轻守寡的儿媳妇，一如既往地支持革命，支持游击队。

       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反动势力规定“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凡“通匪”“窝匪”不报告者一律枪决！尽管处处都是白色恐怖，但基点村群众还是想方设法帮助游击队、保护游击队，如佯装上山打柴，下田干农活，把给养送到游击队手中。更有少年儿童，一旦发现敌人搜山，就以吆喝耕牛为信号告知游击队。当时张鼎丞等领导人隐蔽的山洞，距离敌人驻扎地仅300米，但在人民群众铜墙铁壁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1935年从春季开始，当反动势力“清剿”最为严重的时期，红九团有一批伤病员转移到湖雷戴洋寨养伤治病。已投敌叛变的原闽西军政委员会参谋长带敌前来，包围了村子。把全村8户人家，30个男女老少押到一个空旷地带，胁迫群众交出伤病员。村民没一个开口，个个怒目以对。气急败坏的叛徒和敌人，从人群中拉出3个随时准备拼命的青年。一阵枪响，一排子弹夺去了那3个青年的性命。人群开始骚动和怒吼，悲愤的空气似乎已经凝结。但整个戴洋寨的百姓始终紧咬牙根，没人说出有关伤病员去向的一个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伤病员的安全。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生大小战斗170多次，歼敌1800多人，粉碎敌人5次“大围剿”。由于有了广大基点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保存了永定各地党组织70多个，党员300多人，有力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兵力，为配合中央主力红军的胜利长征做出了重要贡献。

      永定自1926年有了党组织之后，共计有10余万人直接投身于革命斗争，占当时全县人口的70左右，人民群众是红色政权真正的铜墙铁壁。

永定，永远的土地

      永定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21个县之一。在这块红土地上，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举行了震撼八闽的永定暴动；建立了全省第一支红军部队和最早的苏维埃政权。在这块红土地上，留下了毛泽东、朱德、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足迹。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永定老区的人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披荆斩棘，流血牺牲，前仆后继。28年红旗不倒，涌现出数不胜数、可歌可泣、光芒四射的革命人物和英雄事迹，谱写了光照千秋的英雄史诗。

       今天，在这块红土地上，永定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改革开放上独树一帜；在经济建设上以科学发展观引路，大思路、大视野、大手笔地描绘大蓝图，步步攀登经济建设新高峰！浓墨重彩地谱写着红土地上的革命新篇章……

      （本文原载于《烽火回望 》）